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时代变了，现在不是武力夺取土地的时代（莫迪老仙对地堡大帝的忠告）

大人，刀枪入库？不，是升级了。算法即利刃，数据即粮仓。

二战结束以后，国际竞争法则发生深刻变革，通过武力征服实现大规模领土扩张，因逆历史潮流，变得极其困难。

这一时代背景深刻影响着中东格局，尤其体现在以色列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演变上。

历史上，国家通过战争胜利扩张领土是常态。

例如，阿拉伯帝国自麦地那城邦（不满100平方公里）起步，历经多次决定性战役获胜（如卡迪西亚、雅穆克、尼哈万德、征服埃及、征服西班牙核心战、征服河中核心战等），至公元750年疆域达到巅峰，阿拔斯王朝控制约1340万平方公里土地，扩张了13.4万倍。

（阿拉伯帝国的领土扩张）

相比之下，以色列的处境截然不同。

自1948年建国以来，以色列虽然打赢了六次中东战争（第六次中东战争指打跨伊朗及抵抗之弧的战争）但其实际控制领土面积仅从约15200平方公里（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划定）增长至约25000平方公里，增幅约1.64倍。

这鲜明地印证了“胜利不等于领土扩张”的当代地缘政治现实。

然而，以色列的军事成功显著削弱了传统阿拉伯国家的敌意，导致其公开敌人数量锐减。

如今，距以色列建国77年，中东格局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除伊朗及其扶植的残存代理人武装，以色列与主要阿拉伯国家的敌对状态已大幅降温，部分国家甚至建立了半公开乃至正式的合作关系。

是什么力量促使中东从“一国对抗整个伊斯兰世界”演变为当前复杂、多元且局部融合的局面？

本文将从历史脉络、地缘政治演变、大国博弈及以色列国家特质等角度进行解析。

一、 历史代价：战争的筛选与阿拉伯敌意的消减

1. 军事胜利的威慑效应： 1948、1956、1967与1973年的四次大规模中东战争，让阿拉伯国家深刻领教了以色列在军事组织、情报能力、后勤效率和科技水平上的压倒性优势。特别是1967年“六日战争”中，以色列空军在开战数小时内摧毁埃及、叙利亚与约旦的空中力量，塑造了近乎神话的军事威慑形象。连续的军事失败不仅带来巨大的人员、经济与政治成本，也使“武力解放巴勒斯坦”的旗帜逐渐丧失号召力。
2. 和平条约的破冰作用： 1978年《戴维营协议》催生了关键转折——埃及成为首个与以色列媾和的阿拉伯大国。1994年，约旦紧随其后。两国不仅获得了美国巨额援助，也证明了“以土地换和平”路径的可行性。埃、约的退出使阿拉伯反以联盟出现重大裂痕，“集体宣战、少数承担”的现实导致集体行动愈发困难。

1. 巴勒斯坦问题的边缘化： 1980年代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内部派系分化加剧，并与哈马斯陷入长期内耗。与此同时，2003年伊拉克战争、2011年“阿拉伯之春”等重大事件相继爆发，区域焦点转向国家治理危机、教派冲突（逊尼-什叶）和恐怖主义威胁。巴勒斯坦问题虽仍具象征意义，但其作为地区核心议程的优先性已显著下降。

二、 地缘重构：新威胁的出现与以色列角色的转变

1. 伊朗崛起与“什叶派新月”的挑战：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德黑兰政权奉行输出革命和泛什叶派政策，大力扶植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也门胡塞武装等力量，构建了一条从波斯湾延伸至地中海的“什叶派走廊”。这使海湾阿拉伯君主国，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将战略重心从对抗以色列转向遏制伊朗扩张，视伊朗为更直接、更紧迫的生存威胁。以色列在特定情境下，从“死敌”转变为潜在的制衡伊朗的“间接盟友”。

1. 阿拉伯世界的深度分化： 冷战后，阿拉伯国家因资源禀赋、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差异，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 能源富国（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 优先寻求融入全球资本与技术链，维护政权稳定和经济转型。
• “革命”或冲突国家（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也门等）： 深陷内战、政权崩溃或持续动荡。
• 中小保守国家（约旦、摩洛哥等）： 高度依赖外援，首要关切是维持政权生存与国内稳定。这种深刻的碎片化状态，使得重建统一反以联盟几无可能。

1. 经济互需与技术合作的驱动： 以色列在农业科技、水资源管理、网络安全、航空航天等高科技领域的优势，与海湾国家寻求能源转型、发展高端制造业的需求高度互补。随着双方经济与全球（尤其是美国主导的）金融体系深度融合，外交关系的正常化成为必然。《亚伯拉罕协议》的签署（阿联酋、巴林、摩洛哥、苏丹）标志着经济逻辑在地缘政治中取得突破性进展。

三、 大国棋局：外部力量的塑造作用

1. 美国：绝对支持与战略调整： 冷战时期，美国将以色列作为抗衡苏联在中东影响力的关键支柱。冷战后，美国战略重心转移（亚太、欧洲），倾向于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有限和解”，以减少自身在中东的直接军事投入。持续的美援、先进武器供应以及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的强力支持，为以色列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安全保障和外交后盾。
2. 俄罗斯：务实平衡的参与者：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放弃了对阿拉伯国家的单一支持模式，转而采取“武器出口+能源合作+区域调解”的多元务实策略，在叙利亚、伊朗、土耳其乃至以色列之间维持平衡。俄以在叙利亚上空形成的“冲突降级”默契，表明莫斯科已非传统意义上的“阿拉伯阵营”代言人。
3. 大国与欧盟：经济优先的稳定力量： 大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欧盟的能源需求与碳中和目标，使其在中东的关注焦点集中于能源安全与市场机遇。中欧均倾向于避免深度介入宗教和领土争端，这种相对中立的态度削弱了国际社会反以声浪的深度和广度，为以色列拓展区域经济联系创造了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

四、 以色列特质：生存能力与战略优势

1. 根深蒂固的生存主义与危机文化： 源于“大屠杀”的历史创伤和建国初期的生死存亡考验，以色列社会形成了强烈的危机意识。全民兵役制、高效的预备役体系和全民皆兵的国防理念，将军事能力深深嵌入社会结构。这种“小国大军”模式确保了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和快速反应机制。
2. 创新引擎与人才高地： 以色列拥有全球最高的人均风险投资额，其尖端科技研发主要由私营部门驱动。科技创新不仅持续提升国防实力（如“铁穹”系统），也成为与海湾国家建立经济合作的关键筹码。同时，《回归法》持续吸引全球犹太精英移民，为国家的科技和经济发展注入强大智力资本。
3. 先发制人与“灰色地带”行动策略： 从1967年的先发制人空袭、1981年摧毁伊拉克奥西拉克核反应堆，到持续的“定点清除”行动和强大的网络战能力，以色列展现了对其认定的生存威胁实施“零容忍”政策和高超的精确打击能力。在中东普遍存在治理脆弱、权力分散的环境中，这种“杀一儆百”的威慑策略有效提升了对手的战争门槛，迫使其更多寻求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结语：从生存孤岛到战略高地的未竟之路

以色列在中东面临的公开敌对力量减少，是多层次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战争的筛选效应： 高昂的失败成本瓦解了传统的阿拉伯军事联盟。
• 地缘威胁的重构： 伊朗的崛起使以色列由“共同敌人”转变为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潜在协作者”。
• 大国策略与全球经济： 美国主导的安全框架和全球化经济逻辑，激励中东国家以合作取代冲突。
• 内在实力与战略： 以色列自身的创新活力、有效威慑和外交灵活性，为其赢得了被“接受”的现实空间。

过去七十七年，以色列书写了从“求生存”到“谋发展”的奋斗篇章；未来，其核心挑战在于如何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寻求可持续的地区合法性与邻国心理认同。能否在巩固安全优势的同时，赢得周边国家的真正接纳，将是决定以色列能否长期屹立于“中东高地”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