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主笔 沈彬

1942年，抗日烽火正炽，在昆明西南联大宿舍的一盏菜籽油灯下，哲学家冯友兰完成了他的《贞元六书》之一——《新原人》。

他在《自序》中引述了宋代思想家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对这四句话有很高的评价：这四句是“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进而认为当时的中国“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这四句话“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

哲学家冯友兰可能没有想到，在80多年之后，张载的这四句话（即著名的“横渠四句”）成为网络讨论的热点。起因是网络直播带货界的顶流董宇辉，在直播活动过程中引用了这四句话，被另一个网红企业家指责其言论“假大空”“欺世盗名”，之后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站队混战。

一时间，相对冷僻的“横渠四句”成了网络的热梗，多次上了热搜。

那么“横渠四句”到底是什么意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多大的分量？董宇辉引用它，有没有“假大空”呢？普通人还能不能用这四句话？

评述“横渠四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特别是在知识分子精神世界中的重要性，还需要从分析中国哲学本体论开始。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流，但是孔子留下来的言论主要集中于伦理学说、道德实践，很少致力于解说世界本源等根本性的哲学问题。比如，世界的本源是什么？人类的本质是什么？在孔子这里，最基础的价值观往往止于忠、孝、仁、义等伦理价值。到了宋代之后，由张载、二程、朱熹等人开创了理学，为中国人重构了宇宙观、价值观的根基。

张载的“横渠四句”，就是通过演绎中国既有的经典，努力为中国人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

什么是“为天地立心”？

其思想源于张载对中国古老典籍——《周易》的再演绎。《周易》对人类的起源提出了一个模糊的描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即，人与天地造化是同构的。另一部儒家经典《礼记》里说：“故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

相对西方的“人类神创论”，相对印度的“等级制度”，两部儒家经典原著弘扬了人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人不是被造之物，不是“客体”，是与天地赞化的主体。张载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人的价值：人具有天地之德、天地之性，人可以做到“开则达于天道，与圣人一”的极高境界，这是对人性的弘扬和礼赞。人与天地同心才是应然，而人生不止于“眼前的苟且”。

在这个基础之上，张载提出“为生民立命”，在万民面前揭示天地所赋予人的性命本然和安身立命的大道，挺立生命的主体性（山东大学王新春教授语）。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是张载遥契大化，效法先圣，对改造世界、造福人民、继承学统的自我期许，由“内圣”而“外王”。所谓“继绝学”，即唐代韩愈以降对儒家道统中断的表述，韩愈认为：“道统”经尧、舜、禹、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而传承，但“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张载等大儒的自觉使命就是扭转“学绝道丧”的局面，继承儒家道统，这就是“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是儒家理想的用世之说，所谓“内圣外王”。普通人通过学习、修养，能不能“成圣”？算不算“假大空”？千载之前，张载就有所评述：“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之大蔽也。”

张载正是通过“横渠四句”，为所有知识分子树立了弘阔的宇宙观，建立了坚实的价值观基底：再普通的人，也是天道性命相贯通，人性本然高贵，赞化天地，修己利人，深刻阐释了孔子所讲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横渠四句”不同于其他的儒家学说，关键在于为中国人构建了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不止于道德伦理规范。这就是“横渠四句”的魅力所在。

1930年代，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当中，哲学家冯友兰提出：“值此存亡绝续之交，吾人思先哲之思想，其感觉当如人疾痛时之见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无错误者，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一切先哲著书立说之宗旨，无论其派别为何，而其言之字里行间，皆有此精神之弥漫。”

之后，冯友兰在抗日战争的颠沛流离之际，发愤写作《贞元六书》，将之建立于“横渠四句”的基础之上。民族危机，回归传统思想的根柢，“当如人疾痛时之见父母”，他认为“一切先哲著书立说之宗旨”就是“横渠四句”。

冯友兰并非不知道，如此宏大的命题会面临日常的琐屑，如此高蹈的理想会被世俗所讥诮，在说当以这四句话“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仍不忘做了“后撤补充”：“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

其实，无论是千年之后回看张载，还是近百年之后回看冯友兰，我们有太多“段子”“物料”去消解“横渠四句”的崇高感、使命感。比如，“学了太多的哲学，也未必能过好这一生”，而且，哲学家的命途和他们的学说，有时总显得“泾渭分明”，斯多噶哲学集大成者的塞内卡，究竟逃不脱作为罗马权臣的可耻下场，那么他们的哲学还有用吗？

特别是放到当下的互联网舆论场里，一边，哲学更像是博取流量的时髦符号；一边，又沦为被嘲笑、解构的道具。

这样就形成了赛博“华丽景观”：“横渠四句”被如此之多的大小网红反复吟咏，成为兜售国学、拆卖课程、附庸风雅的噱头，“横渠四句”被光速普及之后，又遭遇了断崖式的贬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之后，跟上了“为丈母娘上链接”。“横渠四句”的贞元起复的内涵被不断蛀空、挖断，终于引发了部分网民的逆反情绪。董宇辉不是第一个说这四句话的人，却可能站在了公众心态的转捩点上。

流量时代里，有敷衍的“崇高”，有盲从的“伟大”，有起哄的致敬，有人在矜庄和鄙琐之间反复横跳，有人在超逸和利益之间反复算计。

“横渠四句”作为理想主义的标杆，或许在一些人看来显得有些迂阔，但的确在本体论层面奠定了中国哲学的根柢——人何以为人？无论是午夜梦回，或是平旦发奋，或者栉风沐雨之中，相信“横渠四句”安慰、帮助过无数的中国人，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被这样的哲学安慰——学者、工人、农民等等，当然也包括做直播带货的。

理想主义不应该被嘲笑，理想主义也不应该被用作流量的道具。反感“假大空”，但不要蛀空那些带给我们崇高感的词句，因为下坠的快乐不是真的自由。

本期编辑 邹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