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从业经历中，冯玲曾为1岁艾滋病患儿的去世感到心酸，也为重燃生存意志的宫颈癌患者感到欣慰。成为护士是她的童年梦想，也让她比常人更多体味生命与死亡的重量。

5月12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公布了第50届南丁格尔奖获奖者名单，来自17个国家的35名护理人员获奖，我国有7名护理工作者获此殊荣，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艾滋病临床指导培训中心护士冯玲是其中之一。近日，新京报记者对冯玲进行了采访。

35年扎根传染病一线

新京报：你对获得南丁格尔奖有何感受？

冯玲：获奖的消息是医院同事告诉我的，我觉得很突然。我们的申报材料是去年提交的，能评上是对我工作的认可，没有评上证明我和其他优秀同行还有差距，也可以接受。

新京报：你是怎么选择护士职业的？

冯玲：我1969年出生，小时候经常看战争片、白求恩的影片，其中医疗队员救护的情节给我印象很深。我家附近有几家部队医院，经常见到穿着白大褂的医务人员来来往往，很羡慕他们。和小朋友玩过家家，我们也会装扮成医生给彼此治病。

大专填志愿时见到护理专业，当时还比较新鲜，我就填报了，被湖北医学院录取，后来并入武汉大学成为武大医学部。中南医院（当时叫湖医附二）是学校的附属医院，毕业后我就留院工作。

新京报：为什么会进入传染病领域？

冯玲：我从1990年就业以来一直做传染病护理，有一位前辈对我影响很大，就是著名艾滋病防治专家桂希恩教授，他是我的授课老师，也是中南医院感染科的医生。他的授课风格特别生动风趣，都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讲疾病。他在传染病领域很权威，当时教科书里还没有院感防控的章节，他编写了内容，油印后发给我们，我觉得很专业。毕业后我们当时有儿科、外科、感染科可以选，我就选了感染科。

新京报：那会儿应该连N95口罩也没有，你害怕吗？

冯玲：确实没有N95，那个年代只有纱布口罩。我不是很害怕，我们在学校学习过疾病的传播途径，知道怎么正确防护，实习时也轮转过感染科，除了职业防护上有区别，我觉得大家的工作和其他科室没什么区别，也没有同事被感染过。反倒是家人的担心多一点。

成为护士是我的初心

新京报：从业以来，临床接触的疾病谱有变化吗？

冯玲：我从业35年，这期间科室收治的病种发生很大变化。以前细菌性痢疾、腹泻、甲型病毒性肝炎、血吸虫、出血热的患者多，由于环境不卫生，导致麻疹、水痘、血吸虫等病例也多，现在都少了；但随着生活方式、气候的改变，艾滋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疾病增多了。

在桂教授的带领下，我们在1999年率先在湖北省收治艾滋病患者，之后为了应对艾滋病疫情，于2004年成立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艾滋病临床指导培训中心（湖北省艾滋病临床指导培训中心）。这往后病人日渐增多。最初艾滋病以输血感染为主，现在以性传播为主。

新京报：从临床到培训，你的工作重心是否发生了变化？

冯玲：我自己觉得没有太多转移。虽然调去了艾培中心，但工作地点其实没有变化，我的专业没有变化，也要接触艾滋病感染者，为他们提供咨询、心理辅导、随访、干预等服务，同时给年轻护士带教培训。和团队一起参与艾滋病防治的培训，有更多的时间参与公益事业。

新京报：你会怎么指导年轻护士？

冯玲：要像对待其他科室患者一样，平等地对待感染科患者，护理中学会换位思考，多提供人文关怀。护理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既要懂专业，也要会沟通，通过倾听、共情等心理护理手段来缓解患者的焦虑。还要掌握一些社会学知识。

新京报：你现在对护士这个职业怎么看？这份工作有没有改变你？

冯玲：我觉得人们的健康意识和护理模式都在发生改变。原来护士是打针输液，做简单的工作，后来范围不断拓展延伸，我们要掌握专科知识、健康管理、个案管理、心理辅导等。除了躯体疾病，我们也更关心患者的心理感受，在护理传染病患者时，他们的生活环境、家属态度，我们都要了解。

我的初心就是成为护士，这不光是我的职业，更是事业，前者是为了温饱，后者要尽善尽美。这个职业没有太改变我，但它让我不断成长，给我一些感触，尤其是看到幼小、年轻患者去世时，会惋惜他们还没有经过完整的人生，更感到生命脆弱，我们要竭尽所能地救治他们。

消解艾滋病人被隔离的感受

新京报：艾滋病护理和其他疾病护理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冯玲：从专业上来看，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梅毒等感染性疾病的传播途径差不多。对患者来讲，除了躯体疾病，他们还面对更多心理问题，外界的歧视与污名化会令他们焦虑、恐惧，一些患者比较敏感，害怕我们也歧视他们，很警惕，甚至会挑刺儿，我们要耐心解释治疗的初衷。在护理中要多关心他们，主动交流，也要注意不评判他们的私人生活，慢慢去消解他们那种被社会隔离的感受，让他们产生归属感。

新京报：你印象最深的患者是谁？

冯玲：我接过最小的艾滋病患者是一个1岁左右的小孩，是桂教授从河南接过来的。因为家庭贫穷，孩子的父母去卖血，感染了艾滋病，后来发生了母婴传播。孩子病情比较重，最后没有救回来，去世时衣服都不合身，我觉得特别心酸。

还有一位宫颈癌患者，得病后觉得自己无药可救，想自杀。我很精心地为她做护理，和她沟通，告诉她接受抗病毒治疗后是可以正常生活的。随着病情好转和对疾病认识的提升，她有了求生欲望，还把我当成了知心大姐，逢年过节经常问候。通过她我感到护理可以改变病人的生活，为他们带来希望。

新京报：艾滋病患儿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冯玲：孩子们一方面面临外界的歧视和恐惧，如果同村人知道了他们的病情，他们可能因此无法上学；一方面一些家庭因病致贫，负担不起学费，孩子的教育可能中断。

我们在艾滋病防治领域的影响力扩大后，一些社会组织前来联系，愿意给贫困孩子助学，我们就开始一起做这项工作。主要是为九年义务制教育之后，也就是初中之后的孩子提供资助，一直到他们学业结束，不管是读到高中还是大学、研究生。我们也为低龄孩子组织活动，让他们能交到朋友，彼此鼓励。

■人物档案

冯玲，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副主任护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艾滋病临床指导培训中心护士。从事传染病领域护理工作35年，曾获湖北省卫健委“援阿白衣天使”、武汉市护理学会“突出贡献奖”等表彰。

冯玲培养护理实习生7000余名。参与组建南丁格尔志愿服务队，服务时长超7600小时。并致力于参与公益事业，多年来通过艾培中心受资助的贫困艾滋病家庭子女达400余人。

新京报记者 戴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