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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渊（？—403年），字彦海，安定（今甘肃泾川县）人，北魏史学家。其先祖为东汉开国名将邓禹，籍属南阳，曾祖邓始任西晋武威太守（《彭城刘府君夫人南阳邓氏墓志铭》）。或许是从任职于陇右开始，邓氏才迁居陇上，落籍于安定。

邓渊祖父邓羌是苻坚手下的一员猛将，曾任建节将军、车骑大将军等职，匈奴铁弗部刘卫辰就是邓羌擒获的。由此推理，在苻氏从略阳（今秦安）向枋头迁移、崛起的过程中，安定邓氏子弟或许就一直参与其中，建功立业。淝水之战中，邓渊父邓翼估计隶属于慕容垂，所以战后前秦分裂时，邓翼就被裹挟至中山，曾任慕容垂后燕的建武将军、河间太守。

天兴元年（398年），道武帝拓跋焘平中山，邓渊也随之投降北魏。这么说来，邓渊很可能就生长于长安（前秦），仕于中山（后燕），最后归于平城（北魏），五年之后为拓跋珪所杀。

邓渊的履历很简单。据《魏书•邓渊传》载，邓渊性忠贞，讲信誉，博览经书，长于《易》卜，曾任北魏著作郎、尚书吏部郎等职。虽然也曾因从征平阳而封汉昌县子，但其本职工作则是文职书记之类。由于邓渊是投降过来的后燕旧臣，他知道自己履历并不光鲜，所以一直谨小慎微，“谨于朝事，未尝忤旨”。

同时，他又“明解制度，多识旧事”（《魏书•邓渊传》），当时的朝章律令、文书诏策，多出于邓渊之手，“及军国文记诏策，多渊所为”（《魏书•太祖本纪》）。另外，北魏的宫廷音乐，也是邓渊一手建立的，“天兴初，吏部郎邓彦海（邓渊）奏上庙乐，创制宫悬”（《隋书•音乐志》）。这说明，在北魏国家初建的过程中，由于人才匮乏、制度粗疏，生于长安文化奥壤的邓渊成为北魏的关键文臣，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可遗憾的是，这样的关键文臣，却一直身居下职，而且最后因“太祖疑渊知情，遂赐渊死”，堪叹堪怜！再者，假如真正的身居下职，那邓渊可能不会与高高在上的拓跋珪发生关联，他也能安度余生；可偏偏邓渊就是个“多识旧事”的史臣，而拓跋珪又是一个有着强烈历史意识的、注重朝章国制建设的国君，因此，在历史问题上，邓渊与拓跋珪又产生了浓郁的交集，这注定了邓渊的命运悲剧。

邓渊著作有《代歌》《代记》（拓跋部最初建国称“代”），今已全部散佚，这里按照著名史学家田余庆先生的研究来叙述。在拓跋珪以前，拓跋部社会发展缓慢，没有文字，生活中只能是“言语约束”，基本处于刻契结绳的阶段。拓跋珪“常引问古今旧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则”（《魏书•崔玄伯传》），体现出要为北魏创立合法历史和制度的雄强抱负。由此，田余庆推理说，《代歌》是邓渊根据拓跋部民口耳传闻的说唱，经过翻译、整理剪裁，配以音乐，最后提升为史诗的大型组歌（有一百五十章之多）。其主要内容，就是北魏先祖的“祖宗开基”“君臣废兴”等事。

《代记》（又称《国记》）是邓渊受命而修，“太祖诏邓渊撰《国记》。渊造十余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这应该是北魏最早的、由国家下诏撰写的史书。由于是草创，所以仅仅是大事记或资料长编，而没有统一体例。田余庆认为，《代记》以拓跋珪事迹为中心，并追溯了拓跋部早期的历任首领及其发展简史，可看作是拓跋珪之前的拓跋简史。

如果仅仅是简史，那《代记》应当早就被淹没在历史风尘中，激不起任何波澜。可问题偏偏不是这样，因为它关联着邓渊被杀的大事。表面看，邓渊被杀是受和跋案的牵连，拓跋珪怀疑邓渊知情不报，赐死邓渊。对此，史臣议论道：“（邓渊）贞白干事，才业秉笔，祸非所罪，悲哉！”这说明当时人都知道邓渊之死完全是一桩冤案。这个案底，就在四十多年后的崔浩国史之狱。

崔浩是北魏最杰出的文臣，崔浩之死是北魏历史上的有名大案。崔浩以宰相之职领衔修国史，最后却被拓跋焘族诛，受株连的还有北方范阳卢氏、河东柳氏等大族，北方大族因此而元气大伤。之所以因修史而造成如此大的案件，是因为崔浩“务从实录”，如实记录了拓跋早期的历史，而且还“刊石立衢”，张布天下。这其中，就有拓跋部早期难以示人的秽事，将这样的秽事公之于众，等于揭了这个民族的伤疤，不仅惹怒了拓跋焘，而且也让整个拓跋部蒙羞。

而崔浩修国史，其史料来源最大可能就是邓渊的《代记》。因为邓渊是收集拓跋早期历史之第一人，《代记》也应是崔浩所能见到的唯一有记载的拓跋早期史料长编。

果真这样的话，那邓渊之死，就不是表面上看来的和跋案，而是《代记》在追溯拓跋部早期历史时，戳了这个民族的伤疤。拓跋珪不便明说，却恼在心里，而且，拓跋珪在其统治的晚期常年服用五石散，喜怒乖常，猜忌无度，于是借和跋案处死了邓渊。邓渊之死，本质上是一桩不动声色的文字狱。（执笔：清辉    编辑：王丽娜）

来源：黄河清风

编辑：张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