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近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十次峰会圆满闭幕，但作为下一任轮值主席国的美国却未按外交惯例参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美国试图阻挠峰会联合宣言发布，但遭东道国南非拒绝，最终122条内容的《约翰内斯堡峰会宣言》在首日即获压倒性通过。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直言“即使没有美国世界也可以运转”，德国总理默茨则强调“中国是国际秩序重要力量”，指出世界正经历重新排序，新的联系加速形成，而缺席的美国角色有限。

这些发言不仅是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含蓄批评，更传递出一个深刻信号：霸权缺位时，国际社会反而展现出更强的协同性与稳定性。

当地时间11月22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十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就“包容和可持续经济增长”议题发表讲话。新华社发

世界时钟从不因一个国家的停摆而止步

全球治理机制在霸权缺位下展现出惊人的内在韧性。历史表明，国际秩序并非单一霸权国的“私有物”，而是基于规则与制度的公共产品。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在战后数十年间形成的制度网络，已内化为全球治理的“操作系统”，即便美国缺席，其他国家仍能通过协商推动议程。

德国总理默茨的发言暗合这一逻辑：国际秩序的力量源自系统本身，而非某一强权。数据显示，G20成员国覆盖全球GDP的85%以上，人口约占全球的2/3，其决策机制以共识为基础，美国的不参与虽造成短暂波动，但并未导致系统瘫痪。

这印证了罗伯特·基欧汉的“后霸权合作”理论——国际合作可通过制度惯性延续，霸权国退出反而激发其他国家填充领导真空，确保秩序平稳过渡。

各国协同合作有效填补了霸权退出留下的治理空白。曼瑟尔·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当公共产品供给出现缺口时，利益攸关方有动力通过协商实现帕累托改进。欧盟、金砖国家等机制在气候、贸易等领域的协调，便是例证。

峰会宣言的快速通过，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单边主义的集体反思：与其依赖不可预测的霸权，不如构建更具包容性的伙伴关系。这种“去中心化”合作不仅降低了系统风险，还提升了应对全球危机的效率，如疫情期间的疫苗分配机制便由多国共同主导。可见，世界秩序的运转不系于一国，而是依靠多元主体的共意与共为。

经济全球化深度互联确保了世界运转的基本盘不受霸权变动撼动。当今世界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链与价值链网络，其韧性远超政治波动。

根据相互依赖理论，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国家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联越强，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美国虽为最大经济体，但其缺席并未阻断全球贸易流，中国更以超大规模市场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在此延伸——经济互联本身就是一种秩序稳定器，它通过利益绑定促使各国主动维护系统运行。换言之，经济全球化已内生出“自转”动能，霸权缺位反而加速了治理模式的优化升级。

世界的齿轮因多元咬合更稳固转动

多极化趋势促进国际关系向民主化、均衡化演进，显著提升系统抗风险能力。历史经验表明，单极格局易引发权力滥用与战略误判，而权力分散的多极体系更能通过制衡实现动态稳定。

均势理论先驱肯尼思·华尔兹曾论证，系统内主要行为体增多将形成“制约网络”，降低霸权冒险概率。此次G20峰会中，欧洲、亚洲、非洲国家共同主导议程，美国缺席反而促使各方更平等协商，避免了单边主义扭曲共识。

从经济总量来看，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权重从2000年的23%已攀升至2025年的40%，预计2030年将突破45%，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权力中心多元化使国际决策更具代表性。这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相呼应——核心区霸权衰退时，边缘半边缘国家崛起将重构秩序，形成更富弹性的结构。文明多样性为全球治理注入包容性基因，推动规则构建从“西方中心”向“全球正义”转型。

霸权秩序常伴随文化同质化压力，而多元文明对话则能催生更具合法性的治理模式。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虽警示差异风险，但新时代的实践表明，文明互鉴反是化解冲突的钥匙。

G20宣言纳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内容，反映了东方智慧与南方诉求的融合。例如，中国倡导的“和合”思想与非洲“乌班图”哲学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上形成共鸣，使全球治理更关注公平而非效率。

2000年后，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非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中的代表性逐步提升。例如，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通过金砖国家机制、“全球南方”合作等平台，推动国际规则向更加包容、公平的方向发展。

新兴力量崛起为世界秩序提供新动能，推动治理模式从“输血式”依赖转向“造血式”自主。霸权缺席暴露了传统中心的脆弱性，却也释放了新兴经济体的创造力。依赖理论曾预言边缘国家难以摆脱核心区控制，但现实是，金砖国家、东盟等机制通过南南合作实现了“去依附化”。

此次峰会东道国南非拒绝美国施压，正是全球南方主体性觉醒的体现：新兴国家不再被动接受规则，而是主动塑造议程。数据清晰地揭示了全球经济“权重极”的转移：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份额从上世纪80年代的约25%已稳步上升至2024年的超过40%。同时，其作为贸易“增长极”的地位也日益巩固，货物贸易额占全球比重从2000年前的约30%增至当前的45%。

11月6日，在南非开普敦，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国民议会回答议员提问。新华社发

这一双重提升，不仅印证了全球南方已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更标志着其在全球治理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中国超越“领导者”之争

从多边维护者转变为新秩序塑造者

中国是多边主义的坚定捍卫者，其全球治理实践为秩序转型提供稳定性锚点。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以行动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多边主义内核高度契合，强调共赢而非零和。此次G20峰会中，德国总理默茨直言中国是“国际秩序重要力量”，正是对中国贡献的客观评价。

理论上，中国的外交哲学深受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影响——主张主权平等与规则共治，而非霸权强制。

实践中，中国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维和行动主要出兵国，在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发挥主要领导作用。数据显示，中国已加入400多项国际多边条约，履约率超过90%，这种“重信守诺”的形象与美国的“退群毁约”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的存在，使多边机制在霸权动摇时仍能保持方向感，为世界提供确定性公共产品。

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平、包容的方向改革，彰显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面对全球治理赤字，中国不满足于现状维护者角色，而是主动倡导系统性改革。从“一带一路”倡议到全球治理倡议，中国方案始终着眼于破解治理不平衡这一根本矛盾。

8月23日，前往老挝万象的国际货物列车驶出中老铁路中国玉溪研和站。当日，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玉溪—万象）实现双向开行。新华社发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出，治理体系合法性源于公共产品供给的普惠性，而中国正是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疫苗无偿援助等实践，填补了霸权退出留下的空白。

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累计批准超300个项目，融资总额超600亿美元，带动资本超2000亿美元，惠及38个亚洲域内与域外成员。在G20框架下，中国联合发展中国家推动国际税收、数字货币等规则改革，使全球治理更呼应南方诉求。这种“增量改革”策略，既避免体系休克，又加速了正义转型，使新秩序兼具效率与公平。

中国倡导的公平多元国际秩序观，为人类文明演进提供新范式。中国不追求替代霸权，而是致力于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对话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西方价值普世主义陷阱，强调多样性统一。在哲学层面，这源于中华“和而不同”智慧，与约翰·罗尔斯的“万民法”理想相通，即寻求重叠共识而非强制一致。

实践中，中国通过中非合作论坛、中国—阿拉伯峰会等机制，推动不同文明体平等协商。中国角色的不可或缺性，正在于其既提供物质公共产品，更贡献思想公共产品，使世界齿轮在多元咬合中避免文明冲突，实现和谐共生的高级形态。

作者：敦志刚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全球治理观察员

来源：长安街知事微信公众号

作者: 敦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