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蒙格斯报告

当我们讨论经济增长时，指的是市场发展对冲掉一定概率的损失后获得的纯收益。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增长只能在市场环境下发生，非市场环境维持总量的循环都很困难。

经济增长

长期以来，人们对经济增长动力的分析通常是对GDP做结构性分析，从而对不同时期经济增长的动力做不同的描述。如计划经济时期，总结为“革命加生产”，以革命精神促进生产效率。改革开放后，初期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后来放开城市改革，再后来靠两头在外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加入WTO以后，逐渐形成三驾马车的格局，即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消费来实现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本义是指社会总价值的增长。经济增长通常是指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较早的文献中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总产出与前期相比实现的增长。总产出通常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对一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度量，通常用经济增长率来表示。

其实说穿了，一国经济的增长只有两个基本途径：一个是贸易顺差带来的价值增长；一个是消费升级带来的新的价值生产。

贸易

无论GDP如何计算，都应该反映社会生产价值创造的数据和变化。从纯经济学角度看，一国整体社会经济价值的增长，只可能是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整体对外贸易的顺差，二是国内生产满足消费市场后因为消费需求增加而增加的社会商品价值。固定资产投资严格讲也要被区分计入这两个市场价值。

美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也不例外。虽然如特朗普所抱怨，美国对全球许多国家是逆差，但这里可能只计算了货物进出口数量，而没有计算其在服务市场中更广泛的交易收益，其中主要是技术服务、投资和金融服务。通过贸易逆差增加的美元增发最终会通过金融产品如债券股票回流到美国。如果不能回流到美国，境外持有的美元便是无源之水，失去价值。由美元外溢所带来的软实力，使美国在境外的各种投资和知识产权、技术服务（如会计师事务所）等都会有强大的竞争力和很高的收益，也构成美国经济增长的来源，不能简单地计算出贸易逆差就妄言吃亏了。

贸易是任何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但它所带来的经济价值远非贸易本身可以计算的。

关税

关税是以进出口货物和入境物品为征税对象，由海关在进出口环节征收的税种，是指进出口商品经过一国关境时，由政府所设置的海关向这些商品征收的税收。关税在一国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固定性和涉外性，也是一国对其他国家或经济体贸易关系的调整杠杆。

关税对政府、企业和居民个人的意义区别很大，其利益相关性不同从而产生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看法和态度。对政府来说，关税是一国主权的标志，所以容易被民粹情绪影响。关税壁垒也是一国对与本土交易的外部市场参与者表达宽严相济的工具。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与不同国家的贸易总额，都会实施不同的关税战略，并在关税弹性上有所呈现，并不会搞出绝对的数量、品种、税率上等算术上的对等。关税收入是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在清朝，如咸丰末年，关税只有四百九十余万两白银，到了同治末年达到一千一百四十余万两，光绪末年更是达到了三千二百九十余万两，占财政收入比重的20%-30%。这些关税都会摊入进口商品的成本，实际上还是由本国消费者承担。

现如今，我国的关税属于中央税，2024年关税收入2443亿元，占税收总收入1.4%。2024年美国政府关税收入达890亿美元，占联邦财政收入的1.9%。所以大国博弈中，关税收入并不是重点考量，而是企图通过关税影响彼国的企业经营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政治较量。

历史上英国最早推行全球贸易，也最早提出贸易保护。关税壁垒虽然可以在某些条件下达到保护本国企业利益的目的，但高额关税引来的报复也会加重本国企业的成本负担和消费者的消费成本。可见关税壁垒是双刃剑。能不能适用要看两国之间贸易的具体得失。在贸易全球化的今天，贸易保护主义会损及全球市场，对市场博弈的各方都不利。所谓贸易保护主义只有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才有意义，加税显然短期内会导致外国企业商品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而同类本土企业则具有竞争优势。但长期来看，市场会通过看不见的手，达成新的利益平衡。如果是非市场国家，增加关税的确是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交易量也会随之而降，有害而无益。

全球贸易的理想化状态是类似于WTO规则下的零关税互相优惠，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因为所处发展阶段不同，优惠的条件略有差异，相对来讲比较公平。

所以，关税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工具和杠杆，虽然具有政治意义，但不能政治化。反过来，也不能像特朗普那样把关税与国家治理分离，只算贸易额的盈亏顺逆，搞所谓“对等关税”，脱离了关税的国家战略博弈背景和国际贸易的实际公平，这是非常令人无语的。

消费

同理，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内主体投资其实不算是经济增长，在人民币不能成为国际支付和储备货币时，国内投资只是现有价值创造未来增长的可能性，整体上并无新增价值。国外主体投资是一种价值增加，属于增长范围。贸易顺差才是真正的交易收益的价值溢价，即整个经济体所赚到的钱。

另一方面是消费，只有消费需求的增长才能拉动经济价值增长，所以振兴消费不产生新的需求是不能带来经济增长的，其结果反而会加大消费杠杆，增加风险敞口，形成风险后移。加杠杆刺激消费的做法无异于缘木求鱼，要实现经济增长，关键在于激活消费需求，而刺激需求的唯一路径是增加居民收入。具体而言，可通过增加就业、提高薪资水平，让居民形成增加需求的良性预期，进而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总额的增长，而不是号召过苦日子紧日子。经济下行期应该过紧日子苦日子的是各种、各级的预算开支。《人民日报》最近发表评论称，“面对高关税持续压缩对美贸易空间，我们更要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努力把消费打造成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压舱石，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但是说来容易做来难。

推动企业出海，虽然能扩展新的市场，但短期来看对本国当期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减项，除非其能为未来带来较好的收益，如创造新的贸易额、提升相关行业的个人收入。要让出海的人民币像美元一样回流，需要有强大的金融市场体系。首要任务是解决投资项下的人民币和外汇收支自由的问题，改变强制结汇的做法，把外汇交给企业自行支配，这才可能使人民币成为别国的财富储备。倘若国内投资环境得不到改善，出海就可能会演变成出逃；人民币无法自由流动，管制下的汇兑功能有限，就难以形成国际货币，获得真正的投资价值增长。

所以当我们讨论经济增长时，指的是市场发展对冲掉一定概率的损失后获得的纯收益。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增长只能在市场环境下发生，非市场环境维持总量的循环都很困难。

朱小黄

朱小黄，蒙格斯智库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山大学经济学博士，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原中国建设银行首席风险官、副行长，原中信银行行长、中信集团监事长。朱小黄博士是国内风险研究和宏观经济研究领域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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