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的浙江温州山福镇日头正盛，一名村党支部书记站在杨梅树上。“过两天杨梅就像乒乓球一样大了，很甜的哦。”短视频里，他对着树下穿白色短袖衬衫的女士说，周身的枝头缀满青里透红的梅果。

视频里的女士转过身来，讲起温州种杨梅的历史。这个穿旗袍拍杨梅“大片”的年轻人，叫金智婉，去年11月成为温州市第二批农村职业经理人之一。专家学者、村干部和他们彼此之间更常称呼的名字是：乡村CEO。“听起来‘高大上’，有一种现代感。”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李小云笑言。

为乡村选聘职业经理人在早期是一种地方探索，2019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新职业“农业经理人”，今年5月拟新增“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职业。这意味着乡村CEO正在取得正式、更加贴切的职业身份。广州市乡村振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乡村运营中心负责人柯世明谈及这个拟新增职业时说：“我们小圈子都‘炸’了。”

令人振奋的消息背后，是一条希望和困难并存的职业道路。柯世明在2024年担任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蒙花布村运营CEO后感受到，“怎么平衡村集体、政府和企业这3种角色，怎么整合各方的力量统一发力，是需要费大量心力的”。很多进入乡村的年轻人，都在这种困惑中获得成长。

谁来兴村

“主体缺失、活力不足。”面对“谁来兴村”的问题，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武晋提到两个词，它们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问题之一。

武晋回忆，10年前，李小云想“进到一个实实在在的村庄，从实践的层面看看中国乡村建设的问题在哪儿”。“他发现挖掘乡村的价值，把乡村的资产盘活，除了农业技术领域人才，还需要大量的经营性人才。”

2018年，李小云团队在云南河边村组建了“雨林瑶家合作社”。李小云和村民们说，城里的公司老板都很精明，但也都需要很多职业经理人帮忙管理公司业务，这些公司里有首席执行官（CEO）、首席财务官（CFO）、首席技术官（CTO）。合作社也可以设立这些岗位，招村里的年轻人，“就像城里的职业经理人那样，管理合作社的各种日常业务”。CEO这个发源于国外企业界的概念，开始在中国的乡土里生长出新的意涵。

李小云在《贫困的终结》一书里提到，年轻人回村不能都种地，“要让乡村产生现代的价值”。他说，青年人是趋现代性的群体，要“让村里合作社的办公室和城市的创投空间一样”。

很快，2019年春节刚过，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发出招聘公告：由村民入股当股东的千岛湖下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年薪18万元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名乡村振兴职业经理人，且绩效上不封顶，新闻轰动一时。

当时，下姜村的农文旅得到“井喷式”增长，一名担任面试考官的大学教授评价，乡村旅游确实发展到了“需要有懂市场、懂经营、懂文化和旅游融合的职业经理人进入的阶段”。多名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的专家和乡村CEO都持一种类似观点：对经营性人才的渴求，是乡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2019年前后，当时很多乡村建设、环境提升得不错，产业基础也有了，但是缺乏一种对建设之后如何运营的思考。”柯世明回忆，那时不少乡村正面临这样的转型，“美丽乡村怎么做美丽经济转化？怎么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带动村民增收？谁去做这个事，是村委会还是政府？大家都存在困惑”。当年9月，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印发《关于开展农民合作社规范提升行动的若干意见》，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合作社聘请职业经理人。

武晋在乡村调研时发现，很多村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出现乡村CEO的雏形，比如，一些能干的村委会主任会自发在合作社聘请年轻人来做运营工作，有本村人也有外村人。这些年，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加持下，乡村CEO得到人数上的扩张，也在被逐渐职业化。

“乡村CEO”正在摘掉引号

“乡村CEO”是带引号的，金智婉一直这么觉得。

5月10日，她坐在浙江千名乡村CEO培养计划的课堂上，面前的浙江农林大学乡村共富学院副院长季宗富分享两天前公示的“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职业信息。她的第一反应是：“我觉得被国家重视起来了，会有更多的人认可我们。”

金智婉和一些同事都经历过在和政府部门对接资源时，“很多人听都没听说过（乡村CEO）”，就“碰了一鼻子灰”，有时需要县区一级的领导出面沟通。她做短视频时，也有网友误以为她是村干部。职业身份被认可，意味着尊重，也是她获得信任去做事的前提。

应聘时，金智婉没想过困难，她做了多年教培校长，业余时间喜欢拍视频记录乡土故事。一个霜冻的日子，她请田里割菜的大爷帮忙出镜，离开时，大爷坚持要送菜给她。闲聊得知，村里很多老人没事干就种地，种出来吃不掉、卖不出去，“全烂在田里”。丧偶，孩子在城市工作、很少回家，不少老人的时间都交给土地，这些村庄凋零的现实让金智婉想做点事，“让更多人来到村子里玩，热闹热闹”。她记得，前辈刘松为乡村CEO起过一个更加诗意的名字，“乡村造梦师”。

金智婉觉得，“乡村CEO”的引号“目前只摘掉了一半”，需要扩大宣传，同时需要他们坚持做事，“大家终归能够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

刘松的选择和金智婉有些共性，2020年9月，他在34岁的年纪离开上市公司的农业板块，成为杭州市余杭区永安村的农村职业经理人。他高分被录用，但彼时看不清未来的村庄仅期待他“把村里的米卖出去”。他没想到，通过乡村经营，永安村丢掉了“经济薄弱村”的标签，2023年，永安村强村公司的年营业额超过2000万元，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557万元。“卖米”之外有了更多玩法，比如，70余家企业“认养”了永安村稻田，个人或家庭还可以在共享菜园付费耕种或托管给村里，坐等收菜。“乡村造梦师”则是“组团式发展”理念的实践：以永安村牵头成立八村共富总公司，各村均招募“乡村造梦师”负责乡村运营。

由农业农村部主导的“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新职业申报中，刘松全过程参与，还被当成一个“解剖对象”，梳理自己每天的工作并“将这些动作标准化”。“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做了统计，估计全国应该有10万这样的人（乡村CEO）了。”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相关负责人曾公开提到新职业的几个要点，除“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中未收录”外，还有“已有一定规模从业人员”“具有相对独立成熟的专业和技能要求的职业”。经公示征求意见、修改完善后，这些职业最终将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

此前，2019年新发布职业“农业经理人”被认为和乡村CEO有一定对应关系。李小云向记者解释，“农业经理人”与“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是一个方向上的职业，前者的设立是为支持农业产业化。随着乡村振兴的快速推进，乡村功能多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今天的乡村产业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以农业为主体，产业经营更需要与市场对接、前瞻性的运营规划。同时，把乡村集体的闲置资产盘活，建立起新的产业，也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任务。“这些工作一部分是原来的农业经理人可以承担的，但需要更能适应乡村这些变化的新型经理人。”

新职业消息带动的热情正在蔓延，5月底，一名广东的社区党委书记在龙舟赛场外拍视频喊话，请大学生毕业回来“当（乡村）CEO”。东莞市农业农村局还发布消息称，该市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稳中有进，将开展专题调研“深入了解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发展的难点堵点，推动出台相应支持政策”。

需要看到的是，新职业“转正”之后，还要完成对职业标准、行业规范的探索。

把有共同使命的人识别出来、聚到一起

在蒙花布村，广东阳江人柯世明是外来者，和许多乡村CEO一样，他也面临建立信任的难题。

李小云曾指出，乡村CEO们面对的是两个社会：一个是现代的市场社会，一个是复杂的乡村社会。“我们的学校里缺乏针对这样的目标人才进行培养的机制。”乡村CEO在村里工作往往会遇到更多困难和失落，也因此并非上任后能立即发挥作用。

柯世明打消村民疑虑的方式是反复解释：“我来这儿不是为了挣他们或政府的钱，而是一起挣市场的钱。”他认为，在乡村里工作，重要的是“你代表谁”。

“乡村CEO不单纯是一个市场维度的CEO理念加上乡村，中国的乡村问题非常复杂。”武晋向记者指出，乡村CEO的工作范畴“有很多公共性的东西”，要认识到乡村的价值，也要知道城乡的差异，具有公共意识比他是外来者还是本地人更重要。

刘松认为，早期聘任乡村CEO时，政府、村干部对这个职业缺乏全面的认识，“可能就认为你是过来卖产品的或是写材料的”，而同时，加入新人，要如何与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分工，“大家都不清楚”。而新公示的“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定义，他认为非常精准：为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委托，从事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经营性财产运营等经济活动经营管理的人员。他认为，“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委托”不仅可以指代集体经济聘任的乡村CEO，还囊括和农村集体经济有合作关系的人士。

围绕乡村CEO的各类培训亦是如此，通常覆盖“原乡人、归乡人、新乡人、旅乡人等多元主体”——日前举办的广州市“百千万工程”乡村CEO学堂第四期上，承办方广州市技师学院副院长陈实这样总结。学员中有对村子情况很了解的村干部，还有本身带着产业来与乡村合作的“乡创客”，而各村聘任的农村职业经理人们的特征是年轻、接受过专业培养，“他们的风格差异比较大”。

陈实谈到，培训正是要把有共同任务、共同使命的人识别出来并聚到一起，发现和补足他们身上缺乏的能力或业务板块。“围绕乡村产业规划运营、市场营销创新、财务规范管理、团队建设与协作等核心领域，系统性提升乡村振兴人才的综合素养与实践能力。”培训中每晚都会组织“能量交换集市”活动，学员分享各自手上的资源，组成团队打造商业计划书。等这些人回到乡村，还有一场持久的“配合战”要打。

武晋认为，乡村CEO培训的价值在于弥补不同主体的能力差距：外来者需要学会融入乡村的社会网络，本土人才需要现代化的技能。而用刘松的话来概括，乡村CEO应该具备的能力至少有：对村庄资产资源的调研能力、规划和策划能力、招商引资能力、运营管理和服务能力，以及团队组建和培育的能力。

陈实说，这期培训结束后，乡村CEO学堂还成立了广州市乡村CEO驿站，这是一个长效服务平台。她发现，培训群里交换信息、拉动资源的消息一直没有断过。乡村CEO驿站未来深度融合技工院校产教融合的专业资源优势，她认为还能发挥更多作用。

培育面向未来的乡村CEO

在乡村，更多类比城市的现代化痕迹已经出现。

就像市面上早已成熟的互联网求职平台那样，在浙江乡村创业的00后李兴旺创建了一个“乡村合伙人”平台，提供全国乡村的创业、就业资讯，“解决信息差的问题”。他还发现新的市场需求：随着乡村发展，乡村闲置空间资产的“房产中介”、帮助地方政府匹配乡村运营人才或帮助乡村运营人才寻找高薪岗位的“猎头”也都成了新生意。“我们做乡村的事业，其实和城市的经营逻辑是相同的，只不过我们的背景稍微换了一下。”

现代化人才队伍扩增，意味着现有的乡村运营体系在做更成熟的探索，而乡村CEO的理念渗透到这个体系的各个层面上，比聘任农村职业经理人的尝试更丰富。

广东工业大学环境科学专业学生张博爱毕业后围绕家乡特产廉江红橙创业。这个00后男生受益于“乡村运营青年CEO培育·蜜蜂计划”培训，认为自己创业仍带着乡村CEO的思维：“以前我确实也为农户创造价值，但更多属于一种经营经商的思维，系统学习之后，我考虑的是乡村有很多未盘活的资产，怎样让村民变股民，让资产能够充分转化出价值，体现到农民的增收。”

“乡村运营青年CEO培育·蜜蜂计划”由团广州市委联合多方在2022年发起，广州乡村振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下属的广州乡村人才学院参与承办。担任广州乡村人才学院秘书长的柯世明觉得，这是一个实现“培育面向未来的乡村CEO”愿景的好机会。和大多数培训不同的是，蜜蜂计划的学员70%是在校大学生。目前举办的3期里，有39人毕业后继续投身“三农”领域就业创业或深造。柯世明说，今年的第四期扩大范围，由培训转向创业孵化方向，人选上偏向在村青年。

中国农业大学和某互联网平台制订了首份乡村CEO系统化培养方案，共同参与组织了多个乡村CEO相关培训。武晋觉得，努力推广乡村CEO概念，更大的目标是欠发达地区，以追求一种发展的公平性。浙江、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自己就能往前走”，而它们的模式又是欠发达地区难以模仿的。武晋说，一些乡村自身没有能力解决发展的问题，已有案例和学术研究能够提供一种解法思路，一个可行路径是：让地方政府知道乡村经营性人才的重要性，或许可以出台相关政策为村庄聘请乡村CEO提供基础保障。

“地方政府干部年轻化以后，他们其实都有想发展的意愿。”刘松乐于向各地分享经验，他的家乡芜湖市家发镇成为安徽省首个向社会公开招聘乡村CEO的乡镇。刘松说，他向家乡政府讲清楚理念，通过案例证明乡村运营“确确实实是未来的一条路”，再去分享方法论。“最大的价值是让他们看到信心和希望，大家总觉得好像乡村发展的这扇门怎么推也推不开，（乡村运营）让大家看到了乡村未来的一束光。”在刘松眼里，家乡如今的变化远超自己的预期。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