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马伯庸的历史小说《长安的荔枝》改编的35集电视剧由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制作完成，于6月7日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首播，让我们再次将目光投向由盛而衰的大唐之路，特别是其中的法治之失。】

　　大唐天宝十四载，岭南一颗鲜润欲滴的荔枝，被赋予了超越其物性的沉重使命——成为博取贵妃一笑的贡品。马伯庸在《长安的荔枝》这部历史小说中，通过九品小吏李善德运送鲜荔枝的荒诞旅程，完成了对天宝年间帝国肌理的精妙解剖，当读者随着荔枝筐颠簸在四条从岭南到长安的驿道时，实际上却是正行走在盛唐由内而外溃烂的第一道裂缝上。

　　表面看，“一骑红尘妃子笑”，只是一场关乎保鲜时限、驿路疾驰的物流奇迹，深层里，它却是一面残酷的照妖镜，映照出中唐盛世帷幕掩盖下，权力凌驾于规则之上、法治精神荡然无存的社会肌理。当李善德这个九品小吏被抛入“荔枝转运”的漩涡时，读者得以清晰地窥见：在一个法治缺位的社会，权力如何肆意妄为，而个体又是如何在历史车轮的碾轧下挣扎求生。

　　1.

　　“到了4月7日，阿僮派了个人过来，说她家最好的荔枝树开始过壳了，唤他去从化采摘。李善德遂叫上林邑奴，又去了石门山下。此时的荔枝园，和之前大不相同。密密麻麻的枝条上，挑着无数紫红澄澄、圆滚滚的荔枝，在浓绿映衬之下娇艳非常。长安上元夜的时候，挂满红灯笼的花萼相辉楼正是这样的兴隆景象。李善德怔怔看了一阵，意识到这是个征兆，自己怕是再没机会见到真正的上元灯火了。”作品的开始，就预示了一段不祥的旅程。

　　作品的核心冲突源于一项无视客观规律与人伦底线的“不可能任务”。贵妃随口一言，一道口谕便凭空而降，要求五千里外的鲜荔枝跨越时空准时抵达。这道命令本身，便是对驿传律令、财务制度、民力征发限制等任何成文规则的彻底无视。它的合法性来源于皇朝的意志，而非任何公开、稳定、可预期的法律程序。这清晰地揭示了此时唐帝国治理的核心逻辑——权力即法律，意志即规则。

　　“三日色变，五日味改。”荔枝的天然属性与唐代的运输能力，构成了一个死局。然而，在绝对权力面前，客观规律和现实约束被强行扭曲。任务本身的不合理性与无法完成性，恰恰反衬了权力意志的蛮横与不容置疑。李善德最初试图用“荔枝物性”和“大唐律令”去辩解，却遭到了杨国忠所言“流程是弱者才需遵循的规矩”的无情嘲讽，这是对法治基本原则最赤裸裸的否定。

　　原著小说中说，5月24日卯时，江舟抵达江陵城外的码头。码头的水手们都好奇地看过来，区区一条长鳅江舟，居然配备了三十个桨手，个个累得汗流浃背。虽说溯流是要配备桨手不假，可这一条小船配三十个，你当这是龙舟啊？

　　李善德全然不理这些眼光，直奔转运使衙署而去。负责接待他的押舶监事态度恭谨，可一听说要派船把冰块送去岳州，便露出为难神色：“公文说得明白，要我等安排人手，把荔枝送去京城。这去岳州方向反了，不符合规定呀。”

　　李善德没有余裕跟他啰嗦：“没那个时间，现在我以荔枝使的身份，命令你立刻出发，现在！立刻！”

　　“大使恕罪，但是本衙归兵部所管……”监事强调管辖之制，想要逼退李善德。

　　李善德拿出银牌来，狠狠地摔到那监事的脸上，顿时监事血流满面。监事有心反抗，可一看牌子上的“国忠”二字，顿时不敢言语，只嗫嚅道：“可是，可是江上暑热，冰块不堪运送啊。”

　　这点小事，难不住曾主持过冰政的李善德。他亲自来到冰窖门口，吩咐库丁们把四块冰叠压在一起，再用深井水泼在缝隙处。他一共动用了二十块冰，合并成五方。这五方冰搬运上船后，再次叠压，看上去犹如一座冰山似的，用三层稻草苫好。

　　监事有些心疼地唠叨：“即便如此，送到岳州只怕也剩不了多少了。”李善德不动声色道：“我算过了，融剩下的，应该足够荔枝冰镇的量。”

　　“二十块大冰啊，够整个江陵府用半个月的，就为了那么一小点用处，这也太浪费……”监事还要说，可他看到李善德的冷酷眼神，只得咽下去。

　　此处，杨国忠在招福寺里赐予李善德的“见牌如见相”的银牌，是权力任性登峰造极的象征。它凌驾于所有法律、规则、流程之上，成为一张无所不能的“空白支票”。凭借它，李善德可以随意截停官船、征发民夫、砍伐果园、调用府库资源，甚至调动军队护送。这块银牌的存在本身，就是法治彻底消亡的标志。它意味着，当时朝廷最高权力可以随时创设一种“超法律”的工具，绕过甚至践踏一切制度安排，使权力运行彻底脱轨于法治轨道。唐朝的由盛而衰，从此可见一斑。

　　2.

　　唐朝近三百年间，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灿烂文化。唐帝国也拥有庞大的官僚体系、复杂的驿传网络、看似严谨的财政收支法规，然而，在权力意志的碾压下，这些制度非但不能成为约束权力的笼子，而且迅速扭曲、异化，成为执行权力意志、转嫁成本、粉饰太平的手段，终于沦为纸糊的法度。

　　李善德精心设计的“分支植瓮法”等保鲜转运方案，本是技术智慧的结晶。然而，当这些方案被纳入为“贵妃笑”服务的体系时，其核心目的就从“解决实际问题”异化为“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制度（如驿传制度）原有的保障信息传递、维持国家运转的功能被彻底扭曲，变成了服务于唐朝最高特权阶层奢靡欲望的“特快专列”。法律制度本身失去了独立价值和公共性，技术沦为权力异化的工具。

　　杨国忠提出的“内帑”制度堪称小说中对制度异化最深刻的揭露，堪称权力寻租与成本转嫁的合法化外衣的巅峰。表面上，它解决了荔枝转运的经费问题，不从国库出钱，实际上是通过制度设计，将砍伐的荔枝、累毙的驿马、逃亡的驿卒、凋敝的果园、被盘剥的商人等一系列成本巧妙地、强制性地转嫁给了底层民众和地方财政。这种制度安排，用冠冕堂皇的合法形式掩盖了权力对民脂民膏的掠夺，是权力利用制度外壳进行合法化剥削的典型，它彻底背离了法治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和权利保障原则。

　　各部门相互推诿的轨迹，勾勒出大唐天宝年间权责体系最荒诞的莫比乌斯环——永远找不到该担责的那一面，责任如同水珠般瞬间汽化。在荔枝转运过程中，各部门的推诿扯皮、上级的“甩锅”行为表现得淋漓尽致，如将荔枝使的头衔强加于李善德以转移风险。这不仅反映了唐朝发展至此官僚体系的低效，更深层暴露了权责不明、问责缺失的法治硬伤。当权力可以随意分配任务而不承担后果，当责任认定混乱模糊，个体如李善德之流就成了制度失灵时必然的牺牲品。这与法治要求的“权责一致”“责任追究”背道而驰。

　　上层的奢靡、小人物的挣扎、百姓的疾苦……被作者用“运送荔枝”这一事件展示得淋漓尽致。整部小说看似是一场“运输鲜荔枝”的极限挑战，实际上反映出了底层小人物在强权之下的艰难与挣扎。李善德在艰难自保的同时，目睹了强权的残酷与百姓的悲惨，内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原本谨小慎微的小吏，敢在朝堂之上终于说出：“为这几颗荔枝，值得吗？”这一情节显现出人性中良知的微光以及不愿随波逐流的勇气，直击人心。

　　3.

　　李善德的命运，是唐朝法治缺失下个体处境的生动缩影。作为任务的直接执行者，李善德的个人权利在强大的权力机器面前脆弱不堪，他随时可能因任务失败而掉脑袋。被卷入事件的其他人，如峒女阿僮的果园被毁、胡商苏谅的财富被掠、无数驿卒累死逃亡，他们的财产权、生存权更是被随意践踏，且没有任何有效的申诉、复议或司法救济渠道。法治的本质是权利保障，而小说中个体的权利在权力面前几乎等于零。拨开历史的迷瘴，今天我们的法治建设之路，恰恰是对历代法治之失反思之后的成果。

　　李善德最终的觉醒，源于他看到了任务成功背后堆积成山的代价——民生的凋敝、友谊的破裂、人性的泯灭。那句“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的孤勇宣言，以及结局质问杨国忠“天下钱粮究竟养了谁”的举动，是其良知对扭曲制度的悲壮反抗。然而，在当时法治缺位的环境下，这种觉醒带来的不是制度的改良，而是个体的流放——归隐岭南。它揭示了在缺乏有效法治约束的权力结构下，个体的道德觉醒难以撼动体制，其抗争往往只能以自我放逐或毁灭告终。“有些冲动是苟且不了的。”电视剧中的这句台词道出了良知在权力丛林中的无奈与坚守。

　　作品结尾，当长安城被安禄山的烽烟笼罩，那颗曾耗费帝国无数资源、引发无数悲欢的荔枝，其意义在历史洪流中显得无比荒诞而渺小。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他并非仅仅书写一个“一骑红尘妃子笑”的故事，而是通过这枚小小的荔枝，精准地刺中了盛唐由盛转衰的制度死穴——权力的绝对任性、法治的彻底缺失。

　　“一事功成万头秃”，唐帝国表面的繁华建立在无数被牺牲的个体权利和公共利益之上。当权力的运行完全脱离法治的轨道，失去了对公权力的有效制约、对公民权利的基本保障、对公平正义的起码追求，其必然导致资源的巨大浪费、民心的严重流失、社会矛盾的深度积累。李善德耗尽心血开辟的“荔枝道”，本质上是一条权力透支民力、透支国运的毁灭之路。它预示着一个失去规则约束、仅靠权力意志驱动的帝国，崩塌只是时间问题。贵妃笑了，王朝却在权力的任性狂奔中走向深渊。

　　“出门日已远，不受徒旅欺。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走马脱辔头，手中挑青丝。捷下万仞冈，俯身试搴旗。”《长安的荔枝》以文学的笔触，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缺失代价课”。它警示我们：真正的长治久安，必须依赖健全的法治框架。

　　这框架要求权力必须关进制度的笼子，要求法律成为至高无上的行为准则，要求每个个体的基本权利得到切实保障，要求公平正义的阳光照亮社会的每个角落。唯有如此，才能避免“一事功成万头秃”的悲剧，才能真正守住社会的民心与根基。

　　李善德护送的荔枝终究会腐烂，而唯有建立在法治基石之上的制度文明，才能为整个社会提供最可靠的“保鲜剂”，使其免受权力的腐蚀，走向可持续的繁荣与稳定。如今，那一枚枚“长安的荔枝”，滋味早已超越时空，成为叩问治国理政核心命题的永恒回响。让今天的我们在荔枝的甜美滋味中，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新征程上笃定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