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在新文化运动中作为“古史辨派”的创始人，推动了《古史辨》的出版，他所提出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不仅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也引发了民众对于中国历史的重新认识。顾颉刚提出的这一思想，简单地讲就是越到后代，反倒对越久远的历史描摹得越细致。

在“疑古”问题上，顾颉刚其实深受清代学者崔述所著的《考信录》的影响，他甚至说：“我们今日讲疑古、辨伪，大部分只是承受和改进他的研究。”胡适也极力推崇崔述，称其为“科学的古史家”，并言道：“我深信中国新史学应该从崔述做起，用他的《考信录》做我们的出发点，然后逐渐谋更向上的进步。”然而今日说起崔述，除了专业领域还有人偶尔提及，对很多人来说都仅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了。

《崔东壁遗书》书影

“另类”的乾嘉学者

崔述（1740年至1816年），号东壁，直隶大名府魏县（今天河北魏县）人。崔述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崔元森，号暗斋。暗斋先生从崔述很小的时候就对其有着严格的要求,正如陈履和（崔述弟子）在《崔东壁先生行略》中所言：“市井之言,游荡之行,常不使接于耳目。少长,告之曰:尔知尔所以名述之故乎！吾少有志于明道经世之学，欲尔成我志耳。”应该说，暗斋先生也如很多父亲一样希望孩子继承自己的志向，继续认真学习“明道经世之学”。但他在辅导崔述读书的时候又不同于一般的教书先生，崔述在《考信录·自序》中言：“先君教人治经，不使先观传注；必先取经文熟读潜玩以求圣人之意，俟稍稍能解，然后读传注以证之。”意思就是看儒家经典文献，不先看注释，而是先看原文，直接领会圣人的意思，有了一点理解之后，然后再看相关注释。这个读书的习惯，实际上是在培养一个读书人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具备带着问题看书的意识。正如北宋理学家张载，也就是那位曾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先生，在其《经学理窟·义理篇》中也谈到过“观书者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每见每知所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也许正因如此，崔述才能最终写出我国古代疑古史学的集大成之作《考信录》，“于不疑处有疑”，恰是一个对《考信录》准确的定位。

关于崔述的《考信录》，有人说是“辨证古书真伪的专著”，这个说法并不全面，崔述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正如崔述在《补上古考信录》中所言：“司马氏曰：‘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是余之志也夫！”崔述也如司马迁一样，“考信于六艺”，就是以《六经》为标准，其他古书所言内容与其不同则要怀疑，甚至有时也会对《六经》中暴露出的问题直接提出怀疑——这在当时乾嘉考据学者一片“信古”之声中算是独树一帜的“疑古”了。

孔子是圣贤之人，也是崔述时时处处刻意维护的完美形象，但实事求是地面对古代文献所暴露的问题，崔述也是不得不怀疑。比如：《辨鲁君赐鲤之说》通过《史记·卷四十七》的《孔子世家》与《论语》中关于孔鲤、颜渊的年龄的矛盾而阐发对于《史记》等书的质疑，其中《孔子世家》中言“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亓官氏，一岁而生伯鱼。伯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赐孔子；荣君之贶，故名曰鲤而字伯鱼，”通过《孔子世家》，崔述知道孔鲤五十岁的时候去世，颜渊去世为三十二岁，颜渊又比孔子小三十岁，由此可以推断出孔子如果二十岁生孔鲤的话，则孔鲤一定是于颜渊后去世；但通过《论语》却发现孔鲤去世更早。通过这个矛盾，崔述引发出对《孔子世家》的质疑，从而也提出孔子夫人的姓氏、鲁昭公赐鲤鱼的行为是不是也是假的呢？仅这一小篇文章已经展现出崔述细致的洞察力，通过更多文献、史料的整理和归纳，崔述的质疑可以说是直达上古中国史，对于许多如今还想当然以为是史实的内容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质疑。

顾颉刚大概也有着与崔述相似的细致观察力，否则他不会在《古史辨》第一册序言中表示：“我读了大痛快。尤其使我惊诧的，是他在《提要》中引的‘打破沙锅纹到底’一句谚语。你又要‘打碎乌盆问到底’了，这是我的祖母常常用来禁止我发言的一句话；想不到这种‘过细而问多’的毛病，我竟与崔先生同样地犯着。我弄了几时辨伪的工作，很有许多是自以为创获的，但他的书里已经辨证得明明白白了。我真想不到有这样一部规模弘大而议论精锐的辨伪的大著作已先我而存在！我高兴极了，立志把它标点印行。”

学者与学者之间也需要“意气相投”，如果没有这么大的认同度，顾颉刚也不会花十五年的时间去整理、收集崔述的资料，从而在1936年出版了资料最为丰富的《崔东壁遗书》。

崔述寂寞坎坷的一生

虽然在百年之后，胡适与顾颉刚极为欣赏崔述辨伪的成绩，然而他在世时却是非常寂寞的：宦途上最多只做到县令，在学术上亦默默无闻，与主流格格不入。

崔述少年时在父亲的督促下学业进展得很快，11岁应童子试，就被县令所赞赏，15岁去大名府应试，又得到了太守朱煐的欣赏。崔述的家庭本不富裕，此时还碰上家乡的水患，魏县当时的知县王沛生受太守朱瑛的嘱托，聘请崔述的父亲去县里的义学教书，才使得一家老小在大灾之年得以温饱。第二年，朱瑛把崔述还有其弟弟都接到自己府上和自己的儿子一起读书，甚至还亲自给他们上课，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八年之久。这期间，崔述在乡试中副榜，随后中举人。直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因为朱瑛移至永州任职，崔述才与民众一起送别朱瑛离开大名府。史料记载，朱瑛离开大名府时，士民攀辕阻道者十余里，啼泣不绝，可见朱瑛也是造福一方百姓的好官。

老师朱瑛的离开，似乎也带走了崔述在科场的好运气，此后连续五次，崔述在会试中没有考中。科场不顺利仅仅是崔述坎坷命运的开始，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崔述的父亲暗斋先生去世，此时崔述才31岁。随后的十年间，其姐姐、儿子、母亲及弟弟都分别过世，这对于人至中年的崔述而言可谓是一次又一次的重击，其求取功名之心也随之暗淡下来。这段时间，崔述曾写信给汪师韩（1707年至1780年）倾诉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汪师韩是曾经的翰林院编修，离任后应当时直隶总督的邀请担任保定莲花池书院的讲席，也是崔述口中“先达中赏鉴余者，惟汪上湖先生”（上湖为汪师韩的号），算是崔述在世之时难得的一位欣赏者了。在给汪师韩的信中，崔述言道：“述幼痴钝，长益迂拙，人事悉所不解，独好参伍古今事迹，辨其是非真伪。日积月聚，似少有所见。常欲著之于文。顾自以为年少识浅，又方劳心于科举衣食，未暇为也。……自先君见背后,功名之念顿灰,家贫多病,益疏懒,自度难以进取,欲遂一抒所见。愧不能文,乃于去岁取昌黎、柳州、庐陵三家文熟玩其理。……惟先生鉴其诚而敢之，幸甚！”从文中可感觉出，至亲的陆续离世，崔述仕途之心暗淡了下来，此外崔述身体并不好，还要为家人的生活去奔波。

文人至暗时刻的灯塔

但此时“常欲著之于文”反倒成了支撑低谷时期的崔述的一个巨大力量，也让他跳脱八股文考试的窠臼，开始关注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的作品，以此来提高自己写文章的能力。他的弟子陈履和在其所写《敕授文林郎福建罗源县知县崔东壁先生行略》中用自己的视角来看待此时的崔述：“先生少有志于功名,读书时即悉心以究世务……且家贫无以养,故禄仕之念甚切。既数试礼部无所遇，二亲又相继以逝，《考信录》亦未成,自分以著书老矣……自暗斋先生卒后,十年之间,叠遭变故,积哀劳,病作几死者屡矣。母丧既除，痛弟迈笃学而年不永，所恃以成先志者孑然一身,益发愤自励,始作《考信录》。疾病忧患中,奔走衣食又十年,而考古著书弗辍也。”可以说，撰写《考信录》成为处在至暗时期的崔述的灯塔，引领着崔述走出谷底，这种力量中也包含着至亲对于崔述的期望，让他增添了去面对各种困境的力量。

此外，崔述在写与汪师韩的信中也谈及了为何要写《考信录》：“自战国以来，邪说并作，皆托圣人之言以取信于世，亦有圣人之徒传而失其真者。汉晋诸儒罔能辨识。至唐宋时，尊信日久，益莫敢以为非。六经之文有与传记异者，必穿凿迁就其说以附会之，又好征引他书以释经义，支离纡曲，强使相通。虽有一二有识之士论其舛谬，显其考证抉摘犹多未尽，而世亦不尽然其说。……述之所见虽未知其是否，然存之以待有识者之去取，或亦君子之所不罪也。”崔述认为，中国历史的记录中有些是被造假的，尤其是战国以来的一些内容，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考信”思辨，能够把这些疑问提出来，至少也能引发更多人的思考和探究。想来这也是考古学尚未进入中国之时，中国文人能够做到的最大限度去探究历史真实性的方法吧。

嘉庆元年（1796年），56岁的崔述经过几次去京师候选，终于谋得了去福建罗源县任知县的机会。正如老师、父亲所期望的那样，崔述努力成为一个好官，但在腐败的官场中，做一名执法公正的好官也是需要很多智慧的。崔述并不是一个只会读书的官员，遇到一些官场难题，他也会如同书写《考信录》一样抽丝剥茧的确认真相，从而给对方一个公正的处罚。但对崔述而言，56岁才刚刚步入官场，天天处在复杂的利益斗争中，这样的生活他并不适应，身体的衰老也让他想把时间更多地留给写书。于是，仅仅当了六年知县，崔述就告老还乡了，此后人生的目标就是完成《考信录》。

崔述一生坎坷，56岁前一直在科举考试中挣扎，六年官场生涯也仅仅是在两个县任知县，一生生活窘迫，甚至无钱把自己费尽心血写成的《考信录》刻制出来，但崔述却又是幸运的，他的学生陈履和家境也不富裕，却一生立志要把崔述的《考信录》刻制完成，哪怕借钱也无所谓，并想方设法去推荐《考信录》。顾颉刚写文章谈及自己第一次知道崔述还是看了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中的《崔东壁先生事略》——这篇深入介绍崔述的文章就是陈履和所写。如果没有陈履和的努力，崔述的文章恐怕早已消失在历史中了。

有人曾说：“来这辈子不是要来换取名利、换取财富，这些都带不走的。成功就是我们做出了什么事情，让多少人获益，而这件事情使我们的名字附着在上面。”崔述把自己的名字附着在《考信录》上，不管是在五四时期，还是今日来读，都时时提醒着我们“尽信书不如无书”。对于普通读者，只要有兴趣都可以去阅读《考信录》；作者崔述也如许多人一样，在困顿的人生中不断挣扎，其极力探索的过程不也值得我们去了解、去体味吗？正如作家李娟所言：“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境。”司马迁有，崔述也有。时代虽然不同，但面对艰难人生，他们都各自选择了属于他们独有的那条路，也成就了我们今日所见到的《史记》与《考信录》，这或许也是今日与诸君一同回顾崔述的一点点理由吧。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作者: 郭苑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