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永强

向唐荣尧的“行走书写”表达敬意，一个作家前后耗时20多年的“行走”与勘察、触摸与对话，只是为了深入洞悉这一块土地，这种精神的难能可贵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向青海人民出版社表达敬意，一家出版社长达十多年对《青海之书》这样一个出版选题的高度重视和恒久关注，这种坚持，真的着实令人敬佩。

《青海之书》是一部优秀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大气磅礴，气势恢宏，文字优美，充满诗意的书写和表达，如坚冰上喷薄而出的泉涌，浑厚、湍急而又透明，给人以力量和生命的质感。他书写出了大地的浩渺、空间的无垠、岁月的苍茫、生命的孤独与伟大……作品将青藏高原自然地理的奇绝、历史变迁、民族融合与中华文明的形成、演变紧密结合，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展开叙述，使作品既具有历史的厚度、深度，又具有生活的温度和生命的锐度。

《青海之书》这部书真的太大了，太沉了，我搬不动它，我努力寻找进入它、接近它的方式。唐荣尧用“行走”丈量这块神秘的高地，用文明的维度、自然的维度、生命的维度、精神的维度、民族融合的维度书写和呈现青海。我沿着这些能感知到的书写维度，一步步接近《青海之书》。

书写青海，如果从河湟谷地写起，从“三江源”写起，这都没有问题，而唐荣尧却选择从昆仑山和昆仑神话写起，这是有关中华文明成长的维度。

青海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质是河源文化，河源文化的核心既是自然的河源（三江源），又是文明的河源——昆仑神话对中华文明的哺育。所以说，河源文化是“三江源”之“源”与“昆仑”的“地理—社会文化空间文化”。在这里，自古以来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青海河源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如果把神话和史籍中的“昆仑之丘”“昆仑山”“昆仑”“昆仑之阿”，与所指涉的青海西部的昆仑山、青海和新疆交界处的阿尔金山以及帕米尔高原到喀喇昆仑山一带的地望（横跨2500公里）相联系，一个关于“昆仑神话系统”的概念便逐渐清晰起来。这一洪荒、高寒而又人迹罕至的地方，曾经是我国与西域及南亚次大陆的交往要道。在昆仑神系中，不仅有创造人类的伏羲以及昆仑山最大的女神——西王母，而且还有被奉为中华始祖的黄帝，其在昆仑神系中是最大的天神。

昆仑神话系统沿着昆仑山东边的巴颜喀喇山麓之黄河、长江东传，一路随黄河“把昆仑神祗带到了中原及黄河之北广大地区，形成帝俊系统和蓬莱仙话系统”；一路随长江自青藏高原折向东南方向，足迹踏遍了西南、华南、华中等民族地区。这一“庞大的代表性神话系统”的“辐射和纽带作用”，使得中华民族这一多民族文化自一开始就具备了“一致性”的传统和水乳交融般的联系（梁庭望、张公瑾语）。西王母、伏羲在西北民间留下了不少印记，如天水的伏羲庙、泾川的王母宫及王母宫石窟等。各民族史诗和神话传说充满浓厚的昆仑神话色彩，伏羲、女娲之于南方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话密切关联，这一切无不说明，昆仑神话系统对于中华文明的统摄和联结作用。

因此，“昆仑”的观念，反映中华先民早期宇宙知识，建构了中华的时空形态。昆仑神话、昆仑文化、昆仑玉文化，是早期中国诸族群的文化共相，是中华文明的“元叙述”（韩子勇语），昆仑是精神之山、文化之山。河源出昆仑，河源信仰就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信仰。

《青海之书》用细腻而富有诗意的笔墨，书写了周穆王与生活在昆仑山的西王母“瑶池相会”。其实，在周穆王与西王母相会之前，尧、舜、禹就曾拜访并问学于西王母，贾宜的《新书·修政语》：“尧曰：身涉流沙，地封独山，西见王母”。《荀子·大略》：“禹学于西王国”，这些都是中原文化圈和西域文化圈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缩影。因此说，西王母大概是青藏高原西部一个羌族部落，其部落首领也称西王母。

《青海之书》用了一章篇幅，书写了昆仑山野牛沟岩画、昆仑河北岸的野马滩岩画、玉树通天河一带的青海西部岩画，作者现场踏勘、观察和记录的意义，非常重大。

昆仑山腹地是一片巨大的无人区，人迹罕至，有关昆仑的传说一直被当作神话存在。岩画的大量发现，证明了古老的先民在昆仑山游牧、狩猎、生活的事实，这是人类的足迹与文化创造，这是文明的足迹。昆仑山野牛沟岩画形成时间距今3200多年，是青藏高原最早的岩画。这里200多个图像，以牦牛等动物为主，被认为是用金属工具打凿而成的，属于“通体凿刻”而成的岩画。此外，通天河流域发现带车轮的岩画，更是令人震惊。因此，唐荣尧的这一行走书写，不是简单的非虚构文学采访写作方式的选择，而是一种文化自觉意识使然，一种文明意识的自觉，可以说，关于这一点，始终贯穿在整个《青海之书》。

从上古开始，包括青藏高原在内的西部就是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区域，据传华夏始祖之一的黄帝部落就来自于西部，周人与秦人的祖先不但起源于西部，而且早已开始同西部高原的羌人等联姻和往来。生活在广袤青藏高原上的古代游牧民族，走马灯似的在西部的历史长河中蹚过，有的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有的融合、分化为别的民族。游牧民族创造的游牧文化，是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系统的一个重要构成因素。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长远的、全局性的影响。《青海之书》书写了吐谷浑等族群的历史存在，以及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和亲的历史细节，对中华民族融合的影响；书写了凉州会盟，以及格萨尔的形成和传播，书写了唐蕃古道、青海湖的过去和现在。在所有的书写中，唐荣尧始终坚守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融合、形成这一中华文明观；始终将宏大叙事与历史细节相结合，使整个文本流淌着诗意和生命意识。

限于时间关系，我只能从“文明的维度”说这么多，当然还有自然的维度、生命的维度、信仰的维度、精神的维度、民族融合的维度等等。

最后想说的是，从文明以及文化的视域来看，青海不仅仅是一个地名和行政区域，而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方位、是中华文明的历史方位，是一个人文地标。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青海不仅是一个地理的起点，更是精神的源头”，书写青海，就是唤醒和复习各民族同源记忆的过程。（本文根据现场发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