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

　　《斯人斯土：费孝通的一生》 张冠生 著 三联书店

　　编者按：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奠基人与开拓者，其《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生育制度》等著述已成为经典学术著作，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人。《斯人斯土：费孝通的一生》一书写出了一辈子以“秀才”自居的费孝通，在为人为学为政上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的眼睛总是看着世界和中国，心里装着学术、学生与百姓，他的一生是志在学术、志在富民、志在国家天下认同的一生。

　　作者张冠生在书中谈到，费孝通辞世后，他晚年留下的话题，能接得上、谈下去、谈开来的人，尚不多见。《许倬云十日谈》（2022年出版）一书引人瞩目，其中古与今、中与西、天与人之间的广泛话题和恢宏气象，不妨看作费孝通暮年话题的延续和拓展。费孝通当年写下：“这叫我去问谁呢？”他知道那是乌托邦，问号只是自忖，并不曾想真去问谁。如果他有机会读到《许倬云十日谈》，听听许先生的“九十自述”，讨论一番“人类如何建立‘理想国’”，再就“当今世界的格局与人类未来”作开怀谈，确认吾道不孤，也许会想：不妨问问许先生。

　　拜读费先生的传记，我花了整整一天工夫，将六百多页大文全部看完。阅读过程中心情激动，常常感觉天下之事，如此不平：费老这般如此重要的学者，居然遭受如此多的挫折。

　　同时，我对大作结束时，张冠生提到我的那一段文字，既感觉诧异，也觉得激动。我在费先生面前，差了整整一代。我十三岁在重庆读《观察》杂志，他就是我非常佩服、崇拜的大人物。当时年纪轻，很多关于自由的思想，以及我们对自由思想的期待和梦想，都是由费先生启发的。

　　所以，费先生于我而言，是进入社会的启蒙者之一。此外，我终身的学习，总是觉得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无法分开——社会科学中必须要处理的问题，没有一个可以脱开上述“三角形”的“差序格局”而彼此独立开展。所以，费先生《江村经济》整个的讨论，对于我这个江南人而言，阅读过后既得到一份新的体会，还可以用重新获得的观点，看待正在发生的江南的经济事物。无锡周边多是“江村”一样的村落与集镇，这些一层层接排上去，也就是我们看见的各种社区、社群聚合而成的庞大集体结构。这个想法留在我的头脑中，终生没有改变。

　　我在《西周史》里所讲的，就是各个层次的社会、社区，以亲缘及政治的等级化连接在一起；而以周人虚设的“天”，当作一切大大小小社会结构的终结点，或者起始点。我在《汉代农业》里特别设想的，是汉代精耕细作的农业，以及国家所收的丁税、人头税，这两个因素配合在一起。这些构成了一个基本的论点：汉代精耕农业，才会有时间做非农业的事业——织布、搓绳子、修理农具、烧砖、盖屋等，甚至出产农副产品，像后来的德州扒鸡、黄山蟹壳黄烧饼等。

　　我觉得中国传统农村，不是一个单一的农业社会，而是多元化的生产单位，也参与了全国或区域性的贸易与商业。从农村到国家几个层次，比如村镇一级一级往上去，从县、郡、州到中央政府，这不单是政治结构，产品的交换、流转都在同样的上升下降的网络上进行。所以再更上一层，我就想到汉代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将人间和自然编制成为一张无远弗届、层层嵌套的大网，于是我的脑子里逐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

　　这都是我在阅读费先生的文章后，得到的启发。杨庆堃先生长期在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我们共同讨论的时候，从他的市集研究，我得到了证实。所以，我虽然不是社会学家，但我的历史研究深受社会学的影响，尤其深受当年吴文藻先生领导之下的燕京大学这四位社会学家（费孝通、杨庆堃、林耀华、许烺光）的影响。

　　我与费先生匆匆一见，是他来匹兹堡大学那次，讨论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事业。但我是在历史系，虽然也参加了会议，只因人多无缘谈话。只有一次，我与费老都去洗手间，他在前面走，我从后面跟上去。本来盼望在那个情况之下，我可以向他做自我介绍并请教，但后面有位先生快步赶了上来，导致我们无法交谈。后来在香港还有一次机会，那次也是在众人之中，我无法单独趋前请教。

　　我跟着他的路线走，到现在也92岁了。还能有多少年走下去？我不知道。但我的幸运是：从13岁到92岁，我没有断过工作。费先生却没有如此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