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工人正在高空作业。

在工地上的建筑工人。

老田说，50岁是一个分水岭。

　　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农民工数量再度刷新，总量达29973万人，较2023年增加220万人。作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与产业变革的深度参与者，这个近3亿人口的群体正经历着规模增长与结构重塑的双重变奏。

　　近几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大龄农民工的数量持续增长。《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3年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比已超三成，总数超过9000万人。

　　老田是这9000多万人中的一分子，而冬梅即将成为这9000多万群体中的一员。

老田与冬梅

　　老田说，50岁是一个分水岭。

　　老田今年58岁。50岁之前，背井离乡是他生活中的常态，而今老田依旧过着故乡似他乡的日子，不同的是，他终于能与家人朝夕相伴。

　　老田真正意义上进城务工是在1990年以后，这之前，他已经在村里过了7年边种地、边打零工的生活。老田的家在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西良庄村，作为德州市玻璃钢中央空调产业的核心，武城县在1988年被中国玻璃钢工业协会命名为“全国第一个玻璃钢县”。在当时，手工糊制玻璃钢制品成为不少武城人维持生计的首选。初中辍学后，老田先是做了两年木工，接着便与同村的人合伙糊制玻璃钢，一天六块钱，这是老田除种地外的额外收入。

　　糊制玻璃钢的五年时间里，老田慢慢地对中央空调系统中的风机、风管、风阀等产品有了了解，于是开始尝试接触中央空调设备及末端玻璃钢制品安装的工作。此后的三十年里，老田围着中央空调产业打起了转儿，这份工作成为他后来发家致富的门路，也是老田离乡别土的主要缘由。

　　施工的工地天南海北，这些年老田陆续去了天津、唐山、沈阳、长春等地，最远的时候到过新疆和云南，可他始终记得第一次出远门去内蒙古赤峰打工时的心情。比起即将与家人分别的不舍，彼时老田的心里更多的是期待。那是老田第一次坐火车，这之前他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县城和德州市区。

　　临行前，妻子给老田准备了一床被子和褥子，还有些许换洗衣服和生活用品，老田把它们一股脑儿地装进一个大号的尿素袋子里。尿素袋子，这在当时是大多数进城打工的人的“标配”，结实且容量大，等车的时候可以直接扔在地上坐着。“拎这个袋子，旁人一看就知道你是去打工的，是农民。”打听到火车上盒饭的价格，老田舍不得吃，提前在小卖部买好了方便面、火腿肠，还有鸡蛋糕。

　　尽管只是一张硬座票，可老田却很知足。那时，火车还不像现在这样严格落实对号入座，人们也没有手机用来解闷，打发时间最直接的方式是玩扑克和闲聊。通常，老田会找同是出来打工的人唠嗑，判断标准就是那个装着“全部身家”的尿素袋子。对话往往始于试探，然后随着列车停靠在某一处车站时戛然而止，刚熟络起来的人下了车，继而又迎来新的乘客。

　　“其实就是一种缘分吧，看对眼了就多聊几句，聊不下去就换个人，主要是为了打发时间。”从那时起，萍水相逢成为老田生命中的家常便饭。

　　从赤峰的工地干完活回家时，需要在北京倒车，于是老田获得不到24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他把行李寄存在车站，去天安门和毛主席纪念堂转了一圈。

　　外出打工的三十年里，绿皮火车是老田最常坐的交通工具。火车承载着老田对未知生活的向往与期待，成为连接他与故乡、家人的纽带，也见证了他奋力打拼的岁月。后来，老田也有机会坐上了高铁和飞机，但他最爱提起的还是绿皮火车载着自己四处奔波的时光。

　　老田所说的“分水岭”最先体现在身体素质上。

　　上世纪90年代的春运，对进城务工人员来说是一场关乎体力的考验。那时铁路的售票系统尚未完善，车站的售票窗口前总是排起长队，没有坐票买站票，但有票也不一定能上得了车。火车经停德州站时，车厢里早已挤满了人，想从车门处上车基本上不大可能。于是老田练就了“爬火车”的本领：先将行李从车窗处塞进去，然后双手扒着窗沿，想方设法地将身体蜷缩到最小以便从狭窄的车窗缝隙中钻进去，继而成为犹如沙丁鱼罐头般的车厢里的一员。

　　如今再让老田重现这个本领已然没机会了，步入50岁这个阶段后，老田明显感觉自己的身体和精力远不如从前，现在他已经离不开老花镜，有时只是因为多爬了几层楼梯便开始腿疼。

　　对老田来说，年轻的时候似乎很难察觉到时间流逝。进工地后，吃住都在那里，早晨七点开工，傍晚六点收工，偶尔也会加班到晚上八九点钟。工资是按天计算，老田很少去想节假日的问题，因为多干一天就能多挣一天的钱。闷头干活，收工吃饭，一天就是这样度过的。

　　进城打工初期，老田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多挣钱。有了钱后，他就可以在村里盖几间宽敞的砖房，这样一家人就不用挤在原来的土坯房里了。

　　虽然与老田同为在建筑行业打工的人，但冬梅却不能像老田那样“潇洒”地走南闯北。一直以来，冬梅打工的工地都未曾脱离淄博市周村区这个区域，因为除了挣钱外，她还要照顾家里的两个孩子和身患重病的丈夫。

　　冬梅的面容很是清瘦，说话轻声细语，单从她的外表来看，很难将她与塔吊司机这个职业联系在一起。冬梅今年48岁，这是她开塔吊的第29个年头。

　　冬梅并非周村区本地人，她是初中毕业后随着招工才从沂源老家走出来的。起初，冬梅被淄博市贾黄村的丝绸厂招去做了织布女工，后来她又到了周村区的针织厂，结识了同从沂源县被建筑公司招工过来的丈夫，2000年两人结了婚，并把家也安在了淄博市周村区。

　　开塔吊这项技能，是冬梅的丈夫手把手教给她的。1996年，随着针织厂的效益日渐惨淡，冬梅失业了。彼时丈夫所在的工地刚好引进一台操作较为简易的塔吊，便试探性地问冬梅愿不愿意去试试。年轻的时候，冬梅的胆子大，再加上当时的楼房普遍只有四层，20多米的高度显然吓不倒冬梅。只跟着丈夫学了三天，冬梅便开始独立操作塔吊了。

　　早些年间，塔吊上没有限位器，每次吊起的重量都需要冬梅自己估摸，稍微不注意就可能面临超重断绳的风险。如今塔吊的安全系数较之前有了很大提升，不仅定期维修保养，还就起重量、起升高度等安装了限位器。操控塔吊越来越安全，可冬梅的胆子反而越来越小了。她不再像年轻时抱着“多吊一点，少吊一趟，早点完成早下班”的心态，开始事事求稳。有时赶上大风天气，塔吊在半空中左右摇晃，冬梅的心里直发慌，脑子里想的全是在家里的两个孩子。

　　冬梅的手机里有许多她在工作间隙拍下的照片和视频，有在早晨的轻雾里缓缓升起的太阳，有飘在天空中形态各异的云彩，还有偶尔遇到居民楼失火，远远地升起的浓烟。这些记录日常生活的照片，大多都是冬梅年轻的时候留下的。在当时，塔吊司机这份工作对冬梅而言极具新鲜感，坐在塔吊的操控室里，视野开阔，整个城市都被尽收眼底，冬梅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与期待。

　　年轻时的冬梅，身上总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即便干了一天的活，回家后也要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步入中年后，冬梅时常感到疲惫，现在在工作间隙，她更多的是把头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休息一会儿。

　　“岁月不饶人”，冬梅似乎比大多数人都要清楚这句话的含义，尤其是在丈夫病情加重的那几年时间里。

　　18岁那年，冬梅的丈夫便进工地打工了，木工、电工、架子工，那时的他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结束一天繁重的工作后，喝酒成为男人们最直接的解压方式。年轻时意气用事，常常与工友比着劲儿地证明自己的酒量，再加上长时间的劳作，丈夫最终被确诊为肝硬化。2002年，在做了脾切除手术后，丈夫的身体状况一直欠佳，最终在2005年因为突如其来的消化道出血导致休克，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那一天，冬梅恰巧回了沂源老家，等她得知消息急匆匆赶到医院时，已经是半夜十二点多了。

　　此后，冬梅每次回想起这件事都觉得后怕，她不敢再轻易地离开家。考虑到丈夫的健康状况，冬梅慢慢地将生活的重担扛在自己的肩上，她像个陀螺，在工地和家这两方天地间不停地辗转。

“坎儿”

　　对冬梅来说，70米以上才有生活。

　　冬梅的一天，从早晨五点半开始。起床，烧水，给正在读初中的儿子做好早饭，接着拎起装满水的水壶出发去工地。午休的一个多小时，冬梅会回家吃饭，吃完继续回去干活。这些年，冬梅几乎没有出去玩过，她早已习惯两点一线的日常。

　　塔吊，在工地上如同钢铁巨人般屹立，其底座稳固地扎根在钢筋水泥中。随着楼层的逐渐升高，工人会利用锚固装置将塔吊与楼房的外侧墙壁进行刚性连接，以此保证稳定性。冬梅现在参与施工的楼共18层，高度在70米以上，每天她需要先来到楼顶，顺着楼层与塔吊间搭建的通道走到半空中，然后再沿着爬梯徒手攀爬到操控室。

　　根据《高处作业分级国家标准》，30米以上的高空作业，属于“特级”。这些年随着高层建筑逐渐增多，冬梅所要挑战的高度也由早期的20多米上升至70多米，有时甚至能达到100米。在建筑工地上，塔吊司机的薪酬较其他工人来说略多一些，所承受的风险也高许多。这样一份“半空中寻生计”的工作，在一些人眼里是危险的、敬而远之的，但却是冬梅无比需要的。

　　很多时候，冬梅都很庆幸自己成为一名塔吊司机，这是她的能力范围内可以找到的挣钱最多的一份工作。

　　上世纪90年代时，冬梅一个月的工资就已经有800块钱了，后来慢慢地涨到一千多块钱，再涨到七八千块钱。可即便是这样，一直到2019年，冬梅才靠自己的努力还清了所有的外债，在此之前家里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除了两个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以及当初为了避免交借读费而决定在周村区买二手房时借的钱，这些年里，为丈夫看病成为家庭开支的大头。

　　“他的病就像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在确诊肝硬化后的22年里，时不时出现的腹水和消化道出血一直困扰着丈夫。吃药，复诊，住院，循环往复。冬梅始终记得在二零零几年的时候，丈夫每个月的中药要花费两千块钱，而那时她一个月到手的工资只有一千多元，超出的部分只能去借。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尚未推广前，丈夫没有交过医保和社保，动辄要上万元的住院费全都要自己承担。

　　曾经有一位医生告诉冬梅，肝硬化5年的死亡率是百分之四十，而她的丈夫能在这样的状况下坚持了那么久，已经是个奇迹。用钱维持住丈夫的生命，仿佛成为冬梅的一种执念。

　　在成为家中主要的经济来源后，冬梅干起活来更加拼命了。为了节省上厕所的时间，她开始有意识地减少喝水的次数，只有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会从半空中下来。长时间地憋尿，高强度的工作，种种因素直接导致肾炎的发作，面对“停止干体力活，安心休养”的医嘱，2013年冬梅无奈下离开了工地。

　　这些年里冬梅一直处于忙碌的状态，而今突然按下“暂停键”，一下子竟有些难以适应。于是，闲不下来的她去当地一家童装店做起售货员。从半空中“回归”地面后，冬梅明显有些局促。她早已适应在那个1.5平方米的空间里独自操控塔吊的生活，当每天都要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时，冬梅一时间竟不知该说些什么。

　　“我不知道该怎么和别人交流，熟人的话还好，遇到不熟悉的人时，往往是人家看看我，我也看看人家，然后低着头走开，尽量能不说话就不说。”仅在家休息了一年，冬梅便重返工地，继续开起了塔吊。

　　冬梅最终还是没能留住丈夫。2024年6月，冬梅的父亲去世，100天后，她在医院送走了丈夫。

　　亲人的离去不是一场暴雨，而是此生漫长的潮湿。在当下这个需要扮演多种角色、承担更多责任的阶段，冬梅的心态相比年轻时成熟了不少，也慢慢地学会了释然。

　　这些在生活中遇到的“坎”，冬梅将其认作是命，而老田却更愿意将它们看作是人生中不同的阶段。

　　2000年，老田的生活迎来了转机。这一年，他一口气承包了10亩地，以种植棉花为主，顺带也种些小麦和玉米。幸运的是正赶上粮食价格上涨时期，除去每年400块钱的地租，手头上还能有好些剩余。也是在这一年，老田外出务工时第一次接触到电脑。

　　“那时候觉得这是个很稀奇的东西，之前从没见过，就花了几块钱去网吧里看了看。”

　　“当我见识过外面的世界，发现了新鲜且超出自己认知的事物，第一反应是觉得真好，接着是想改变自己。”

　　早年间，在工地上安装风机、风管、风阀时，需要按照技术员手工绘制的图纸来操作。那时，懂CAD施工图的人并不多，图纸普遍都是先在打印店复印出来，再拿到工地上比对。有时一些数据因为图纸的反复折叠与摩擦，变得模糊不清，便要借助放大镜和直角尺一点点地测量，再根据比例计算出来。种种不便，却成为老田提升自己的突破口。

　　2007年新房盖好后，老田毫不犹豫地买来一台台式机，在家研究起CAD制图。“不要总去抱怨，觉得生活难就去改变。同样是在工地上，技术员因为会看图纸，不仅挣的钱比干体力活的人多，还不至于让自己太累。其实很多人都可以下功夫学技术、看图纸，关键在于愿不愿意花费时间去做。”

　　就这样，老田变成一个既会拧螺丝、扛风管，又能看得懂CAD施工图的工人，慢慢地从带领七八个人的组长变成监工，直至可以独立承包中央空调相关配套设备的安装工作。

　　回顾外出务工的这几十年，老田直言自己的确吃过苦，但并没觉得日子差劲到不能忍受的地步。“不能拿现在的环境和过去的时候比较，然后就觉得农民工很可怜。对我来说，日子一直是奔着越来越好的方向过的，挺知足的。”

　　时间倒流回1989年，刚结婚的老田只有5亩地，除去缴纳的农业税，再加上卖鸡卖猪卖牛的钱，一年忙到头只到手一千元。进城打工后，老田的工资由最初的每天8块钱涨到15块钱，再涨到25块钱，当了监工后则是每天300多块钱，真实经历了由一位数到三位数的转变。从前，在工地上人挨着人打地铺、睡木板，到后来有了铁皮房子，运气好的时候还能住进只有四五个人的空调间。伙食也由早晨的咸菜、稀饭，中午的冬瓜汤，晚上的拍黄瓜外加馒头随意吃，变成可以在工地附近的快餐店里买饭，一天给30块钱的伙食费……

　　老田把工地称作是他为之奋斗的地方，在那里他明白，不管是有形的“坎”，还是无形的“坎”，迈过去便能拥抱不同阶段的人生。

人生向上

　　在冬梅看来，她对塔吊的情感有些复杂，又爱又恨。

　　一直以来，冬梅的腰椎和颈椎都不大好，时不时就要去医院扎几回针灸，顺带拿些膏药。在塔吊的操作室里，冬梅常年备着一些止疼药，有时颈椎病发作会连带着引起头痛，严重时还会伴随着呕吐。为了不影响工作，冬梅往往要靠这些止疼药来扛一阵儿。

　　“撂挑子”的想法，冬梅产生过无数次，她厌烦这份工作的枯燥以及随之而来的孤独感，恨它将疼痛和疾病带给自己，但她始终没能做到真正地放弃。不得不承认的是塔吊已经占据了冬梅生活中绝大部分的时间，让她成为养家之人的同时，也变成她的情感寄托。

　　丈夫去世后，冬梅变得更不爱说话了。家里的每一处角落都保留着丈夫生前的痕迹，这些难免会勾起冬梅对往昔生活的回忆，可她不敢过多地当着孩子的面表现出悲伤，怕把消极的情绪传递给他们。大概在丈夫离世半个多月后的一天，冬梅准时出现在工地。“当时就想着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起码开塔吊的时候我是全神贯注的，这样就不会想起他。”

　　临下班的时候，冬梅的手机响了，往常这个时间都是丈夫打来电话，询问她能否按时下班以及中午想吃点什么。冬梅接起电话，听到是女儿的声音，她有些恍惚，然后猛然想起丈夫已经不在了。那天，冬梅在塔吊的操控室里嚎啕大哭，那是积蓄已久的感情释放，同时也让她看清眼前的现实。“两个孩子都很懂事，女儿还没嫁人，儿子之后还要读高中、大学，他们已经没有爸爸了，我得把这个家撑起来。”

　　冬梅的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可以支撑她干到60岁，但生活却希望她能早点退休休息。在工地上，年龄是硬性指标，年轻意味着能有更多的机会。这几年，冬梅明显察觉到大龄塔吊司机变少了，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干多久，但只要有活，她就会拼命地干，一如过往。“日子总要过下去，也总能过得下去。”冬梅说。

　　老田所说的“分水岭”，除了表现在身体素质方面，更多的还是体现在心态上。“人到了一定的岁数，心态就慢慢地平和下来了，不再像年轻时那样一味地想着挣钱，也不那么争强好胜了，现在的心愿就是想身体健康。”

　　现在的老田，把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来陪伴家人。“家”，这个字在老田心里的分量很重。早年间进城打工是为了讨生活，只有过秋过麦时才能回一趟家，老田忘不了每次能回家时的雀跃，以及买好车票后对归期的满心期待。2020年，孙女出生，也是在这一年老田结束了到处奔波的生活，和妻子来到北京帮儿子带起了娃。

　　老田现在的生活俨然一副提前适应退休的模样：早晨六点起床晨练，骑三个小时自行车，接着去超市买点菜。下午看看中医的讲座视频，到点去幼儿园接孙女放学。偶尔老田也会在招聘网站上看看家附近有没有适合他做的零工，“我们这代人就是这样，忙了大半辈子，是闲不下来的。”甚至他还琢磨过，如果自己的身体条件允许，可以试着去做看门的保安或者绿化工人。

　　“我们这代人，是非常能吃苦的，过去了也就结束了。”老田说。在工地上，像老田和冬梅这样的养家之人，还有很多。他们是被时代夯进地底的桩基，当青春与血汗凝结为都市里的钢筋铁骨，便化作城市根系里沉默的养分。对他们来说，所谓暮年，不过是生命以另一种形态，继续在人间烟火中深深扎根。

　　（本版图片来源为视觉中国、文中老田和冬梅均为化名）

来源：农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