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士兵哗变频繁的阶段，士兵们因些微不满便会迅速反叛，许多节度使在这种动荡中丧命。唐朝历史上第一次藩镇士兵作乱发生在天宝九年，彼时，朔方军节度使张齐丘因“粮草供应不当”遭遇士兵们的围攻。如果没有郭子仪的及时出手，张齐丘很可能会成为第一个因“士兵哗变”丧命的节度使。

而在“安史之乱”中，安西军则创造了士兵杀死节度使的第一例。安西军由安西四镇、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组成的联军，他们在李嗣业的带领下奉命入关，参与平定安史之乱。可是在“相州之战”中，李嗣业不幸阵亡，安西军士兵擅自推举了兵马使荔非元礼（羌族人）为新节度使。这种军中自行选立节度使的做法，是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然而唐肃宗竟然默认了这种局面，并接受了荔非元礼的任命。

荔非元礼性格暴躁，经常辱骂士兵，还无故克扣军饷，最终激怒了士兵们，结果他被这些愤怒的兵哥们杀害。经历了首次“内部选举”事件后，荔非元礼死后，安西军再次效仿，推选了白孝德（龟兹王室后裔）为新节度使。尽管这一举动再次突破了常规，唐肃宗依然选择视而不见，毫不犹豫地批准了白孝德担任安西与北庭的节度使。

从此以后，节度使成为了一个高风险的职位。士兵们只要稍有不满，便可能以暴力解决问题。上元三年，河中节度使李国贞被杀，宝应元年，河东节度使邓景山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甚至连名将李光弼也险些被自己的部下所害。

李光弼接任朔方节度使后，左厢兵马使张用济密谋捕杀李光弼。正当一场兵变即将爆发时，兵马使仆固怀恩及时发现了这一阴谋并加以制止。后来，李光弼得知消息后，找了个借口将张用济杀害。仆固怀恩得知这一消息后，率领五百名胡人骑兵将李光弼团团围住，令李光弼心惊胆战。幸运的是，仆固怀恩最终没有采取激烈行动，而是用半威胁的语气向李光弼提出警告。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仆固怀恩放下了心中的怨恨，之后他与宦官鱼朝恩联合，迫使李光弼进攻洛阳，这导致了唐军在邙山的败北，李光弼因此失去了朔方节度使的职位。唐朝历史上最具深远影响的士兵哗变发生在建中四年的“泾原兵变”，它差点导致大唐的灭亡。

建中四年，河朔四镇模仿战国时期的做法，将唐德宗“逼成”了“周天子”。唐德宗愤怒之下命令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出兵平定叛乱，不料李希烈背叛，联合四镇自立为帝。唐德宗只好出动“最强兵力”——泾原兵马来平叛。

泾原军原是之前提到的安西军，这支游走在西域与北方战区之间的军队，在当时已安营扎寨于泾原，遂更名为泾原军。按照惯例，当泾原军到达长安时，皇帝应该赐予他们赏赐。然而，负责招待军队的官员竟然忽略了这一仪式，朝廷仅提供了极为粗糙的饭食。士兵们愤怒不已，认为自己为朝廷打拼，却连一顿饱饭都没得到。得知朝廷有丰厚宝藏，士兵们决定自己动手取走这些财富。

在愤怒的士兵面前，节度使姚令言无力阻止，最终这支数千人的军队攻破了长安，洗劫了皇宫。唐德宗狼狈逃亡，成为继唐玄宗和唐代宗后第三位成为“流浪皇帝”的帝王。泾原兵变引发的政治风暴深远且影响极大，兵变后，泾原军拥立朱泚称帝，随后的李怀光叛变使得唐德宗不得不再次逃亡，唐朝一度面临灭顶之灾。

当时的藩镇和朝廷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军事组织，尤其是在割据藩镇内部，士兵们的叛变几乎成为常态。每个节度使的日常都充满了不安，士兵们的情绪随时可能爆发，导致新的动乱。这样的问题为何会发生？

唐朝的藩镇，本质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军队，它们是集军事和政治于一体的庞大组织。由于唐朝当时的特殊局势，藩镇在军事上拥有极大的自主权，逐渐失去了对中央政权的忠诚。这些藩镇虽然原本受命于中央，却因逐渐发展出强大的“第二思想”，开始有了独立的行事方式，甚至将节度使的任命视为士兵的内部事务，产生了许多冲突。

藩镇的这种变异，正是唐朝皇帝无法彻底掌控的根本原因。朝廷希望藩镇维持秩序，但藩镇却早已成了庶族阶级的寄生地，成了与豪门贵族对抗的“第二政权”。这些庶族阶级通过藩镇实现了个人价值，导致了军政一体化的藩镇最终成为了一个脱离中央控制的权力中心。

即便如此，朝廷始终没有放弃与藩镇斗争的决心，采用了在藩镇内部培养对手的手段，使得节度使始终处于互相残杀的状态。最终，藩镇的破裂与士兵哗变，揭示了一个由庶族利益驱动的政治结构，它缺乏内在的规则支撑，最终导致了唐朝的命运走向了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