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敬之

　　左宗棠，曾是八股文考试的积极参与者，勤学苦读的好榜样之一。他15岁参加长沙府联考，拿了亚军，信心百倍，先后进长沙城南书院、湘水校经堂学习。

　　湘水校经堂，为道光十一年（1831）由新任湖南巡抚署湖广总督吴荣光捐银千两生息，仿其师阮元所办学海堂例,与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均在书院内择地创办,倡导汉宋并举、通经致用，以经史、治事、辞章分科试士，不课时文，成为湖南讲求汉学的重要基地。左宗棠在此读书，得益吴荣光授业，七次蝉联第一。

　　但没想到，有这样好成绩的“学霸”，在湖南省联考以“搜遗”入选，三次全国统考竟都是不及格，成就了他“屡试不第”的无奈。

　　左宗棠终究不是考场斗士，也没有不中举誓不休的执念。那么，是什么让他成就后来的一番事业？

　　经世浮沉终封侯

　　左宗棠是一个典型的经世致用论实践者，攻读儒家经典之余，留意农事，遍读群书，将涉及历史、舆地、兵法、经济、水利等的名著视为至宝，刻苦钻研，为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考场失意，却同样可以一跃登天。左宗棠18岁时拜访长沙学界翘楚贺长龄，获“以国士见待”。贺先生是嘉道两朝名臣，政声显隆，编《皇朝经世文编》，名满湖湘，年长左老弟27岁，但以尊礼厚遇之。其弟熙龄更是左宗棠老师，对其非常喜爱，称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后来师生还结成了儿女亲家。

　　首倡商品经济的政界大佬陶澍，欣然以一代名臣之尊，主动提议让他唯一的儿子与左宗棠的长女订婚。

　　像曾国藩一样，左宗棠也是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起家。他先后给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做大秘，出佐湘幕，出力甚勤，得座主言听计从，从而名动全国，一些高官显贵在皇帝面前竞相举荐，咸丰帝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也因此，左宗棠引来了一些人的忌恨和诽谤，比如湖南零陵总兵樊燮就曾构陷，险些使其性命不保、提前出局。

　　樊燮是湖广总督兼协办大学士官文五姨太的娘家亲戚，被远房姐夫官文推举接任零陵总兵。因为慵懒，体重过大，身为武官却不骑马，只坐八抬大轿，被讽为“轿子总兵”。永州人消遣他：“樊总兵阅兵——坐着看。”他连阅兵都坐轿子。

　　咸丰九年（1859），左宗棠正在给骆秉章做幕友。某日，樊燮来访，认为左宗棠只是个不在编的秘书，故拒绝叩拜行礼。左宗棠素来心高气傲，对轻慢于他的偏远军分区司令员樊燮非常不悦，举脚便踢，大骂：滚出去！

　　樊燮一状告到京城，少不了加料控诉，说左宗棠是“劣幕”。咸丰帝下令官文处理，若属实则将左“就地正法”，幸得胡林翼、郭嵩焘等仗义执言，潘祖荫、肃顺等披沥上陈，才使一场轩然大波得以平息。

　　但这件事似乎对左宗棠打击很大，何况人到四十还屈居幕僚，无所作为。时人虽说出“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语，但那是一句没用的废话。

　　他得另谋出路。因而有了黄小配在《洪秀全演义》中的描述：太平军打到湖南，左宗棠正隐身东山白水洞，原因不光是避乱，而是久取科名不第，意图另寻建功立业途径。各种缘由发酵，左宗棠与洪秀全见了面，密谋反清。

　　当湖南巡抚请他出山时，左氏一再拒绝，从而引起咸丰帝的怀疑，询问郭嵩焘：“左宗棠不肯出山，系何缘故？”还正告说：“当出来为我办事！”左宗棠心里清楚，如令清廷得知必有灭族之罪；从太平军中逃走，洪秀全也不会善罢甘休。左宗棠深夜逃离，洪秀全曾派一队人马追赶，追赶不到而入山搜捕。脱身成功的左氏，马上离开白水洞，辗转去了湘潭。

　　这桩历史秘闻，现代史书也有记述，并非空穴来风。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中写道，“当太平军围长沙时，左宗棠曾去见洪秀全，论攻略建国策略”，秀全不听，宗棠夜间逃去。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中说：“左宗棠尝投奔太平军，劝勿倡上帝教，勿毁儒释，以收人心。……不听，左乃离去，卒为清廷效力。”

　　萧一山《清代通史》、张家昀《左宗棠：近代陆防海防战略的实行家》、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等，皆有类似记载。

　　后来湘军崛起，左宗棠看到代表汉人和湖南的曾国藩很有希望，才为之筹饷、筹械。因接济曾国藩部军饷，以夺取被太平军所占武昌之功，朝廷才命以兵部郎中用，“外援五省，内安四境”，为湘军的斗争，为镇压太平军出了大力气。

　　再后来，他自立门户，收编英年早逝的王錱的余部为新楚军，和法国舰队司令勒伯勒东组织中法混成的常捷军，一路杀将过去，结果封侯拜相，成为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二等恪靖侯。

　　随着曾国藩研究的逐步深入，湘军将领拥立曾自立的谜底渐被揭开。曾氏久受压抑，周围大将为集团着想，趁乱谋划让曾国藩黄袍加身，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而同样久受压制、险被咸丰砍头的左宗棠，是不是也积极谋划和行动，不得而知。

　　当左宗棠真正拥抱清廷后，他是一个果敢无畏且思想开放的爱国者，积极参与推动洋务运动，开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潮流，大力推进晚清中国的现代化转型。

　　他将仿制西方轮船视为“海疆长久之计”，奏请朝廷并主持创办福州船政局，前后共建造轮船40艘，派出5批共计73人留学英、法两国实地考察学习，为中国建立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打下了基础。

　　他还以福州船政局的名义，先后创建两所学堂分别教授法、英语言文字及轮船建造技术，又相继设立绘图学堂、管轮学堂和艺徒学堂等，为近代中国发展储备培养了如严复、萨镇冰、詹天佑、邓世昌、林永升、刘步蟾等一大批优秀人才。

　　西征壮举复疆土

　　曾国藩说：“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郭嵩焘说：“左宗棠才尽大，无不了之事，人品尤端正，所以人皆服他。”足见，左宗棠的才能，是湖湘英才群公推的。

　　道光二十八年（1848），胡林翼向时任云贵总督林则徐推荐左宗棠，但左宗棠因事未赴任。第二年，林则徐返乡，约左宗棠于长沙舟中相见。

　　二人彻夜长谈，关于西北军政的见解不谋而合。林则徐认定将来“西定新疆”，舍左君莫属，特地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宝贵资料全部交付给左宗棠，临终前还命次子代写遗折，一再推荐左宗棠人才难得，称其为“非凡之才”“绝世奇才”。左氏不负林公厚望，最后成为比林更有历史分量的民族英雄。

　　同治六年（1867），阿古柏在新疆自封为王，自立国号“哲德沙尔汗国”，宣布脱离清廷。沙俄乘机占据伊犁，英国虎视眈眈，意图瓜分西北。

　　清廷内部爆发“海防”与“塞防”之争。权倾朝野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认为两者“力难兼顾”，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

　　陕甘总督左宗棠正在进军平定陕甘，对新疆的情况很了解。他认为新疆自古以来物产富饶，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新疆在战略上也非常重要，应该趁英国、俄国还没有完全介入的时候，及时地收复新疆。“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因此，收复新疆，势在必行。他主张用战争换和平，用战争维护国家的统一。

　　慈禧看到两大重臣两份不同意见的奏折后，进行了严格的平衡分析。左宗棠长期在西北用兵，对西北的形势了解多，慈禧感觉到左宗棠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同时，她也很想收复新疆，新疆是大清版图中很大的一部分，失去这样大的领土，她是要背上千古骂名的。

　　光绪元年（1875）三月二十八日，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拥有筹兵、筹饷和指挥全权。清廷把收复新疆的大权完全交给了左宗棠。

　　左宗棠率六万湖湘子弟从兰州出发，抬棺西行，移驻肃州，就近指挥新疆战事，各路大军陆续西行出关。

　　左宗棠将战略目标定在攻克北疆的乌鲁木齐，任命部下大将刘锦棠作为主力，并且给他订了一个指导思想“师克在和”以及一个战略方针“取其要害”。

　　在“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策略的指导下，军事行动开始。刘锦棠等夜袭黄田，继而攻克古牧地，一举收复了乌鲁木齐。后来收复玛纳斯，天山北路全部收复。左宗棠乘胜追击，分兵三路挥师南下，齐头并进，先后拿下达坂、吐鲁番等城，肃清和田之敌，取得完全胜利。至1878年1月2日，清朝军队收复了除沙俄侵占的伊犁外的全部新疆地区。

　　就在曾纪泽赴俄重开谈判伊犁归属时，左宗棠在新疆备战，拒不承认内大臣晋左都御史完颜崇厚与俄使私自订立的《中俄交收伊犁条约》（又称《里瓦几亚条约》），强调“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在古稀之年亲率大军，誓与死战，迫使对方签署《中俄伊犁条约》（即《中俄改订条约》），收回伊犁和特克斯河上游两岸领土主权。

　　一年多时间，新疆全境收复。这是晚清历史上扬眉吐气的一件大事，是晚清夕照图中光彩的一笔。

　　左宗棠一生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收复新疆，巩固边防，使大好河山不沦丧他国。左宗棠在新疆也注意兴修水利、筑路、屯田、植树等，建议以新疆建省，意义深远。后人曾写诗称赞：“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时至今日，新疆人民还在盛传左公威名，那左公柳绿荫依旧，惠及天山下的儿女。

　　常有人将李鸿章与左宗棠对比，如梁启超在《李鸿章传》里便说：“左李齐名于时，然左以发扬胜，李以忍耐胜。语其器量，则李殆非左所能及也。”（左宗棠、李鸿章齐名，但在性格上的各有优点，左张扬，李隐忍，李鸿章的器量不是左宗棠所能赶得上的。）但是，左宗棠的成就并不应被掩盖。著名历史学家缪凤林先生就评价道：“唐太宗以后，对于国家领土贡献最大的人物，当首推左宗棠，实非过誉。”在那个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艰难时世、纷乱朝局中，左宗棠始终坚守书生报国的初心和使命，逆行图强，不啻于孤勇者，倔强前行。

　　同为湘中之人、同为造福新疆的王震将军，曾在1983年8月把左宗棠曾孙左景伊约至家中，评价说：“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力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左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发扬的。解放初，我进军新疆的路线，就是当年左公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我还看到当年种的‘左公柳’。走那条路非常艰苦，可以想象，左公走那条路就更艰苦了。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则，祖国西北大好河山很难设想。”临别时，王震将自己珍藏的钤有本人印章、签名和红笔批语的《左宗棠年谱》送给左景伊做纪念。可见王震对左宗棠的评价是在深入研究的前提下做出的。

　　（作者供职于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