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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一杭工作室

5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下称“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实施，这不仅为5000万家民营企业送上“最强定心丸”，也为市场主体带来更为清晰的制度预期。

一纸新法落地之际，一场资本新局正悄然形成。在存款利率跌破“1%”大关的背景下，这既是对民营企业“法律地位”再确认，也为资本市场注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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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困境待解

从大环境来看，民营经济的“重压”状态已持续多年。

数据显示，2024年，民间投资连续第二年负增长，占比已经下降到50.1%，几乎要跌破50%的分水岭。而在10年前，这一比重还高达64.2%。这意味着，企业端的信心在退潮、资金在观望、资源在错配。

但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重量级角色”依旧不可撼动——贡献GDP的57%、技术创新的67%、新增就业的89%、吸纳就业近八成，“56789”背后，民营经济是我国实打实的国民经济支柱。

为何我国民营企业在“撑起经济半壁江山”的同时，却面临“用工难、投资难、回款难、出海难”的多重困局？根源在于政策环境预期不明、制度保障不足、市场规则存在隐性壁垒。

据《界面新闻》2023年的调查显示，超过66%的企业认为“市场需求不足”是当前最大挑战。而在成本压力和政策环境层面，小微民企感受到的“不对等”尤为突出，比如招投标受限、优惠政策难享、社保负担过重、执法检查过频等。

这些问题背后，是制度设计尚未完全与民营经济的现实需求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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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为民营经济正名与护航

《民营经济促进法》自2023年12月提出制定该法，到正式出台仅历时不到1年半，如此快速的立法进程就是政策层面对民营经济发展的系统性回应。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一季度，民间投资已重回正增长区间（+0.4%），或可视作政策预期转暖的前瞻信号。

这是一部“高含金量”的法律，其突破之处不在于微观层面的小修小补，而是通过立法形式，首次从国家战略高度系统性确立民营经济的法律主体地位。

其中，几项“第一次”尤为关键。第一次将“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写入法律；第一次明确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第一次明确规定“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长期坚持的重大方针政策”。

除了这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一次”，《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含金量”还体现在其现实针对性上。

比如，“开门立法”，多次专门听取民营企业代表及有关方面意见，两次向社会公开草案征求意见。最立法聚焦在公平竞争、投资融资促进、权益保护等内容上。

比如针对公平竞争问题，法律专门开辟一章，写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保障“非禁即入”；规定国家保障民营经济组织依法平等使用各类生产要素和公共服务资源。

又比如针对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法律规定督促引导金融机构合理设置不良贷款容忍度，提高银行放贷积极性，同时建立健全尽职免责机制，解决基层人员“不敢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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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度红利对冲全球风险不确定性

此外，这一轮法律与政策组合的快速推进，也与全球宏观经济环境的深度变化密切相关。

目前，美国财政赤字持续拉大，国家债务已逼近36万亿美元，穆迪下调信用评级，IMF更是将2025年美国经济增速预期大幅下调至1.8%。全球资本在寻找“去风险”的新锚。

在此背景下，中国选择通过法律形式确立民营经济地位，本质上是一次制度性释放政策红利、增强市场信心、托底长期增长的战略性举措。

对外，它是向全球投资者释放信号。中国经济的制度根基稳定，政策方向明晰；对内，它为民营经济“定规矩、搭平台、保权益”，形成长期稳定预期。

中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窗口期。要穿越全球不确定性周期、实现结构性转型，关键仍在于，能否激活企业家精神、重塑市场信心、构建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推出，是一个起点，不是终点。它不仅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更是对未来路径的勾勒。真正的政策效应，还需在执行端落地生根，在微观端被企业感知。但可以确定的是：一个有法律兜底、政策加持、制度护航的民营经济时代，正在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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