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天津日报
上世纪90年代,我作为文学爱好者,常到天津工人文学社参加活动,在那里听到了文学前辈、工人作家董迺相的大名。我贸然登门求教,他也欣然接纳了我这个学生。如今他离世已二十余年,每每回忆起那段日子,仍让我觉得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贸然拜访文学前辈
遇见一位朴实老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董迺相在孙犁创办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园地里茁壮成长,出版了小说集《我的老婆》,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并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孙犁、梁斌、方纪、袁静等著名作家都给予过他热情的关注和指导,他还被推荐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后称鲁迅文学院)进修,是第一期学员。这段时期的学习,让他的文学创作水平突飞猛进,写出了反映工厂工人生活的话剧《飞雪迎春》,赢得了观众的好评。
我对董迺相心生景仰,更巧的是,他跟我同属一家单位——天津机车车辆机械厂,只是供职的年代相隔了几十年。我们的住所离得很近,骑自行车10分钟就能到。我想主动登门,拜师求教,可心里又很忐忑,想着见到董老说些啥,单凭对文学的热爱,能算贸然造访的理由吗?我提出的问题在他看来是否很幼稚,觉得我只是个“小学生”?不过,我还是鼓足了勇气,1998年春节,我第一次到董老家中拜访。
那时候通讯没有那么发达,我事先并未联系,敲开门,先对自己的冒昧来访表示歉意,又说出自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与他同属一家工厂,来给他拜个年。董老听到这儿,显得特别高兴,立即为我烧水沏茶。他的身材高大魁梧,做这些事,动作有些笨拙,我赶紧帮忙,沏上两杯茶,坐定后,我们攀谈起来。在我看来,他就像我们厂里那些上了年纪的工人师傅一样,亲切、朴实,我紧张的心情瞬间释然。
董老谈到自己从小喜欢看书,读过许多中外文学名著。他说,作为文学创作者,要具备丰富的阅读经验,尤其对中国古典文学、对世界名著都要反反复复地读,要做到能鉴赏、会评论,要读出真谛、读出味道,吸收其中的“营养”。
他即兴诵读了唐代王勃的《滕王阁序》:“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声音洪亮,铿锵有力。我惊讶于老人的记忆力,竟能将辞藻精美的经典作品烂熟于心。
说文论典如数家珍
评说历史口若悬河
结识董老后,我便时常去家中看望他。董老的形象在我眼里渐渐清晰起来,那是一位将全部身心都投入文学中的老人,他总对我说,文学能让人梦想成真,文学能让人的生活变得充实,多姿多彩。
董迺相1926年出生,8岁时母亲去世,他开始四处闯荡,进厂当了工人。自从与文学结缘,生活开始改变。他第一次给《天津日报》投稿,就得到了著名作家孙犁的指教,亲笔帮他改稿、润色,鼓励他多写反映工厂工人生活的文学作品。
回忆起去北京参加文学讲习所,董老满脸自豪。在讲习所,他结识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及铁路系统的文学爱好者,大家一起学习写作、交流经验,让他对文学的认知愈发清晰。
因为喜爱文学,他结交了很多文化界的名人朋友。作家方纪非常欣赏他,在创作上给了他很大帮助。他每年春节都会去方纪家中拜年,两人一起探索、研究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畅谈工业题材和反映工人生活的文学作品。画家王麦秆也赠送过他书画作品。
在我看来,董老的大脑里像是装了一块古典文学的存储卡,对文学作品的故事、人物、场景信手拈来,随时调取、输出,说文论典如数家珍,评说历史口若悬河。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他谈起《红楼梦》时,带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快慰和崇拜。他说自己读过很多遍《红楼梦》,年轻时就喜欢读,到了老年,仍手不释卷,而且每次读都有新感觉、新体验、新收获,还要再读,永远也读不完,永远也读不腻。他统计过《红楼梦》中一共写了多少种“笑”,曹雪芹为什么给那么多人物设计了那么多种笑,这些笑里面包含了哪些美学知识、礼仪文化,以及人物身份地位的级别之差?每个主要人物都有好多种笑,而且每设计一次笑的场面,都能进一步把这个人物的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只可惜,董老没发表过这类研究文章,如果他把自己对《红楼梦》的看法、观点提炼成文,一定会给喜爱《红楼梦》的读者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夫唱妇随相濡以沫
关爱后辈执着文学
董迺相早期曾出版短篇小说集,书名就叫《我的老婆》,在生活中,老婆与他相伴一生,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认识董老时,他的老伴儿已半身不遂,终日卧床,董老每天都要给她喂药、喂饭。董老脾气急,有时不耐烦了、拌嘴吵架,气得老伴儿掉眼泪。每到这时,他心里马上会自责,却不肯道歉、说软话。其实他总跟我念叨,觉得这辈子亏欠老伴儿太多太多了。看不出,他强硬的外表下还藏着一颗温柔的心,只是不愿在老伴儿面前示弱。
他的老伴儿生在清末官宦之家,念过私塾,通情达理。她是家里的主心骨,无怨无悔地带孩子、做家务,对丈夫更是“保姆式”的服务,为他的文学创作事业尽心竭力。她还保留了很多老规矩:董迺相下班后,她会把拖鞋、茶水、烟都备好,几十年如一日;吃饭时,要董迺相先吃完,她和孩子们才吃。家里换过几次住房,她坚持给董迺相留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方便他写作,更不允许孩子们在屋里吵闹。
董迺相自嘲说,正是因为老伴儿多年来无微不至的照顾,自己才被宠成了不会干家务的“废物”,不能操持这个家。说这些话时,他的言词中流露出爱恋,眼睛里也闪烁着幸福的光。
董老非常关心我的写作,希望我多写反映工人生活的文学作品。他告诉我:“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能够反映、记录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要通过描摹产业工人的工作、生活,表现出我们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经济政策下的发展横断面。工厂文化,是构成工业题材作品的重要部分,是工人文学创作的宝藏,同样也是我们天津作为工业城市的地方文化特质。”
通过这些交谈,我理解了董迺相始终热爱工人文学的原因,更明白了一个道理——身在工厂,身边的工人都是我创作的源泉。我在迷茫中找到了自己写作的方向。
董老始终关心我们厂的工人文学创作,欣然接受了厂工会结集出版业余作者作品集的任务,由他来筛选、审核工人业余作者的作品。这些作品散见于企业报副刊,时间跨度三十余年,在他的写字台上,堆起了两尺多高的企业报合订本,他要逐年逐期逐篇地阅读,精选出他认为满意的篇目。遗憾的是,董老选定篇目后,还没来得及编辑整理,就因直肠癌过世,那年他73岁。
之后,我接手了董老未完成的工作,参与编辑出版了《津浦文苑》一书。为纪念董老,我们把他的小说《拔尖的姑娘》编入书中。时任天津市作协主席蒋子龙、党组副书记张洪义及老作家袁静、杨润身等都对这本书给予了大力支持。
董迺相离开了我们,他的故事留给了后人。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的作品影响并繁荣着天津工人文学,他的文学创作精神以及他与作家们的友情,不仅丰富了他自己的人生,也让天津这片文学沃土开出了一朵绚丽之花。追忆往昔岁月,回想故人音容。结识董老的时间虽然短暂,但留给我的却是悠长的回忆。他点燃了我的文学梦想,让我找到了自信,认定了一个道理——工人作者在文学创作领域一定能闯出一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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