西晋虽然实现了中国的统一，但其建立之初就存在根基不稳的问题，最终演变成了中国长达两百年的动乱局面。晋武帝去世后，西晋王朝陷入混乱，晋惠帝由于缺乏能力，无法控制局面，八王之乱随之爆发。这场动乱让刚刚恢复生产的西晋再次深陷战乱，最终东海王司马越取得了胜利，平息了局势。

然而，司马越并未能稳固西晋政权，反而在其主政下，西晋迅速走向崩溃，胡人南侵引发了永嘉之乱。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司马越成功结束了八王之乱，他并非善类。在其手中，西晋最精锐的禁军和未受战争削弱的东海兵力，曾有足够的力量应对外敌入侵。但奇怪的是，统一三国的西晋军队为何在面对胡人时显得如此无力？

八王之乱的根源可以追溯到门阀政治的出现。东汉末年，由于察举制，东汉官场逐渐形成了家族政治。若历史正常发展，门阀或许最终会取代皇权。然而，黄巾起义的爆发打破了这一进程。尽管门阀控制了政治，但在军事上却无法应对，从而导致了三国鼎立的局面。曹操通过挟天子令诸侯，虽然名义上汇聚了大量的有识之士，却面临着权力无法合法传承的问题。

曹操为了平稳取代东汉皇权，最终选择与门阀妥协，建立了“九品中正制”，这为中原的政治格局注入了新的变数。皇权与门阀共治的局面形成，皇权需要控制军权，于是将军权分给宗室。这一安排表面上看似稳定，但却埋下了隐患。曹魏最终因宗室的集体没落而导致了司马氏的篡权，而司马氏则因将军权分给宗室，最终陷入了兄弟间的争斗。

八王之乱的爆发表面上是由贾南风的乱政引起，但从中国历史的长河来看，藩王权力过大几乎注定了政权的不稳。无论是吴楚之乱、八王之乱，还是侯景之乱、宣武门之变、靖难之役，藩王的过度权力总是导致国家动荡。晋武帝在世时尚能压制藩王的权力，但到了晋惠帝时期，尤其是贾南风被铲除后，局势变得不可控制，许多人都开始争夺这个傀儡的权力。

八王之乱在这时达到高潮，长沙王司马乂、司马颖、司马顒三位藩王在洛阳郊外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时，司马越从中突围，趁机收拾残局。他与这些藩王不同，长期在中枢工作，熟悉文官系统，与禁军保持紧密联系。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司马越率领禁军突然将司马乂逮捕并交给了二王，这一行动迅速削弱了司马乂的势力。随后，司马颖被立为皇太弟，司马越与二王展开了激烈的战争，尽管最初失败，最终他还是通过多次较量赢得了胜利。

从八王之乱的战局来看，司马越的胜利其实更多的是“摘桃子”式的收获。司马乂、司马颖和司马顒三方的争斗，导致了数十万人的伤亡，最终三国局面已经无法恢复和平，司马越也因此成为了最终的赢家。

然而，司马越的胜利并非稳如磐石。其后，晋怀帝的登基便为他带来了新的麻烦。司马越虽然长期掌控禁军，但朝廷中还有一股反对藩王的力量——羊后。羊后与晋惠帝紧密结合，始终维护着皇权，因此成为司马越巩固政权时的一个重要障碍。为确保权力，司马越采取了毒死晋惠帝、立晋怀帝为帝的策略。

晋怀帝相较于晋惠帝显得更加精明，且没有太多根基，因此司马越对他有较高期望。然而，这一选择在西晋混乱的局势中变得愈发复杂。司马越在继位后，立刻面临了新的挑战——东莱王王弥起义，直指司马越的大后方青、徐二州。而司马越在中央没有大权，在地方也并未完全掌控，局势变得越来越危险。

为了应对这一危机，司马越只得出镇许昌，这是西晋时期的一个重要军事重镇。许昌不仅是维持洛阳运转的关键，也是司马越掌控青州、徐州的跳板。然而，长期的驻守给晋怀帝创造了可乘之机。晋怀帝开始通过禁军，逐渐重塑权力。与此同时，他还巧妙地拉拢了黄河一带的势力，慢慢地脱离了司马越的控制。

到了永嘉三年，司马越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对洛阳的控制，随即策马突袭皇宫，成功绑架晋怀帝，完成了一次政变。然而，这一举措虽然让司马越暂时掌控了大权，但他同样陷入了困境。此时，赵军进攻洛阳，西晋的禁军却因内部分裂，战斗力严重下降。加之司马越未能及时恢复兵力，最终只能放弃洛阳，向南逃去，西晋王朝也在这一刻进入了灭亡的倒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