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各特·阿兰·约翰斯顿

《时间在说谎：一部时间创造史》司各特·阿兰·约翰斯顿 著乐西 译东方出版社

　　当你看向一个时钟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是谁决定了现在是几点？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明白时钟上的时间是人为创造的，是人类为了使用方便达成共识的产物。钟表的指针用来显示人们共同认可的时间，我们的社会按照指针的嘀嗒声运行，但实际上，我们的计时方法只是一个大概精准的、约定俗成的体系。即便在今天，原子钟和GPS卫星可以使地球时间精确到十亿分之一秒，但真正的“时间”仍然是不存在的。为了达到不同的目的，我们会采用不同的时间。原子钟基于政治需求划分出了一秒的长度，以及一个时区的经度跨度。决定时间的并不是物理原则，而是政治。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物理学界否认了有一个真实时间存在的观点；相反，时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随着速度和重力改变。在人类个体层面上，时间表现出来的相对性微乎其微，基本起不了作用；然而对于现代卫星系统来说，为了正常工作就不得不把时间膨胀的因素考虑在内。也就是说，在宇宙中，我们找不到一个标准的计时准则。时间由我们制定，因此它仍然符合一句古老谚语所说：“众多的谎言编织出了结论。”对于时间来说，不存在“真实”，精确、普适的时间，仍有待人们的研究和发现。时间是人为创造的。

　　这本书所讲述的，就是人类如何创造了时间。本书中提出的问题是“我们为何以今天现有的方式确定时间”，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时间是怎样形成全球标准的”。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晚近才形成的现象。19世纪之前,所有的时间都是地方时间。巴黎的时钟不需要和莫斯科的时钟相协调。人们凭借脚力和马匹旅行，不可能快到从一个城镇旅行到另一个城镇，还要面临当地的正午时间和原来的相差几分钟乃至几小时的情况。所以说，那时候没有“马匹时差综合征”。

　　直到19世纪中期，情况才有了变化。火车和电报的发明，几乎是一手打造了一个联系紧密的全新世界，突然之间，那些大城市之间的时间不一样了。对于发电报来说要留心将发报和收报的时间调到一致，而对火车来说时刻表不准确则有危及生命的危险。为了避免混乱，新的时间标准呼之欲出。

　　新技术无可厚非地是标准化时间的推动力。但火车和电报的发明和应用，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全球时间协调一致的结果是如今这样。将时间确定为现今样貌的并非技术发明，更多的是社会和政治因素，这更加耐人寻味。本书要讲的就是世界最初相互联系时的“成长的烦恼”，它在1875年到1914年之间达到了顶峰。

　　计时革命发生的先决条件是19世纪，尤其是欧洲进入了发明时代，或者说是大收割时代。长达数世纪的全球航海大开发接近尾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一心扑在攫取和变卖全世界的资源上。它有有益的一面，即科学初步发展出了专业化领域，将上至重量等度量单位、下至蝴蝶的物种分类都分别标准化，也给时间制定了标准。商业利益促使人们测量陆地，为陆地绘制地图，将庄稼作物和掠夺回来的货物分清门类。但大收割时代也存在黑暗的一面，这表现为对殖民地的掠夺。地图绘制和勘测产生了有用的知识，为大都市提供了所需的资源利益，代价是造成了全球部分地区人民的贫困。更加精准的时间让水手能够在海上确定经纬度，但这一航海技术也转而促进了海外殖民行为。人们抱着善恶交织（往往恶的成分更多）的心态勘测、管理、区分世界，为世界划定标准，万事万物都被规范，时间也不例外。

　　从计时的角度来看，这也就意味着在19世纪中期，向某人询问时间会得到非常复杂的答案。这并非因为缺少计时工具：那时手表和时钟已经普及，城市大厅和火车站都挂着公用的大钟。也就是说，关于时间的难题不在于缺乏测量工具，而在于有太多种不准确甚至互相冲突的时间存在。不同钟表的同步性很差，而且即便是制作最精细的钟表，也不能保证持续几个星期走时精准。这就造成了每只钟表的时间和另一只的都不一致，并且它们的差别没有章法可循。让计时问题变得更复杂的是，确定以哪个钟表的时间为基准，更是一个涉及权力、政治和社会系统的问题，而非技术能力的问题。钟表有可能是碰巧走不准，但也有可能是人们故意为之，比如不同的专业领域、宗教、文化以及国家都采用不同的时间(更不用说历法，每一种历法都基于其独特的文化、宗教信仰和天文学基础)。时间不准确是常态。（作者为麦克马斯特大学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