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第三个千年思维》，作者: [美] 索尔·珀尔马特 等，译者: 彭相真，中信出版社2025年2月。有删节。

回顾技术、医学和科学领域的创新历程，我们或许不难发现，事实上，许多重大发现和发明并不需要尖端的设备、深奥的数学理论或巨额的资金投入，杠杆、音标、钉子、流水线生产方式及控制实验等都是典型代表。那么，为何它们的问世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呢？举个例子，早在16世纪便有人提出了细菌致病理论，然而直到3个世纪后，法国化学家及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和英国流行病学家约翰·斯诺（John Snow）才终于让这一理论得到了重视。鉴于现代人类的大脑形态在人类以文字记录历史之前便已完成进化，诸多此类创新似乎本有可能更早出现。

想象一下，如果一切都从零开始，你还能否搞定需要今天完成的各类事务？你知道怎么为自己亲手做一双既耐穿又舒适的鞋子吗？你能不能设计出一把牙刷、一副眼镜或者一卷胶带？又或者发现煮过咖啡豆的水竟然能让人保持头脑清醒？孩子们也总会哭笑不得地问道：手机的大部分基本功能早在去年就更新了，为什么爸妈至今都没有发现呢？

造成这种结果的一大原因是，环境中的许多干扰因素增加了人类从经验中吸取教训的难度。我们的感官不断受到来自周遭环境的多重刺激，然而从第6章介绍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些是有用的信号，其他则是随机噪声。尽管部分信号之间存在关联，但我们很难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中探寻它们之间的可靠联系，因为这些联系往往是概率性的（A发生之后，B可能会发生），而非确定性的（如果A发生，则B一定会发生）。

《土拨鼠之日》剧照。

你可能会说：“那好吧，或许我不能一举中第，但不断试错之后，我总会找到正确的答案，不是吗？”事实上，想要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以试错的方式来有所收获的难度很大。所以那些试图通过频繁试错来取得进步的人，总被批作“老想着怎样才能把上一次的仗打得更好的将军”，更别提结果反馈通常还会滞后很长时间（有时甚至要等上几个月或几年才能看到）。此外，因果关系之间还存在概率性，有时候错误的行为反而带来了好结果，正确的行为反而引发不尽如人意的结局。雪上加霜的是，以试错的方式学习，往往连最基本的控制实验的标准都无法满足，因为人们几乎不可能做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单独一个变量进行验证。我们也很少有机会观察“反事实”，即如果采取了B措施（或什么都不做）而非A措施，结果会怎样。

然而，阻碍人们从经验中汲取教训的许多因素都是心理因素，而非环境因素。因此，本章将深入探讨一些主要的心理因素问题。首先需要声明的是，它们并非区分“非专业人士”与科学家或其他专家的通用标准。事实上，心理因素的影响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都有所体现，科学家亦不例外，我们也将在接下来的两章中为这个观点提供充分的证据支持。正如下一章所述，科学之所以能够（在某些情况下）屏蔽这些心理因素的不利影响，与科学家个人的品质或能力关系不大，科学方法和思维习惯才是重点，它们在帮助科学家克服人类自身局限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将要探讨的这些心理因素并不是病态的，而是正常情况下人类认知能力的固有特质。就其本身而言，它们之所以普遍存在，很可能是因为具备了一定程度的适应性，因为在更系统的推理过程比较困难或费力的情况下，大多数类似的心理因素都能促使人类大脑运转得更加灵活高效。

《土拨鼠之日》剧照。

习惯成自然

对自己掌握的各项生活技能稍作观察后便会发现，你可以在几乎无意识或极少意识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大多数日常事务。想想你上一次需要刻意琢磨用多大力气踩油门、打开开关接热水或系鞋带是在何时？它们早已成为一种习惯。习惯可以让我们游刃有余地同时处理多项任务，还能节省精力，因为若是每做一件事都需要有意识地深入思考，只会令我们感觉“身心被掏空”（如果你尝试过源自佛教的正念冥想，想必就会相当有感触）。得益于人类大脑“自动”完成这些习惯性事务的能力，我们才能将注意力投注在新事物上，比如一边开车一边听同车乘客讲述精彩的故事。习惯在维持社会正常运作方面同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将习惯誉为“社会的巨大飞轮”。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认为：“文明的进步正是通过不断扩大人们在不经意间完成各种要务的数量来实现的。”

尽管习惯并不是全无意识的行为，但因其发生迅速且轻松，我们往往难以对其深入观察和有效控制。在养成某项技能的初步阶段，我们仍有机会观察到它对我们期望获得的结果产生的影响，进而决定对其进行重新调整还是直接舍弃不用。然而，随着技能运用变得越来越自然与自发，它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难以仔细监控。所谓的“坏习惯”指的就是功能失调的习惯，由于是毫不费力的下意识行为，所以人们往往积习难改。总而言之，习惯往往会引导人们做出无意识行为，从而成为阻碍人们从经验中汲取智慧的拦路石。

电视剧《暗黑》剧照。

启发和偏差

令人们难以从经验中学习的另外一系列因素，是人们在判断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偏差，其往往导致人们忽视、曲解或否认环境中至关重要的信息。与习惯相似，偏差往往是因为人类大脑在注意力不足的情况下想要快速处理信息而产生的。当人们无法充分利用现有的证据时，偏差就是我们为轻率决策付出的代价。

“有偏差”这个词可能已经在日常生活中被滥用了。我们往往能轻易地给别人扣上“有偏差”的帽子，只因我们无法认同他们的观点。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已经在第9章的探讨中就偏差的判断给出了相当客观的定义。回想一下，当某个探索过程产生大量随机误差时，我们通常会将这些误差称为“噪声”，而当该过程表现出系统性误差（即结果始终高于或低于正确答案）时，我们则判断其存在偏差。因此，通过将某人的答案与客观标准或真实值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确定他是否存在偏差。然而，在客观真实无从得知的情况下，这个方法难以奏效，不过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多种可以消除偏差的试验性策略。

维基百科上有一份有据可查的认知偏差清单3，我们上次查阅时发现它已经收录了123个条目！乍看之下，你可能会想：仅靠“创造”各种偏差，心理学家就能过上光鲜富足的日子（不可否认，或许真有部分从业人员以此牟利）。这张清单中的很多认知偏差都是由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率先发现并记录的。尽管特沃斯基于1996年不幸英年早逝，但卡尼曼后来凭借两人的共同研究成果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他的畅销书《思考，快与慢》（Thinking，Fast and Slow）中，卡尼曼给出了关于这些偏差的极为精彩的解读，在此强烈推荐诸位买来读一读。

《思考，快与慢》，作者: [美国] 丹尼尔·卡尼曼 / [美国] Daniel Kahneman，版本: 中信出版社 2012年7月。

其中一些认知偏差的名称中就带有“偏差”一词（如证真偏差），另一些则被称为“启发”（如可得性启发）。尽管两个术语之间的界限很模糊，但“偏差”一词主要还是被用来描述结果（系统性地偏离了需要判断的真实值），“启发”一词则侧重于描述产生某种特定偏差的过程。“启发”是人类大脑为了快速做出判断而养成的一个特定习惯，尽管相对“简单粗暴且有效”（但容易出错），却能逃避“绞尽脑汁地细细斟酌”这项艰苦的认知工作。

我们可以借用“温度”的概念，各类偏差处在“冷”与“热”这两个极端结果之间的不同位置。热偏差因其普遍性而易于描述，它们往往因情绪因素（尤其是愤怒或恐惧）和动机（我们期望发生什么或想要相信什么）而产生。位于另一端的冷偏差似乎是人们在缺乏特定目标或欲望，处于平心静气的镇定状态时做出快速决断（人类典型的行为方式）的副产物。德国心理学家和行为学家格尔德·吉仁泽（Gerd Gigerenzer）及其团队曾通过案例证明：人们通常会依据自己对城市名称的熟悉程度来推断城市规模的大小。4这种推断方法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有效的，因为大城市通常要比小城市更出名，但它也会误导我们。例如，旧金山和圣何塞的人口分别约为81.5万和98.3万（后者人口多于前者），然而在大多数人看来，旧金山的城市规模肯定要大于圣何塞。这是为什么呢？不可否认，《你知道去圣何塞的路吗》是一首朗朗上口的经典歌曲，但在流行文化中，旧金山的城市形象和元素显然出现得更多（毕竟这座城市以陡峭的山坡、独特的缆车和金门大桥等标志性景物而闻名于世）。

本书将不会在热偏差上着墨过多，不是因为它们无足轻重，而是人们在发现此类偏差方面都很有经验。我们都曾见过被自身情绪和欲望蒙蔽了双眼的人，而且我们或多或少都曾在某个时刻陷入过类似的境地（即便我们不愿承认）。事实上，认知过程往往带有一定的动机性，即我们会由衷地期望某些信念和结果成为现实，另一些则不会成真。热偏差往往比冷偏差更具破坏性，因为人们为了得偿所愿，或许会无所不用其极地扭曲事实、贬低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当有人坚持认为自己不偏不倚，但对方失之偏颇时，无法调和的矛盾就会产生。我们曾与在庭审过程中负责提供专家证词的诸多同行交流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许多专家确实存在偏差，且接受一方的酬劳可能会造成利益冲突，但同时这些专家也大多坚称自己不会为五斗米折腰。

我们不打算将心理学文献中详细记录的几十种偏差都悉数介绍一番，而是仅专注于分析那些可能会阻碍人们从经验中汲取教训的认知偏差。

电视剧《暗黑》剧照。

事后诸葛偏差

有句老话叫作“事后诸葛亮”，其英文表述（Hindsightis20/20）借用了眼科术语“20/20”，意指在20英尺处所能看清事物的人，他的视力就是正常的，即拥有标准距离的正常视力。如果你的视力检测结果为“20/40”，就说明你已经近视了。这句源自眼科术语的谚语所表达的意思就是，人们通常能在事件发生后轻易地给出准确的“预测”，毕竟放马后炮显然比有先见之明容易得多。心理学家巴鲁克·菲施霍夫（Baruch Fischhoff）曾表示，人类在下判断时有一个普遍特征，即人们在获知结果后往往会感觉它发生的必然性似乎比事前更显而易见。

再举一例，在20世纪70年代初研究概率判断时，菲施霍夫选择了在他看来发生可能性极低或极高的一些事件，然后请人预测其发生的可能性。当时正逢尼克松总统执政时期，而且这位总统还曾是“反共先锋”。于是，菲施霍夫询问了人们对以下问题的看法：尼克松在卸任前对中国进行外交访问的可能性有多大？（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低概率事件。）然而，尼克松确实在1972年访华了，此举令无数外交政策专家惊掉了下巴。菲施霍夫非常敏锐地对当初的受访者进行了二次回访，请他们试着回忆自己在尼克松访华可能性上给出的预测数值。他发现，人们于事后回忆出的“预测”概率普遍高于他们当初实际给出的概率。这些受访者清一色地（错误）表示，自己早就预判到了这个结果，即“早就笃定尼克松会访华”。

事后诸葛偏差给社科专业的学生造成的影响尤为严重。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心理学或社会学的某项新发现时，我们发现他们会很聪明地自编理由，想象这些新发现产生的合理性，并言之凿凿地声称它们的存在早已有目共睹，甚至自我暗示自己早已猜到它们会被发现。为了在课堂上向学生们揭示这种偏差，我们通常会做如下实验：先给学生提供一段关于恋爱关系研究的简要描述，然后将学生分成两组并分别告知不同的研究结论，其中一组学生得到的结论是“物以类聚”，另一组得到的结论是“异性相吸”。这两种说法虽然都符合“常识”，却彼此矛盾。遗憾的是，在阅读了所谓的研究结果后，两组学生中的大多数都倾向于认为自己看到的研究结果是“明确成立的”，甚至疑惑为什么老师要浪费时间去教这些显然人人都懂的内容。

电视剧《暗黑》剧照。

如今，事后诸葛偏差的表现方式可谓层出不穷，其中一些或许不会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另外一些却颇具破坏性。多年前，前橄榄球运动员兼演员辛普森因涉嫌谋杀前妻而被押上法庭。在判决结果揭晓前，包括各领域专业人士（执业律师和职业赌徒）在内的大多数人普遍认为他被判有罪的可能性极大。在辛普森最终被宣判“无罪释放”后，我们本期待专家们能坦然承认自己的判断失误：

“哎呀，我们看走眼了。”实际情况却令人大跌眼镜，众多专家纷纷现身各大新闻节目“解释”道：黑人陪审员（占本案陪审团多数）都倾向于对黑人被告宽大处理。然而，当时的庭审数据并不支持这种说法。如果专家们的确相信黑人陪审员存在维护同肤色被告的倾向，为何在庭审结果出来之前的预测中，他们没有预判到辛普森会被无罪释放呢？所以说，这些专家为了挽回颜面，事后编造了一个关于黑人陪审员存在偏见的理由。

证真偏差

我们把最精彩的部分留到了最后，而“最精彩”一词指的是我们最希望人们能克服的、影响最大的一种偏差。证真偏差指的是刻意寻找与自身假设相符的证据，并忽视与之相悖的证据。在掌握了正反两面所有证据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更注重支持性证据而忽略了反面证据，也会产生证真偏差。同理，人们往往会对不利于自身假设的证据采取更严苛的审视态度。证真偏差也存在冷、热两个极端，也包含不同程度的偏误：热证真偏差较为常见，例如人们会选择性地只引用能让他们赢得辩论或达成所愿的事实，或干脆否认不利于自身的事实证据。当然，冷证真偏差同样值得警惕：人们倾向于寻找和引用支持自身假设的事实，只是因为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出发点。毕竟，找不到任何证据支撑的假设基本不可能成立。但如果我们只寻找确证案例并止步于此，就会导致偏差。

原作者/索尔·珀尔马特 等

摘编/李永博

导语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