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国科学报

全球范围内的“私立大学关闭潮”正在引发对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深刻反思。近年来，美国数十所小型文理学院因财政压力和招生人数锐减而宣布关停或并校，日本地方私立大学面临“少子化”导致的长期生源危机，韩国教育部也多次发布私立高校退场指引、推动资源整合。这种现象并非个案或短期波动，而是人口结构变化、经济承受力有限、社会需求转型等多重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凸显了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中无法回避的结构性挑战。中国民办高校也逐渐从过去20年的大规模扩张进入了一个招生竞争白热化、生源压力加剧、办学模式转型的拐点期。

回顾过去20年，中国民办高等教育乘着教育普及化和人口红利的东风，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发展。2015年全国民办本专科在校生610.9万，到2024年已超过1052万人，增幅超过70%，在校生规模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民办高校为“上大学”提供了更多机会，成为高等教育扩张的重要支撑力量。

这一轮高速发展不仅满足了社会多样化受教育需求，也为不少中小城市和新兴产业集聚区提供了人才保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扩张模式高度依赖人口基数和学费收入支撑，缺少稳定的公共投入和充足的内涵建设，隐患也在规模繁荣的表象之下悄然积累。

2021年，全国曾有9所民办高校停止办学；2023年多地出现招生危机的讨论，生源争夺战日趋激烈。近两年高考招生工作结束后，多地民办本科院校出现了较大规模招生缺额，即使经历多轮大幅降分补录，依然难以填满计划名额。

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显示，我国人口总量出现下降，主要是由于出生人口减少。未来10年内高中毕业生总数难以避免地减少，这是所有高校都必须面对的结构性挑战。民办高校没有财政拨款兜底，对学费收入的高度依赖使得它们在生源总量萎缩时首当其冲暴露出财务风险。

民办高校的招生困难更是教育需求结构和竞争格局改变的结果。家长和学生对高校的期望也在发生变化。学历不再是就业竞争力的唯一保障，就业市场对文凭含金量、学校声誉、专业设置、就业渠道等愈加敏感，公办本科、职业本科、高水平高职在招生竞争中往往具备更高的吸引力。很多民办本科院校长期存在办学同质化严重、专业设置跟风、产教融合水平不高的问题，部分民办高校的一些短视办学行为从长远看损害了民办高教整体的社会信任。

在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也在经历人口转型和市场竞争的洗礼。美国小型私立文理学院的关闭潮与其高度依赖学费收入、奖学金竞争加剧、捐赠资金有限和入学人数下降密切相关。日本早在20年前就遭遇“少子化”导致的高教危机，大量地方私立大学面临入学人数不足甚至“零报考”的极端情况，日本政府不得不出台退场引导和私学振兴基金等政策，鼓励弱势院校有序退出或合并。韩国同样已多次发布针对低招生率私立高校的治理指引，强调通过退出机制提高整体质量。在出生人口持续下滑的背景下，高等教育体系必须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竞争，建立更加理性、规范、有序的市场机制。

当前，中国民办高校招生寒潮所揭示的风险非常现实和直接。首先是财务安全风险，高度依赖学费收入的学校在招生不足时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其次，为了“抢人”而无序降分录取导致毕业生质量下滑、投诉增多、社会认可度降低，最终形成恶性循环。面对这样的挑战，中国需要进行一场冷静且系统的反思。民办高等教育在过去20年里为缓解高考升学压力、推动高教普及化作出巨大贡献，但不能寄望于继续依赖无限扩张和人口红利。

构建系统性的应对机制已经迫在眉睫。首先，政府部门需要完善分类管理和有序退出机制，避免“僵尸学校”长期拖累体系声誉。其次，应当鼓励优质民办高校转型为真正的应用型大学，加强产教融合、专业特色建设、就业渠道开拓，形成稳定的人才供给机制和提升市场认可度。再次，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和金融资本也需要探索更加多元、可持续的合作和支持模式，减少对单一学费收入的过度依赖。最后，各地高教布局和招生计划应当依托中长期人口预测，避免盲目新增高校和同质化竞争。

在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的今天，我们必须承认扩张型增长的时代正在落幕。接下来的关键命题是，能否在这场阵痛中完成结构调整和内涵提升，能否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不仅关乎几所民办高校的存亡兴衰，更关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未来方向。唯有在冷静的市场机制、规范的退出体系、有效的政策支持和社会多元合作中，民办高校才能找到新的生存之道，也才能继续为国家人才强国战略贡献应有的力量。

（作者张端鸿系杉达学院上海民办高校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专家组副组长，刘虹系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