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当前中美关税形势迎来缓和,这与关税1.0时期,特朗普政府先极限施压,随后又大规模豁免关税有类似的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中国制造“难替代性”,本文对此进行深入分析。
一问:被低估的关税豁免机制?豁免机制具有独立性,且其覆盖范围广、本轮出台速度更快。
关税豁免机制具有独立性,不依赖中美谈判,主要由美国进口企业主动申请。2020年1月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而早在2018年7月,美国就已出台首批大规模关税豁免清单。彼时是美国进口商由于经营压力显著上升,主动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申请豁免。
关税豁免机制作用显著,关税1.0时期的被豁免关税商品占比最高达到60%。2018年来豁免清单(新增+延期)共50轮,规模最高达1183亿,排除比例最高达46.2%(年化),单月占比最高达60%。主要豁免商品为纺织服装(19.3%)、机械设备(12.8%)、橡胶塑料(11.0%)等。
本轮关税豁免速度明显快于1.0时期较快,1.0时期关税豁免历经半年时滞,本轮是加关税后即豁免。本轮豁免清单金额已占2024年美国自华总进口的26.5%,主要包括手机(40.3%)、计算机(35.3%)和医药与化学品(12.9%),其中医药与化学品豁免时间点更早(于4月5日生效)。
二问:关税豁免的原因?缓解关税导致的美国成本上涨压力,以及美国产业链供应链错配问题。
原因一:被豁免商品普遍具有较高的对华依赖度。从上一轮商品的豁免金额占加征金额的比例来看,橡胶塑料(62.9%)、家具(62.2%)等豁免比例较高。它们的对华进口依赖度也均高于30.4%的平均水平,分别为37.5%和35.4%。本轮豁免商品中,豁免比重较高的手机、计算机、无线电设备等对华依赖度也均较高,分别为44.7%、22.1%和22.6%。
原因二:关税导致行业成本上升,数据上反映为“加税比重高-行业PPI涨幅大-豁免比例大”的影响链条。参考关税1.0时期,首先,对华加征关税商品占行业总进口比重越高的行业,PPI同比涨幅越大。如家具(3.1%)、机械设备(2.9%)等行业。因此,为了缓解因关税导致的成本压力,2020年美国豁免商品中,上述行业豁免比例也较高,其中家具豁免比例为62.2%、机械设备为37.9%等。
原因三:缓解关税导致美国产业供应链的供需错配问题。关税1.0时期豁免比例较高的行业(纺服、机械、汽车等),也恰恰是彼时美国国内产业竞争力下滑的行业。上述行业增加值占制造业比重分别在2017~2020下滑了10、20、40bp。同时,美国在纺服、电气以及机械等特定商品上的出口占比较低,显示美国在这些领域存在生产短板,其国内需求往往依赖中国供给,因此需要进行豁免。
三问:本轮中国制造“难替代性”如何评估?从五个视角构建“难替代性”指标。
视角一:供应链难脱钩的行业(上一轮豁免效果显著的行业),譬如机械设备、橡胶塑料、电气设备、矿物金属制品业。在关税1.0时期,豁免后美国从中国加速进口的“有效类商品”,主要是难以与美国供应链脱钩的中间品和资本品。机械设备在这些商品中占比最高(24.4%),其次是橡胶塑料(14.5%)、电气设备(13.6%)和矿物及金属制品(7.1%)等。
视角二:自华进口价格涨幅高,同时对华依赖度跌幅较小的行业,譬如橡胶塑料、化学制品、杂项制造、皮革制品业。按五年维度来看,橡胶塑料、化学品、皮革制品和杂项制造的自华进口价格涨幅超过了5.0%的平均水平,但对华依赖度降幅均小于-7.5%的平均水平。近期来看,皮革制品的自华进口价格涨幅为13.5%,超过了4.1%的平均水平,但其对华依赖度降幅-2.2%低于平均-4%水平。
视角三:加价倍率高的行业,譬如汽车、消费电子、皮革制品。具体来看,中国的电动车、手机和服装鞋靴在美国市场上保持高溢价,显示出较低的可替代性。即便在当前关税压力下,这些商品凭借1.5至2.4倍的海外溢价率,依然展现出强劲的市场竞争力。
视角四:依赖中国供应链、因而成本率较低的行业,譬如纺织服装、消费电子、电气&机械。这四个行业成本率均低于制造业平均水平(87.6%),同时对华进口依赖度高于制造业平均水平(30.8%)。
视角五:前述行业“龙二”竞争力相对有限,美国也较难与中国“间接脱钩”的领域,譬如消费电子、电气、机械、纺织服装。美国的消费电子、电气&机械行业自中国进口与自“龙二”国家/地区进口的商品类别基本不同,显示我国在这些行业的特定商品上仍具有较强的难替代性。此外,我国消费电子行业存在通过墨西哥“转口”现象;尽管美国纺织服装自华和自“龙二”越南进口商品种类相似,但近年来美自越南进口价格也明显上升,对越南依赖度的提升短期也进入了“瓶颈期”。
贸易形势变化超预期,地缘政治风险,非系统风险导致局部领域压力被放大。
1.1被低估的关税豁免机制
关税豁免机制具有独立性,不依赖中美谈判,主要由美国进口企业主动申请。2020年1月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而早在2018年7月,美国就已出台首批大规模关税豁免清单。彼时是美国进口商由于经营压力显著上升,主动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申请豁免。上一轮申请标准包括:1)寻求中国以外的商品替代比较困难;2)加征关税造成严重经济损害;3)与“中国制造2025”不相关。豁免分为新增豁免和豁免延期,前者定期接受新申请并公开批准结果,后者允许已获豁免商品申请延期。
关税豁免机制作用显著,关税1.0时期的被豁免关税商品占比最高达到60%。2018年来豁免清单(新增+延期)共50轮,规模最高达1183亿,排除比例最高达46.2%(年化),单月占比最高达60%。主要豁免商品为纺织服装(19.3%)、机械设备(12.8%)、橡胶塑料(11.0%)等。经多次延期,最长豁免延至2024年6月,最后一批到期豁免清单商品主要为橡胶塑料(15.5%)、电气设备(12.9%)和机械设备(11.2%)等。
本轮关税豁免速度明显快于1.0时期,1.0时期关税豁免历经半年时滞,本轮是加关税后即豁免。在2025年新一轮贸易冲突背景下,美国出台的豁免清单分为两类:第一类包括《美国法典》第50卷第1702(b)条涵盖的商品,以及此前依据232条款加征关税的钢、铝和汽车及其零部件;第二类为两轮新增豁免商品(分别在4月5日和10日生效),自华进口规模达1227.9亿美元,占2024年美国自华总进口的26.5%,涵盖手机(40.3%)、计算机(35.3%)、医药和化学品(12.9%)、无线电设备(4.5%)、半导体器件(3.0%)等产品,其中医药与化学品豁免时间点更早(于4月5日生效)。
值得注意的是,“豁免清单”到期前半年内会出现“抢出口”现象,且主要“抢”的为纺织服装、机械设备和家具。“关税豁免清单”到期意味着关税税率也会上升,因此在清单到期前,也存在“抢出口”行为。通过观察50批清单到期前美自华进口占比幅度变化,发现其中33批在豁免清单到期前半年内,美自华进口占比会大幅上升,占比平均上升6个百分点。相应的,关税豁免到期后,美自华进口占比也会下行6个百分点左右,而且持续时间要比“抢出口阶段”更长。从商品结构上来看,主要“抢”的为纺织服装、机械设备、家具等,分别占总豁免商品的11.8%、10.9%和10.6%。
1.2 关税豁免的原因?
1.2.1缓解关税导致的美国成本上涨压力
原因一:被豁免商品普遍具有较高的对华依赖度。上一轮豁免清单中,几乎所有商品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豁免。但从2020年各类商品的豁免金额占加征金额的比例来看,橡胶塑料(62.9%)、家具(62.2%)、玩具(61.7%)和纺织服装(40.8%)的豁免比例较高。这些商品的对华进口依赖度也均高于30.4%的平均水平,分别为37.5%、35.4%、75.4%和76.4%。此外,本轮豁免的1227.9亿规模商品中,豁免比重较高的手机、计算机和无线电设备对华依赖度也均较高,分别为44.7%、22.1%和22.6%。
原因二:关税导致行业成本上升,数据上反映为“加税比重高-行业PPI涨幅大-豁免比例大”的影响链条。参考关税1.0时期,2019年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商品占行业总进口比重越高的行业,其PPI同比涨幅也越显著。例如,家具(PPI同比为3.1%)、机械设备(2.9%)、杂项制品(2.4%)、电气设备(2.3%)、金属矿物制品(2.1%)等。因此,为了缓解因关税导致的成本压力,2020年美国豁免商品中,上述行业的豁免比例也较高,其中家具豁免比例为62.2%、机械设备为37.9%、杂项制品为49.4%、电气设备为42.8%、金属矿物制品为28.0%。
1.2.2 缓解美国产业供应链供需错配问题
原因三:豁免前美国本土竞争力下滑明显,供需错配问题突出。从各行业增加值占制造业比重来看,2017年至2020年期间,上一轮豁免程度较高的行业(纺服、机械、橡胶塑料、家具、车辆、电气设备、矿物金属),其比重下降较为明显,尤其是高附加值行业。其中,汽车及零部件、电气设备、机械设备行业分别较 2017 年下降了 40bp、30bp 和20bp。这或表明产业竞争力下滑较为明显的行业,更需借助豁免政策来缓解因供给不足而造成的供需错配问题。
原因四:中美制造业具有高度互补性,美国对自身供给不足的商品实施豁免。一方面体现在中美出口商品大类不同的领域。通过观察中美出口全球的商品结构发现,中美生产的产品存在互补性。具体来看,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为纺服(占中国总出口的11.4%)、机械(10.0%)、矿物金属(9.7%)和电气(8.4%)。而美国出口的主要商品为矿物金属(占美国总出口的20.4%)、化学品(11.8%)、机械(9.0%)和食品(8.6%)。在上一轮豁免商品中,纺织服装和电气设备豁免比重较高,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在这些领域具有显著的生产优势,而美国自身供给不足,需要依赖从中国进口。
另一方面体现在中美出口大类重合、但细项不同的领域。尽管矿物金属和机械设备在中美两国的出口大类中都占有较大比例,但美国的出口主要集中在石油(占矿物金属出口比重的28.2%)和高技术机械产品(半导体单晶柱,占机械出口比重的10.6%),而中国则以钢铁(占矿物金属出口比重的28.9%)和通用机械(占机械出口比重的46.2%)为主。这或显示美国在这两个行业的特定商品上也存在生产短板,需要通过加大对中国的豁免力度来满足美国国内需求。
1.3 本轮中国制造“难替代性”如何评估?
基于上述分析,关税豁免的核心在于“难替代性”。因此,我们从五个视角分析,构建了衡量商品“难替代性”的指标体系。分析得出,我国当前共有九个行业的细分商品具有难替代性。具体来看,分别为计算机通信电子制造业(国产手机)、服装及皮革制造业、橡胶塑料制品业、化学制品业、杂项制造业、电气设备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矿物金属制品(稀有金属)。
1.3.1 难与中国直接“脱钩”的行业
视角一:供应链难脱钩的行业(上一轮豁免效果显著的行业),譬如机械设备、橡胶塑料、电气设备、矿物金属制品业。从关税豁免商品来看,关税1.0时期豁免延期到最后的主要集中在中间品和资本品领域,这表明这些商品在美国供应链中与中国较难脱钩。此外,关税豁免政策的效果存在差异。在豁免清单出台后的3个月内,“有效类清单”商品的美自华进口占比会显著提升,增速反弹5-10个百分点;而“无效类清单”商品的美自华进口占比则继续回落。具体而言,“有效类清单”也主要涵盖机械(24.4%)、橡胶塑料(14.5%)和电气(13.6%)等与美国供应链紧密相关的商品。
视角二:美国自华进口价格涨幅高,同时对华依赖度跌幅较小的行业,譬如橡胶塑料、化学制品、杂项制造、皮革制品业。从五年维度来看,美国自中国进口的橡胶塑料、化学品和其他制造业的进口价格相较于5年前分别上涨了12.9%、6.0%和5.8%,均高于平均5.0%的涨幅水平;但其进口依赖度却分别下降了5.6%、0.3%和1.8%,低于平均7.5%的降幅水平。从短期来看,最新一轮依赖度下滑发生自2021年以来。数据上看,2022年美国自中国的化学品、塑料橡胶制品和皮革制品的进口价格较2021年分别上涨了6.0%、6.0%和13.5%,涨幅均超过了4.1%的平均水平。然而,这些行业对华依赖度分别下降了-3.9%、-3.2%和-2.2%,均低于4%的平均降幅水平。这或表明这些行业在美国市场上仍然具有一定的难替代性。
视角三:加价倍率高的行业,譬如汽车、消费电子、皮革制品。从微观视角来看,我国部分电动车、手机以及服装鞋靴在美国的市场溢价率高于当前输美产品需要加征的关税税率,这或意味着我国这些商品对美国市场而言仍具有难替代性。中国部分电动车、手机和服装鞋靴商品展现出显著的海外溢价。具体来看,电动车例如比亚迪汉EV,手机如华为Mate 60 Pro,以及服装鞋靴如李宁运动鞋的海外溢价率均在1.5~2.0倍左右,有些商品甚至高达2.4倍。这表明,即使在高贸易壁垒下,中国产品依然具有强劲的市场竞争力。
视角四:依赖中国供应链、因而成本率较低的行业(行业成本率低+对华进口依赖度高),譬如服装皮革、消费电子、电气设备、杂项制造业、机械设备。从成本率和对华进口依赖度来看,制造业中的消费电子、其他制造业、服装皮革、电气设备的成本率分别为82.7%、85.6%、87.2%和87.4%,均低于87.6%的平均水平;而这些行业的对华进口依赖度分别为56.9%、44.8%、76.8%和54.1%,均高于30.8%的平均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批发业和零售业的成本分别为94.0%和93.4%,均高于制造业,或主因批发零售环节涉及更多的中间环节成本(如物流、仓储、营销)、更高的库存管理成本、以及激烈的市场竞争。
1.3.2 难与中国间接“脱钩”的行业
前述提到美国较难与中国直接“脱钩”的行业,其“龙二”竞争力相对有限,即存在美国较难与中国间接“脱钩”领域,譬如消费电子、电气、机械、纺织服装。前述较难替代的行业中,中国是美国最主要的进口来源国,但均面临“龙二”的竞争,即第二大进口国/地区比重与中国相差不大。尤其是服装皮革、电气设备、机械设备和消费电子行业。因此,这些国家/地区或成为替代中国的潜在供应地。譬如,美国服装皮革行业从中国进口占总进口比重为25.0%,但从“龙二”越南的进口也占到了20.2%;美国机械设备行业从中国进口比重为13.3%,从墨西哥、德国、日本的进口分别占了12.6%、12.0%、11.3%。同样,美国消费电子/电气设备行业从中国和从“龙二”墨西哥的进口分别为22.4%/29.1%和17.4%/23.0%。
但“龙二”竞争力也相对有限,一是计算机及电子产品虽然美国从墨西哥进口也较多,但其实也是受中国“转口”的影响。数据上来看,我国对墨西哥的计算机及电子产品出口同比增速,与墨西哥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速自2023年以来几乎一致,最新2024年的数据分别为12.0%和10.8%,或反映我国计算机及电子产品存在“转口贸易”现象。从进口依赖度来看,近年来美国对墨西哥的计算机及电子产品进口依赖度有所上升,但这更多是受“转口”影响。从美国进口计算机及电子产品的细项来看,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主要是手机,占比该类总进口的35.9%;从墨西哥进口的主要为电脑,占该类总进口的39.0%。
二是,美国从越南进口较多服装、且细分商品与中国完全一致,但近年来美国自越南进口价格也明显上升,依赖度提升短期也进入了“瓶颈期”。从商品结构来看,美国服装皮革行业从中国进口主要为针织服装(31.3%)、鞋靴(30.3%)、非针织类服装(22.8%);从越南进口的也主要为鞋靴(34.4%)、针织服装(32.1%)、非针织类服装(25.7%),进口结构基本一样。但从进口依赖度来看,近年来美国对越南服装皮革的进口价格有所上升,其对越南的进口依赖度也进入了“瓶颈期”。数据上看,从2024年5月至2025年2月,美对越南服装进口依赖度仅从28.6%小幅上升至30.0%
三是,美国从墨西哥、日本、德国进口较多电气设备与机械设备,但细分商品与中国也完全不同。电气设备方面,美国从我国进口的电气商品结构中蓄电池占比最高为27.5%;从墨西哥进口的主要为绝缘电线,占比为26.8%。机械设备中,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机械商品中最多的为打字机(13.0%)、气体压缩机(7.4%)等。从墨西哥进口的最多的为空调机(10.8%)、其次为冰箱(8.7%)等。此外,虽然美国从德国与日本进口的机械商品份额也较大,但其进口的具体商品也与进口中国的不同,主要为发动机和大型机械。这显示我国电气设备中的蓄电池、热水器,以及机械设备中的打字机、气体压缩机具有难替代性。
1)经济变化超预期。海内外形势变化使内需修复偏慢。
2)政策变化超预期。稳增长政策可能会影响内需修复的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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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申万宏源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