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创业营虽非新鲜事，日前开营的复旦大学F-LAB科学家创业营却彰显了其雄心——以“高质量高效率产业化”为核心。去年12月，复旦大学相辉堂极其少见地弥漫着一股“风投”气息——首届复旦科技创新投资大会在这里举行，近百位投资人到场。并非茶歇，只是短暂就地休息，与会者却纷纷离开座位四处攀谈。复旦科创投资基金在会上启动，计划规模10亿元。

复旦科创投资基金启动，计划规模10亿元

再往前回溯一年，复旦联合地方政府、国企及市场化机构等启动科创母基金，首期规模亦是10亿元，对标的是投资界堪称传奇的耶鲁大学母基金，其以关注长期、保持耐心而闻名。复旦科创母基金的首关目标原本是5亿，如今远远超出了这个数字。在董事长孙彭军看来，一批高质量科研成果到了产业化最好时机，基金的成立恰逢其时。科技创新与投资如何融合？产业化的“死亡之谷”如何跨越？日前，孙彭军接受了解放日报记者专访。

孙彭军在F-LAB科学家创业营上

【除了“撒种子”还要“攒大局”】

解放日报：F-LAB“科学家创业营”，是鼓励科学家开公司吗？F-LAB有何含义？孙彭军：我们的宗旨不是鼓励科学家办公司，而是赋能科技成果产业化，提升走向市场的成熟度。这就好比把一个不太熟的青番茄，培育成一个可口的红番茄。F-LAB中的“F”，有三层含义：复旦（FUDAN）、未来（FUTURE）和向前（FORWARD），而LAB（实验室）重在探索可复制的成果转化模式。解放日报：F-LAB如何赋能科技成果产业化？孙彭军：我们选拔了一批非常出色的年轻科学家，他们的研究方向代表着未来产业，并有强烈意愿将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然而，他们往往不清楚如何跨出第一步。除了建立团队、融资、专利保护和股权激励这些通用知识赋能，更为重要的是解决“跨出第一步”的关键痛点。我们将邀请创业数年的科学家“现身说法”，讲述创业路上的得与失；邀请产业界大咖和顶尖投资人“授业解惑”，他们能更准确地定义场景和产品，对产业化有更深入的理解；带领科学家走进华为、百利天恒等优秀企业，在移动课堂感受真实的一线。我们希望最终每位科学家都能打磨出一份成熟的商业计划书。虽然这并不一定代表科学家要自己开公司，但建立商业框架对于科技成果产业化来说是逻辑起点。解放日报：去年你们开展了复旦史上最大规模的科创资源调研，有何收获？孙彭军：这是对复旦“科创地图”的一次摸底，涵盖了71个校内机构和6000多位科研人员。尽管这份“科创地图”的“颗粒度”还比较粗，我们以产业化为导向进行评估后，感到很兴奋，因为看到了一批具有高价值和转化潜力的原创项目。解放日报：复旦科创投资基金的投资策略是什么？你们青睐什么项目？孙彭军：可以用“投小”和“投大”来概括。市场上大部分直投基金喜欢投成熟项目，对于早期成果关注不够，往往要等产品出来了、市场明朗了、团队稳定了才肯投。我一直对团队说，科学家做的是“从0到1”的工作，我们要从“0.8”就开始关注。这类项目的策略是投人、“撒种子”。除了“撒种子”，还要“攒大局”。我们的目标是发掘若干在关键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具有前沿性、标杆性和引领性的项目。复旦科创投资基金将特别关注“复旦所长、国家所需”的“硬科技”，但并不唯复旦，我们要打造的是开放协同的生态圈。

【成果转化要以产业化落地为始】

解放日报：如何构建一个好的成果转化生态？

孙彭军：我们正致力于打造复旦创业者社区，比如在杨浦江湾等区域建设一些物理空间，让有志于成为科学家合伙人的创业者与科学家产生耦合反应。今年6月，我们将围绕“AI+生物医药”推出“科学家+创业者”计划。

成果转化要有工科思维，以终为始，以产业化落地为始。为此，学校正在筹谋成立一家全新的成果转化机构，将一些重要创新研究工程化并进行小试，使其更接近产业需求，最终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因此，既需要懂科学，对产业需求也要有深刻的认知。

对于产业需求的洞悉非常重要。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几年前“AI+影像”的创业赛道火热，比如用AI来判断胸部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但没有一家创业公司脱颖而出。后来我们去医院调研，发现与医院的真实需求有巨大的差距。

解放日报：上次采访，您提到要成立一家科创赋能公司。

孙彭军：正在筹备中。科创赋能公司的核心在于赋能，解决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包括技术估值、专利布局、商业模式设计和投融资对接，致力于为科学家打通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让科学家能够更加专注于创新研究。

解放日报：复旦科创投资基金的第一个投资项目是什么？

孙彭军：正在立项中，具体细节还不方便透露。我希望投资的每一单都能撬动更多资源，这是我们投资的核心逻辑。目前我们有4个投资方向，分别是人工智能、生命健康、集成电路和新能源新材料，以及它们之间的交叉融合方向。

解放日报：您在复旦大学宁波研究院做了12年成果转化，对于跨越“死亡之谷”最大的教训和体会是什么？

孙彭军：这12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期，可以说看了很多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生生死死”。最大的教训是对值得投资的项目要有孵化的心态，不能仅仅把自己定位为投资人和服务者，而要躬身入局，做科学家事业上的合伙人。

最大的体会是需要找到好的“种子”。找到这样的“种子”后，如何使其长成“参天大树”，这是我一直以来在思考的问题。

复旦有6000多名科研人员，99%的成果转化项目仍由学校原有的体系完成，比如科研院和技术转移中心。我们的任务是找到并孵化剩余1%、最有“核爆点”潜力的“种子”。

可想而知，我们的压力非常之大，但我们也有信心。

解放日报：信心来自哪里？

孙彭军：有几个关键维度。首先，中国高校的创新能力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复旦为例，2025年前两个月，以第一单位频频登上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细胞》《自然》和《科学》，成果总数位居全国高校前列。这些高质量论文表明中国顶尖大学在创新策源方面已经站到了新的高度。

第二，从产业端来看，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正在进行真正的创新，不再是传统的低价值工作。

第三，中国在过去一段时间培养了一批顶尖创业者。

第四，过去有些地方政府不太看重短期内没有产值的初创企业，现在思维转变了，眼光更长远了，愿意花力气培育科创生态。可以说，中国现有的科创生态前所未有，而上海又是中国科创生态最好的城市之一。

我们没有任何躺平的理由，在这个时代，如果不抓住机遇做事情，人生不精彩。在宁波研究院做成果转化的第一天起，我就抱着创业者的心态，今天我仍然把自己定义为一名创业者。我相信，未来5到10年，一定会有令人惊喜的产出。

原标题：科创观察员|对话复旦科创基金负责人：如何跨越成果转化“死亡之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