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千龙网）

卡夫卡如此奇异。理由之一是，无论被谈论多少次，他都无法被磨损，反而越发明亮，越发迷人。而其他作家往往会在持续的谈论中趋于平淡。借着莱纳·施塔赫《卡夫卡传：领悟之年》的出版，我们和三位研究者聊了聊卡夫卡。

最诚实的现代灵魂

新京报：莱纳·施塔赫《卡夫卡传》的第三卷（也是终卷）《领悟之年》出版。作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译者，你如何评价施塔赫的三卷本《卡夫卡传》？

黄雪媛（译者）：我最钦佩施塔赫的特质，是丰沛的热情与执拗的专情——他把大半生都献给了卡夫卡：少年时代阅读卡夫卡，爱上卡夫卡；青年时代开始卡夫卡研究；盛年时期耗时十八年为卡夫卡作传；近年来则奔波于世界各地，举办讲座，接受采访，不知疲倦地传播关于卡夫卡的一切。

我也钦佩施塔赫卓越的文献调度能力和叙事能力，他把“历史考据癖”和“文学性”神奇地结合在一起。他将海量手稿、书信、档案与史料熔于一炉，做到了考据上的无懈可击，例如《领悟之年》第三章《平民卡夫卡：战争时期的工作》把奥匈帝国战争运作机制，布拉格的社会氛围和民生状态，卡夫卡的职业处境和家庭生存现状勾勒得纤毫毕现。值得一提的是，一战之初卡夫卡身体健康，通过了兵役体检，他竟想通过参军来逃避折磨人的职业和情感困境，但被爱惜他的上司动用权力及时“阻拦”了！施塔赫也拥有小说家般的叙事张力和共情力。在他笔下，卡夫卡的生活世界与心灵世界，生命轨迹与时代之轮——一战前后的布拉格、哈布斯堡帝国的黄昏、初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紧密咬合在一起。我们不仅看见卡夫卡在劳工事故保险局埋头案牍的背影，也听见卡夫卡家的窗外广场上传来历史车轮的嘎嘎巨响，能瞥见无处可逃的处境下卡夫卡沮丧又不甘的神情，甚至能听见他被疾病折磨时的急迫呼吸声。

施塔赫的语言功夫完全是文学家的水准。卡夫卡的内心世界、他与菲莉丝或密伦娜之间的复杂情感，和父亲的经年矛盾，和小妹奥特拉的相互支持——这些复杂幽微的亲密关系之网，以及稍纵即逝的情绪之舟，施塔赫总能找到精准的语言去织就，去锚定。有些章节，他用近乎侦探小说的笔法，去追踪一个意象的诞生，比如《领悟之年》第四章《玛丽恩巴德的奇迹》，卡夫卡与菲莉丝下榻的酒店房间有一扇设计精巧、令人心照不宣，又惴惴不安的“连通门”；第七章《炼金术士》让我们看到一个既老练又深情的文学评论家的笔调，将布拉格陋巷寒舍里的创作“神迹时刻”精准定格；而第二十八章《最后的痛苦》，文学性抵达了巅峰，读来让人潸然泪下。施塔赫的《卡夫卡传》达成了学术性与文学性的巧妙平衡，全景视野与微观凝视的顺畅切换，以及对“天才卡夫卡”祛魅与还原的双向抵达。

新京报：《卡夫卡传》第三卷的副标题很有意味：“领悟之年”。“领悟”是每个人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或时段，而这“领悟之年”，对应的是卡夫卡人生最后九年。施塔赫为什么会取这样一个标题？

黄雪媛：这九年是卡夫卡的身体持续崩塌、旧有的生活秩序彻底瓦解的九年：战争带来煤炭与食物匮乏，肺结核一步步吞噬健康，婚姻尝试反复落空，职业生涯逐渐落幕，最后卡夫卡不得不提前退休，在疗养院里彻底“躺平”。但恰恰是在肉身与外部世界的双重崩塌中，卡夫卡完成了对自我、写作与存在的彻底领悟：他领悟到写作是他唯一的生存方式；在重疾突袭之后，卡夫卡甚至体验到了“豁然开朗”的境界——他把肺结核当作是一个象征符号，一场回归自我的召唤，要他与往昔做一个清算。这种对待疾病的态度或说“领悟”实在让人惊异和感佩。在遭到战争和疾病轮番侵扰后，他提振精神，进入了一个创作高峰，抵达了文学与灵魂的本真。《城堡》《乡村医生》《饥饿艺术家》等巅峰之作，正是这份领悟的结晶。

新京报：翻译《卡夫卡传》，自然不只是一项技术性工作，对你个人来说，这次翻译是一个怎样的历程？

黄雪媛：首先是把“自我”放进卡夫卡的日常、痛苦、挣扎与狂喜中，去深切感受他的生活，逐渐挺进他的心灵核心地带。前段时间，在医院陪护母亲的日子里，我常琢磨病房墙上挂着的疼痛分级图，疼痛被分为一至十级。我会联想和比较：卡夫卡这样高敏感、内耗重的人，“心灵痛苦”层级该接近十级了。痛苦层级越高，情感“颗粒度”越细，文学创造力或者说结晶力就越强。

从译者的角度说，我分别翻译了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前半部，翻译过程中需要同时应对史学的严谨、文献的繁复与文学的细腻。前者让我比较痛苦：比如需要了解一战史实，包括军事术语，武器种类和伤残鉴定级别；而文学性强的章节，译来十分过瘾，甚至会情动于中，忘记了时间，接近所谓的“凯洛斯时刻”，但这时我会自我提醒，保持克制与浪漫的平衡。另外，施塔赫的句法风格具有德语严密的逻辑肌理，在翻译中既要体现长句的荡气回肠，也要让中文表达自然顺畅，能让读者时不时浮出水面“透口气”。

新京报：作为德语专业的教师和译者，你对卡夫卡早已熟知，通过这部传记，你对卡夫卡有哪些新认知、新感悟？

黄雪媛：从前见识了他的孤独、恐惧与荒诞感，而通过施塔赫的传记，我看见了一个更完整、更坚韧、更温情，也更具人间烟火气的卡夫卡，这是前所未有的新认知。卡夫卡不是看穿一切的虚无主义者，也并非真正的悲观主义者，而是在绝境中坚守精神尊严的勇者。他工作尽责、待人真诚、热爱生活，会为美食与风景欣喜，会在朋友面前展露幽默，会在病痛中坚持写作。他的“恐惧”不是懦弱，而是对“大他者”的极度敏感，以及对自我的高度警觉；他的“孤独”不是不问世事，不懂人情，自我封闭，而是对精神纯粹的守护。

新京报：你也翻译了策兰、布莱希特和希尔德·多敏等德语诗人。通过比较，或许更能看清一个人的特质。相较而言，卡夫卡的哪些气质让你觉得格外突出？

黄雪媛：卡夫卡既把自己以及自己的作品很当一回事，又很不当回事，这一点特别矛盾。他极少沾沾自喜，羞于在公众前亮相，总是“自我凝视”和“自我审判”，故而活得特别累；相对于其他大作家，他写的东西也不算多。相较之下，布莱希特是极少内耗，精神强大的诗人；多敏的诗描写流亡，孤独与创伤是一绝，但总体性格和写作风格是倔强自信和温柔澄明的；策兰成年后如同一枚“苦杏仁”，这和父母惨死在纳粹集中营，自己也在苦力营服过役，二战结束后无职业无国籍的流亡经历相关。在一战那代作家当中，卡夫卡可以代表最诚实的现代灵魂：诚实面对自己的恐惧和卑微，诚实面对世界的扭曲，战争的荒诞。最终，我想说：“卡夫卡是我们永远的兄弟和朋友。”

新京报：你说，“我处在人生的一个承重期。也通过承重，更了解卡夫卡。”这一点相当关键。每个人理解卡夫卡的时机和契机不同，理解程度也不同。现如今，你如何理解卡夫卡这个人及其文学创作？

黄雪媛：这份理解，是生命体验的共鸣。人在顺境中，很难读懂卡夫卡的挣扎和恐慌；只有在承担责任、经历内外交困的处境、感受无助无力却依然选择苦守时，才会真正读懂卡夫卡。人也只有经历过病痛，才能领悟疾病有其积极的一面：它卸去了抵抗外部世界的盔甲，让一个人回到真实中。病痛中的人深切感受身体的存在——健康的时候几乎感觉不到。疾病一方面大大削弱了体力，但精神坚韧之人会在与疾病的周旋中真正抵达一种向死而生的境界，从而也抵达文学创作的巅峰。除了翻译《卡夫卡传》，我也翻译了卡夫卡的长篇《审判》，还未出版，在译序中，我总结了自己对“卡夫卡时刻”的感悟。我在生命的多个时刻体验过卡夫卡附身的感受，这种心灵相通的感觉，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欢喜和悲怆。

AI时代的解毒剂

新京报：阅读卡夫卡的传记，对理解他的作品有作用吗？你个人阅读这套传记最大的收获或感触是什么？

胡桑（诗人、同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卡夫卡的人生经历并不复杂。但他是以写作为生的人，他把写作视为生命的全部，也可以说，他把人生视为写作的全部。在卡夫卡的作品和他的人生之间很多时候并不泾渭分明。那么，读卡夫卡的作品和读卡夫卡的传记，感受是接近的，或者说，读卡夫卡的传记是必要的。而且，卡夫卡的人生和作品之间存在着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两者之间始终在拉扯、缠绕、渗透。卡夫卡的人生如梦似幻，卡夫卡的作品更是一场难以醒来的大梦。

施塔赫的这部传记成功地将卡夫卡的个体心灵史，写成了一部关于他所属的那个时代、那座城市、那个社会的“卡夫卡式”精神姿态的史诗。施塔赫善于考据，文献极其丰富，却不停留于文献。这部传记向我们证明，真正的理解一位作家，不是找到他的生活和作品之间的单一对应关系，而是要置身于他曾经的“世界”之中，去感受那些无声的压力、无形的束缚和微小的愉悦，是如何最终沉淀为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学声音的。

新京报：《卡夫卡传：领悟之年》的第一章名为“自我抽离”，卡夫卡选择一种“不在场”或对自己进行旁观的存在方式，这大概也可以被视为某种意义上的“逃离”，而卡夫卡的一生似乎有一种贯穿始终的逃离倾向。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当下很多人似乎也有逃离倾向。你如何看待卡夫卡的这一倾向？

胡桑：虽然卡夫卡将人生和写作视为一体，但他并不热衷于表现时代。准确地说，他从不在历史因素和作品之间寻找一一对应的因果联系。对时代，他也并非无动于衷。卡夫卡的独特之处，是将时代和生命内容转化为了写作中的“姿态”。姿态里包含了无数潜在的可能性。卡夫卡的《判决》《司炉》《变形记》和三部长篇都在描述“逃离”。但他所谓的“逃离”不是彻底离开，而是与世界法则的深深缠绕与对法则的溢出和扰乱。

施塔赫以“自我抽离”（Selbstverlassenheit）命名卡夫卡的生命状态，是出于对卡夫卡的深刻理解。卡夫卡是一个深入时代体验的核心，又能随时抽身出来的作家。“自我抽离”（Selbstverlassenheit）这个德语词的直译是“自我放弃”或“自我孤寂”。但它比“孤独”（Einsam⁃keit）更富悖论色彩——它不是单纯的独处，而是主动离开自己、与自己保持距离的状态。这是卡夫卡本人和他笔下许多人物的生命状态。通过这种状态，他不参与历史的运势，更不与系统、权力合作，而是通过“姿态”，对历史和现实的整个运行法则进行悬置。施塔赫通过卡夫卡的小说《地洞》来理解这种“自我抽离”：真正的安全感不在于躲在洞中，而在于能够离开自己、从外部观察自己。“自我抽离”既是无法完全投入生活的痛苦，也是旁观者的清醒。这与当代人的“逃离”是有差异的。卡夫卡并不是在逃离，而是通过参与而“悬置”一个权力性的律法系统。这种转变使卡夫卡获得了独特的视角：能够将自己内心的恐惧、焦虑、矛盾对象化，转化为可以审视、分析和书写的材料。《地洞》中那只从外部观察自己巢穴的动物，《城堡》中那个永远无法融入却永远在观察的土地测量员K，都是这种“自我抽离”的化身。

新京报：《卡夫卡传：领悟之年》中有一个章节，“朵拉”。这位二十几岁的东欧犹太女性，在卡夫卡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给予了他真正的爱，这可以说是卡夫卡的幸运。你对朵拉这位女性怎么看？

胡桑：施塔赫这部传记的一个特点是将卡夫卡生命中的多位女性从客体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让她们成为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比如在第二部《关键岁月》中，他不再将菲莉丝简化为“卡夫卡的未婚妻”，一个模糊的符号或冷漠的中产女性，而是将她还原为坚强与软弱共存于一身的女性，一个在社会压力与个人欲望之间挣扎的现代职业女性形象。而在第三部《领悟之年》中，他将卡夫卡与朵拉·迪阿曼特的恋情描绘为一场幸福的拯救。

在施塔赫看来，朵拉不仅是一个爱人，更是卡夫卡精神世界中的幸福之地，是他得以从“幽灵”围攻中短暂解脱的庇护所。我们发现，卡夫卡是渴望爱的。但他并不渴望世俗的爱，而是一种不被任何法律和律法束缚的梦幻的爱。朵拉给他的正是这种的爱。但通过传记，我们知道，对于这场相遇，卡夫卡长时间保持着沉默。卡夫卡也并不知道如何言说这种爱，因为它超越了现实语言。朵拉是一个充满爱的人，一个懂得如何去爱人的人。正如传记引用的克洛普斯托克在卡夫卡去世后第二天写给艾莉的信所说：“只有认识朵拉的人，才懂得什么叫爱。”卡夫卡需要、渴望这样的爱。通过朵拉，我们可以理解，爱是卡夫卡作品的最深沉、缄默的基底。这也呼应了我们在大卫·沙尔科的《卡夫卡》（2024）传记片中看到的一幕，卡夫卡和朵拉在一片随风浮动的草丛中并肩而坐，卡夫卡说道：“人们建造了偌大的城市，你却找不到一个栖身之处，可能是世界太小，或是我们太大，但是你看周围，你和我已经把世界填满了。”浪漫爱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是缺席的，他笔下的人并不懂得如何去爱人，但卡夫卡本人是渴望爱的。朵拉真是这种爱的化身。只是这种爱不在任何世俗法则中。

新京报：在一篇文章中看到非常中肯的一句话，“卡夫卡不是一位带来安慰的作家，他是一位必要的作家。”你如何理解其“必要性”？

胡桑：卡夫卡是一个具有预言性的作家。在我看来，他是第一位真正领悟并疏离于现代世界的法则并将其“悬置”的作家。卡夫卡的作品中看似充满绝望，但又充满希望。但他的“希望”，在于重新开启这个世界锁闭的“门”。在他的世界里，权力不是恩典，人不应该利用律法-法律去约束、伤害他人。现代人不能在“罪”中堕落，而是要悬置律法的权威，通过非绝对、非强迫的爱与他人进行弱的联结。对卡夫卡来说，真理是一条道路，而不是终点。在意识与存在的疏离中，在法的悬置中，我们必须学会如何面向他人的爱与不爱，面向自己的罪与无罪，面向世界的救赎与沉沦，面向心灵的希望与绝望。他邀请我们踌躇、漫游在双重性、矛盾、流动的梦幻中。

新京报：在如今这个所谓“AI时代”，卡夫卡的存在及其作品对我们有哪些启发？

胡桑：卡夫卡的人生和作品都是超越算法的。因为他相信生命是超越算法的。所以，卡夫卡无疑是AI时代的解毒剂。他在《在流放地》中揭示了机器法则对人的铭刻以及对人的生命的抹除。他在《家父的忧愁》里塑造了一个非人的“俄德拉代克”（Odradek）扰乱了人与物的界限。卡夫卡既不赞成人类中心主义，也不投入人类虚无主义，而是在一个全新的状态中探寻一个人与世界、物、非人、机器共存、共生的独特世界。在其中，人的“姿态”在于探索不断生成的关系——肯定生命，但不膜拜生命，求助于他者，但不臣服于他者。正如本雅明在论述卡夫卡时所说，卡夫卡的全部作品是姿态（Gesten）之大全。对于卡夫卡来说，姿态原本没有绝对的象征意义，更多是在不断变换的关联和尝试性布置中，才被赋予意义的。

《卡夫卡传：关键岁月》作者：莱纳·施塔赫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

他的失败正是他的成功

新京报：施塔赫用了三卷本、两千多页的篇幅讲述卡夫卡的一生。他塑造的卡夫卡形象，和你之前对卡夫卡的整体印象有差别吗？

李双志（复旦大学德语系教授）：施塔赫通过阅读大量书信和日记，进行多方参照，写出了一个多面的、鲜活的卡夫卡，一个并不完全孤独、忧郁，在职场上精明能干，备受上司赏识，在情感生活中也能爆发热烈激情的人。这确实改变了我们对卡夫卡的刻板印象。我以前在研究文献中也读到过，卡夫卡有实干和幽默的一面，所以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不过施塔赫以更加生动的笔调和更加细致的体会，写出了他在不同世界之间，在不同恋人、友人、亲人和同事之间的周旋和挣扎，显示出了他在入世和出世之间艰难地走钢丝的过程。这加深了我对卡夫卡的心灵困境的感性把握。

新京报：施塔赫《卡夫卡传》三部曲的一个写作特点是“小说式笔法”，传记的故事性很强。对这种写作手法，你的读感是怎样的？

李双志：施塔赫的确是以写小说的方式在写传记，往往能从具体的一个生活场景开始展开叙述语流，能够一开始就突出人物的情绪和情感倾向，随后细密周到地讲述生活和心灵的历程，并留下余音袅袅。不过值得说明的是，这些并非他的自由发挥，而是出自他对书信、日记和作品的阅读体悟。可以说他是最认真的卡夫卡读者。然后他再将这种体悟融入他试图还原的卡夫卡的人生时刻。这种写作其实也呼应了卡夫卡对细节的着迷和对叙述的经营，我个人非常享受这种写法，我对卡夫卡的阅读经验常常也得到验证，所以我很快就沉浸其中，流连忘返。

新京报：《卡夫卡传：领悟之年》最后一章，卡夫卡的生命自然而然地迎来死亡，当死亡这一刻来临，不禁让人反观卡夫卡的整个人生，从出生，到家庭、写作、工作、友情、恋爱、死亡。整体而言，你如何看待他短暂的一生？有人认为他的一生是“成功的”，因为创作了如此独异的文学，也有不少人觉得是“失败的”，你怎么看？

李双志：《领悟之年》初读起来让人心情沉重，从世界大战到疾病到死亡，仿佛卡夫卡的整个人生进入了加速下坠的通道，直到最后灰飞烟灭。其中曲劳的世外桃源，密伦娜的爱情之火，都昙花一现，没能真正扭转他的坠落趋势。不过，尽管短暂，尽管没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和安定，但是卡夫卡的人生和他的写作是一种相互映照和相互渗透的极限体验，成就了现代文学中的一个最强音，就其内涵深刻和形式变异而言，都登峰造极。他用个人的失败和消亡，用他笔下人物的失败和消亡，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结构性顽疾和个人的幻灭迷失，也留下了奇崛迷人的文学意象。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失败正是他的成功。

新京报：施塔赫这部传记，成功回答了“卡夫卡何以成为卡夫卡”这个问题吗？

李双志：其实每个卡夫卡读者都可以对这个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施塔赫的传记，当然是以他人难以企及的广度和深度做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回答，不仅从卡夫卡及其布拉格犹太族裔的历史境遇，也从卡夫卡个人的性格禀赋，包括他的心理防御机制，他的各式欲望，他对写作的痴迷和对世人的洞察，呈现了作家卡夫卡的成型过程。不过，正如施塔赫所说，这是任何传记都无法真正捕获的奇异生命，所以任何回答都不可能彻底解开卡夫卡之谜，这是卡夫卡真正迷人之处。

新京报：除了《卡夫卡传》三部曲，施塔赫还创作了其他多部关于卡夫卡的作品，这也显示出卡夫卡对文学研究者、爱好者的强大吸引力。对你而言，卡夫卡有哪些格外吸引人的地方？

李双志：施塔赫愿意投入半生光阴，几乎纤毫毕现地再现卡夫卡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确实显示了卡夫卡的巨大磁吸力。我不论是在卡夫卡作品中，还是在施塔赫的卡夫卡传记中，都能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磁吸力。对我而言，卡夫卡带给我的阅读快感，在于他从平庸中感受到困苦，从困苦体验中激发出极致的想象力，又以想象力撕开了世界、自我和语言本身的伤口，这是一种清醒和魔幻的奇特交融，一种锋利和幽深的混合质感，一种极度怪诞又极度真实的卡夫卡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