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的功名利禄就像尘埃与泥土，转瞬即逝。对于那些运气不佳的人来说，面对一个凶猛的病毒，甚至连四十年都可能无法撑过去。

四十年前，一个家喻户晓的词汇便是“严打”。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纷纷回城后，岗位供给无法迅速解决，大量人员只能游荡于社会。虽然很多人努力找到生计，独立支撑，但仍有一小部分人不务正业，横行街市，甚至作恶多端。于是，1983年的严打行动就此展开。

一些学者对1983年第一次严打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次行动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促进了经济的长远发展。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既要严格打击犯罪，又要进行教育与警示。每当抓到犯人，都会开设公审，向社会公开审判。

更有甚者，抓到的罪犯还需被游街，车队行驶得缓慢，车上的喇叭高声广播，目的是让邻里乡亲以及周围的村民们都能受到警醒和教育。对于那些被处决的罪犯，执行也是公开的，往往选择偏僻的小河滩或荒凉的山坡，犯人被迫跪成一排，身后则是持枪的执法者，几声枪响便了结了。这样的刑场通常距离城镇或村庄并不遥远，以便于群众围观，起到教育和震慑的作用。

那时的我不过是个跟在游行车后的小男孩。即使车速再慢，由于年纪小，我总是被队伍远远抛在后面。而那些年长的年轻人，腿脚灵活，常常能一路跟到行刑现场。如果运气好，在行刑结束后，草丛里甚至能捡到金色的炮弹壳。当时这些弹壳可是极其珍贵的物件，捡到一个的话，简直可以在同龄人中自豪很久。

我村里有个年轻人，因为和女友的父母意见不合，意外被控以强奸罪，由于案件严重，审判迅速，他的父母不得不花钱购买一颗子弹，结果被判定为流氓犯。那个时代，几乎没有逃脱流氓罪的机会。然而，有个背景很深厚的少年的孙子，却成了例外。他与我哥哥同班，从小就被乡里的人称作“小流氓”。他半夜闯入邻居家的女孩房间，被当场抓捕。此后，他的全家便迁往遥远的地方，无声无息。

在那样的年代，谈恋爱就连拉手都会让人心惊胆战，普通百姓不敢心存侥幸，公职人员则更加谨慎，尽量不让生活腐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今，一人就能轻松撼动整个圈子。未婚的公子哥儿们，公开换女友的频率比换纸尿裤还要高，紧随其后的一片追捧。而那些已婚，拥有财富、空闲与地位的人，虽然行动隐蔽，却依旧你追我逐。

如果将这样的严打政策再次施行，戴璐局长们又会有怎样的境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