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万英

母亲节次日，我抱着补送的鲜花在返乡客车上颠簸。姐姐突然发来的视频让我瞬间破防——84岁的母亲对着屏幕号啕大哭，委屈得像个弄丢糖果的孩子：“今年母亲节没收到花。”姐姐哄她“明年我回来给您补齐”时，母亲泪珠滚滚：“明年我可能收不到花了。”母亲的哭诉像一记重锤砸在我心上，让我重新认识了仪式感的分量。

母亲是个极爱花的人，干农活的闲暇，她总会把山坡上的野百合、映山红、野菊花、月月红等摘来插在瓶瓶罐罐里，给困苦的生活增加一丝浪漫。三十年来，我总在固定的日子——三八节、母亲节、我的生日，捧着鲜花叩响父母家的门，康乃馨、百合、玫瑰、向日葵轮番盛开在母亲布满皱纹的手掌。惊喜、感动、开心和幸福写在母亲脸上，嗔怪我“又乱花钱”，可眼角的笑纹如绽放的花瓣层层舒展。

我每年除了在固定的日子给母亲送花，有时也买衣服、鞋子、围巾、发夹、发带，有时还给母亲买耳环、项链和手镯，不完全是因为仪式感，更多是为了弥补母亲之前因为哺育儿女没有闲钱打扮自己的遗憾，逗母亲开心。

记得我第一次给母亲买了一对金耳环戴上，母亲幸福地说：“很小的时候就被大人用针穿了耳洞，今天却是第一次戴耳环而且还是真金的呢！”遗憾的是母亲有次上街剪头发时耳环不慎丢失，母亲心疼得后悔不迭。为了安慰母亲，我和先生重新给母亲买了一副更大更亮的耳环，母亲激动得直掉眼泪。

今年母亲节那天，我有事无法亲自前往，祝福电话中母亲用轻快的语调说：“知道你忙，不用特意回来。”我承诺第二天回家把鲜花补齐。没想到母亲竟像个孩子向远方的大姐哭诉，才惊觉那些重复的仪式里，藏着比花茎更坚韧的情感脉络。

当我抱着玫瑰花推开门，保姆惊喜地喊：“汪老师送花来了！”父亲开心地站起来说：“万英送花来了！”母亲坐靠在沙发上，眼里闪着泪光。接过鲜花的瞬间，她瘦削的脸庞蓦然焕发孩童般的光彩，仿佛接住的不是花束，而是从时光裂缝里拾回的某个春日。她把整张脸埋进花丛深吸一口气，抬头时眼角的皱纹层层舒展：“现在不哭啦，收到花花了。”

这种重复的仪式，是具象化的思念和情感的物质载体。那些被轻慢地称作“形式”的重复动作，于母亲而言却是丈量生命刻度的标尺。母亲数着每个节日计算儿女的归期，在循环往复的仪式里确认自己尚未被奔腾的时代列车甩下。我幡然醒悟，这些年我送的不是花，而是一根根续命的丝线，串起她日渐清减的时光。

我忽然懂得，仪式感从来不是虚无的形式，而是可视化的牵念，是给无形的爱铸造容器；这些鲜花不是礼物，而是沙漏里筛落的花瓣，每一片花瓣都在提醒，有些花期等不起明天；每个母亲节都是神明的怜悯——允许我们在沙漏将倾前，把未尽的泪水与眷恋，一朵一朵别在时间的断层上。

母亲枕着花香沉沉睡去时，我忽然领会：所谓仪式感，不过是给注定流逝的时光，一个可以触摸的暂停键。

回程时暮色四合，路灯次第亮起，像散落人间的星子坠在长江两岸。我知道母亲窗前的沙漏仍在静静流淌，但明年春深时，定会有沾着露水的花瓣，穿过四楼的老窗台，准时落进她等待的掌心。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