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知音”是中国诗学常用的学术话语，也是一个极富民族特性的文化符号。“知音”一词最早见于《礼记·乐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声成文，谓之音”，“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知音”本指通晓音律、懂得乐调，后转化为儒家礼乐思想的重要内容，引申为知人、知文、知遇等。作为表情艺术，音乐能感发人的意志，启发人的情感，有良好修养的人才能知音、知礼、知政，领悟中国文化中的礼乐精神。

  “知音”与中国古琴文化关系密切。桓谭《新论·琴道》记载：“昔神农氏继宓羲而王天下，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中国古琴内蕴了天地法则，承载了社会律令，是圣人教化天下、君子自律自省的重要工具。孔子过武城，“闻弦歌之声”，“莞尔笑之”。季札出使鲁国，“观乐以观政”。“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古代君子不仅要熟练琴瑟，辨析音律，还要知晓礼仪，见微知著，体察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变化，将天地人合为一体。历久弥新的《高山》《流水》《饮马长城窟》《梅花三弄》《阳关三叠》《平沙落雁》《渔樵问答》等古琴名曲，无不和心声、合时势，是人与天地自然、社会生活、文化历史之间的心灵对话和情感交流。

  古人云：“嘤嘤其鸣，求其友声。”（《小雅·伐木》）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到“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的人生感叹；从“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到“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人生际遇；从“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到“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人生选择，历朝历代的“感士不遇赋”绵延不绝、生生不息，遂使怀才不遇、知音难遇转化为中国古典诗学的创作母题，成为中华民族文学的重要传统。杜甫感叹：“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欧阳修说：“未知何处有知音，常为此情留此恨。”（《玉楼春》）苏轼说：“知音古难合。”（《题文与可墨竹》）曹雪芹的《红楼梦》曾“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仍掩不住“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知音感伤。大诗人尚且如此，何况一般文人。历史上周文王与姜子牙、刘备与诸葛亮，嵇康与阮籍、白居易与元稹、苏轼与黄庭坚等都是恰逢其时的相遇知音。而贾谊的《吊屈原赋》、向秀的《思旧赋》、王粲的《思友赋》、江淹的《伤友人赋》等则是情感共鸣的不遇知音。“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西北有高楼》），当知音难得、知遇难遇成为历史常态时，“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便成为多数人的一生梦想。

  曹丕“痛知音之难遇”（《与吴质书》），刘勰感叹“音实难知，知实难逢”。“文人相轻”“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以及“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典论·论文》）的偏见妨碍了对作家作品的正确理解，“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以及“信伪迷真”的不良倾向造成了知音难遇。刘勰有感于“知音其难”，专辟《知音》一篇探索诗学“知音”问题。“知音君子，其垂意焉！”古代文章“根柢槃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意远。是以往者虽旧，馀味日新”（《文心雕龙·宗经》），它们言简意赅但语义丰富，叙事浅近但寓意深远，文章虽旧，若仔细品味，也能感通情感、启发心志。读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也能成为“知音”。但“篇章杂沓，质文交加”，“形器易征”而“文情难鉴”，“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多数人“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再好的作品也可能“深废浅售”，“庄周所以笑《折杨》，宋玉所以伤《白雪》”。“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读者要有深厚的知识积累和高超的阅读技巧，从文本出发，结合社会环境，分析文本的内在结构，“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发掘文本的艺术价值，“无私于轻重，不偏于爱憎”。“六观法”为文学鉴赏创造了一个可供操作的批评模式“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情感是文学的核心要素，刘勰用“知音”理论揭示了文本鉴赏批评的复杂性和挑战性，也阐述了情感在文学创作和接受中的核心地位和共鸣机制，构建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接受理论，比西方近代读者反应批评、接受美学等理论早了1500年左右。

  “知音说与知音听，不是知音不与谈。”明清话本普遍流行，说书人常用“知音”拉近与听书人的关系，使“知音”成为民间广为传播的日常话语。罗贯中用《三国演义》虚构了刘关张“宴桃园豪杰三结义”的知遇故事，创造了诸葛亮与刘备惺惺相惜的知己故事，将历史故事演绎为生活常识。冯梦龙用《俞伯牙摔琴谢知音》表达了“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谓之知心；声气相求者，谓之知音，总来叫做相知”的生活观念，被称为知音故事传播史上除经传之外最重要的文本，让“知音”走出文人的象牙塔，成为普通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

  章学诚发挥孟子“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思想，接续刘勰的“知音”理论，创造了“知难”理论，对文学创作和批评过程进行深度反思和自我挑战，将“知音”和“知己”问题推向了新高度。“读其书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知其所以为言者百不得一焉……此知之难也……夫不具司马迁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忧而欲知文王之忧，则几乎罔矣。”要想成为“知音”，不仅要“读其书，知其言”，还要“知其所以为言”，前者从文本出发，深入发掘作者的人生经历和作品的产生背景，体验与作者相同或相似的情境，才会深切感受到作者的思想和情感，达到与作者情感共鸣的效果。后者强调了鉴赏批评的批判性，读者不仅要准确理解文辞，还要对作者的观点进行理性思考，在独立思考基础上形成个人见解，实现文本的个人化与创造性转化。章学诚“知难”的目的是要达到情感共鸣和自我超越。历史上所谓的“知遇之难”“同道之知难”以及“身后之知难”，本质上都是个人修养的不足和认知能力的欠缺。“情之所以可贵者，相悦以解也。贤者不得达而相与行其志，亦将穷而有与乐其道；不得生而隆遇合于当时，亦将殁而俟知己于后世。”（《知难》）只有“情”能超越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和个人认知的局限。“共情”是达到“相知”的捷径，是超越时空的通道，也是对刘勰“知音之难”最细微的解决方案。

  “知音”从最初的“通晓音律”引申为对人、对文的鉴赏批评，中国文化丰富了“知音”的价值内涵，将古人“怀才不遇”的生命体验转化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知音”情结，使之成为中国文学鉴赏批评的重要学术话语。作为中国诗学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知音”比西方的接受美学、效应美学研究更具文化意义，它以生命为本体，以情感为核心，以诗学为媒介，贯通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的情感世界，体现出更深厚更持久的东方文化魅力。

（作者：徐军义，系渭南师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