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俊为

周信芳与天蟾舞台老板顾竹轩的故事，最早出自周易口述、树棻著的《生死劫》。其中关于顾竹轩克扣周信芳的包银，不准他辞班，导致他债台高筑，最后，周拜了黄金荣才得以脱身……种种情节，后来广为流传。根据周信芳未出版的日记和民国报刊相关报道互相印证，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故事是不真实的。

1930年周信芳的日记记述，顾竹轩是“鉴于房屋不久，始拜于黄金荣门下”。所谓“房屋不久”即顾竹轩租赁的老天蟾舞台，到1930年6月，房龄满20年，须重新拆建。顾为了不影响他的生意，希望通过黄金荣的关系，疏通工部局延缓拆建。至于周信芳拜黄金荣，查不到确切的文献记载，不存在周信芳为摆脱顾竹轩才拜黄金荣的事情。周脱离天蟾是1932年，“淞沪战争”爆发后，顾竹轩主动停业，把天蟾舞台做了难民收容场所。这一年，周易刚出生。

从1927年到1932年，周信芳一直是天蟾的台柱。1930年10月，双方还进行过一次较大的谈判，签过新的合同。没有发现顾竹轩有“强留”的任何迹象，从结果来讲，可以说是周信芳获得局部胜利。周信芳多年来的收入不算特别高，无法跟梅兰芳等京角儿比，但也并不低。1923年前后每月包银一般在一千五六百，到外地，如大连等地演出则更高。大连永善茶园曾提出三千元留他多唱半月的条件，这自然是包括他带去所有人的包银。到1930年前后，月包银达三千余元。1930年10月与顾竹轩谈判时，周提出薪水涨至3700元。这样的收入，周信芳却多年债台高筑。

周易、树棻在书里把原因归罪于顾竹轩克扣包银。这样的故事，最大的可能是从父母那里听来的，再加上执笔者的想象加工。大人的这类说辞，无非是因为家里当时的真实情况不宜让孩子知道，或者说更不便让读者知道。反正顾竹轩的名声很坏。

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周信芳的家庭负担很重。周信芳家累重，但是，如果收入每月如数到手的话，不至于负担不起，更不会“债台高筑”。问题恰恰出在他自己家里。他的儿子丕承和母亲周许氏不断通过向顾竹轩及其手下人举债而透支他的包银。而这种“预支”是有利息的。所以，周信芳的包银越来越少。

周信芳与原配刘凤娇分居多年，1924年上半年，刘还在上海与周父母同住。到1928年左右，大概心灰意冷，索性回了汉口娘家，子女则留在上海。三子丕承，周信芳似有意培养他入梨园。1929年还将他的照片刊登在《梨园公报》上，时年他17岁。不过，这位周公子不太成器，几年来闹出不少事情。1930年9月突然出走。据周信芳10月1日《日记》所记，在他出走后，“连日查得”：把家里行头当掉四五千元；假报盗窃五百元；老板处假名借取二百元；等等。周信芳在日记中说：“余尚未明。”但是，周信芳的母亲却袒护孙子，“不准争辩”。因此时周家仅有这个孙子，周少麟还未出生。周信芳“急得喉痛嗓哑”，也没办法。而周母借钱更厉害，很多还不肯明说，这些欠款和利息都是要从周信芳的包银中逐月扣还的。如此，包银自然越扣越少。

这，显然不能归罪于顾竹轩“克扣”。包银越扣越少，家庭负担越来越重，许多隐私现在虽不便细说，但显而易见的后果是债越借越多。周信芳在日记中长叹：“债台高筑，何以为生？积欠累累，贻误前程，受制于人。”所以，周信芳在天蟾舞台并无辞班念头，就是想辞班也难以启齿，更不存在顾竹轩“威胁”“强留”的事情。所谓“受制于人”指的是在演出合同的谈判上失去了主动权。

可惜的是，顾竹轩在工部局的活动并未奏效，据说由于哈同从中作梗，天蟾舞台于1930年10月12日正式停锣。天蟾原本正在编演连台本戏《封神榜》，十本之后，欲请周信芳编演第十一本。顾竹轩提出，将天蟾原班人马并入天声舞台，加入小达子（即李桂春）、刘筱衡等名角。周信芳与搭档王芸芳、小杨月楼等都不乐意，于是展开了新合同的谈判。经过多轮拉锯式谈判，最后，满足了周信芳的大部分诉求，清偿了部分债务，月包银则以3000元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