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上观新闻

1937年7月下旬起，每到入夜时分，便有一部载着神秘木箱的车辆悄然驶出上海江湾的一座宫殿式建筑。

这些木箱里究竟藏着些什么？它们的最终目的地又是哪里？

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的一批历史档案，为我们揭开了谜底。

在1937年8月19日的一份文件中，时任上海市博物馆馆长胡肇椿向市长俞鸿钧汇报：

自卢沟桥事变以来，以国家处境艰危，深虞本市或致波及，按市府部署，“陆续将馆中陈列品之巧小珍贵之品秘密运存较安全地点”，至8月12日，最后一批数百件展品运出江湾，除馆舍、全部钢橱、家具及其他笨重不易迁移或普通易得之品外，“多经出险，计约占全部陈列品十分之九”。

次日——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日军战机对上海进行轰炸，重点攻击江湾、闸北等地。随着战势愈发激烈，《申报》《大美晚报》《大公报》等报陆续刊发消息：位于江湾的上海市博物馆遭日军轰炸并洗劫。

1937年9月《上海市博物馆战时运出陈列品（玉器、字画等）清册》（部分）（上海市档案馆藏）

8年后，终于迎来抗战胜利。负责博物馆复馆工作的人员，根据胡肇椿等留下的清册，来到文物隐藏地点，令人错愕的一幕发生了——当年挂有博物馆铜牌、贴封条的数十个木箱，竟如人间蒸发般消失无踪。这批价值不可估量的文物究竟流落何处？是毁于战火，还是遭遇劫掠，抑或另有隐情？通过档案的还原，一段鲜有人完整知晓的文物争夺往事，渐渐浮现。

【博物观复】

上海是中国近代博物馆事业的发源地。19世纪下半叶，法国人在此创建了徐家汇博物院（后迁至震旦大学并更名为震旦博物院），这也是中国境内首家博物馆。但中国人自主创办沪上博物馆的夙愿得以实现，已是半个世纪之后。

《良友》杂志1936年（第120期）刊发《知识之宫：行将开幕之上海市博物馆》（上海图书馆藏）

作为“大上海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市政府于1933年开启博物馆建造工作，次年通过发行建设公债筹募350万元，其中30万元指定用于博物馆建设。1934年，由董大酉担纲设计的博物馆正式在江湾府前左路（今长海路）动工，与同期建设的图书馆遥相呼应。这座中国宫殿式风格的公共文化场馆，对标欧美同类现代化建筑，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具备防火功能，地下室还安装有冷暖气设备。

1935年，上海市博物馆正式落成，共设7个陈列室和5条陈列长廊。值得一提的是，陈列尤其注重光源设计，“以多数光线投射在陈列品，而无反光入观众眼睛为目的。悬挂绘画作品处，则由上方侧面采光，让观众在阴影中面对亮画，更加明晰”。

在运营机制上，博物馆实行的董事会制度在当时也颇独树一帜。蔡元培、吴铁城、潘公展、俞鸿钧、柳亚子等一批政、商、文化界名流组成董事会，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收藏名家叶恭绰被推举为董事长。此后，又聘请年仅32岁的粤籍文博专家胡肇椿出任首任馆长。

上海市博物馆设立艺术、历史两个部门，分别收藏、展示古代艺术品、古器物以及各类载体的历史文献，通过“捐赠、购置、寄存、采集、交换”等渠道来充实馆藏。

自清末至全面抗战前夕，沪上文物界可谓藏龙卧虎，私人收藏达到高峰。1936年初，市政府设宴邀请一批收藏家，动员他们向博物馆捐赠、寄存藏品，得到热烈响应。据报载，仅当年3月6日至12日这一周，就有黄宾虹送存古瓷器、唐写经及明清书画等数十件，张叔驯送存漆器，狄平子送存古代人骨及名贵书画，管复初送存唐宋明瓷器大小四十件，杨氏藏瓷名家杨庶堪送存历代瓷器多件，吴湖帆送存陶器、书画、盔甲等数十件。

1937年1月10日，上海市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首日接待观众逾万。此后相继推出“各国博物馆展览会”“三代古玉及唐代邛瓷展览会”“海南岛黎苗民物展览会”“铁路工程展览会”等。

据当时已加入该馆的杨宽后来撰文回忆：博物馆在最初便已构建起系统收藏体系，艺术部分的陈列品，有铜器、铜镜、陶瓷器、明器、墓砖、瓦当、古钱、明清两代书画、汉代玺印以及玉器等等。至于石器、彩陶器、漆器、景泰蓝、雕刻等，也已搜集到不少精品。历史部分的陈列品，如银元、铜元、邮票、服装、发髻以及上海文献和石刻碑帖之类，也都有了相当的规模。

【战火之殇】

不幸的是，这座美轮美奂的博物馆开馆仅7个月，日寇的炮火就打来了。

1937年7月7日，上海市博物馆以一场备受瞩目的“上海文献展览会”迎来高光时刻。展览汇聚沪上及周边十县乃至全国的典籍、书画、金石、古器物、乡贤遗物、史料等，共计六大类一万余件藏品，被《申报》誉为“上海空前之盛举”。然而，就在同一天，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在北京爆发。消息传至上海，已是次日。7月8日，《字林西报》等外文报纸率先披露事变讯息；7月9日，《申报》以《华北形势突变，日军炮轰宛平县城》为题，揭露事变真相，呼吁政府坚决抵抗。消息一出，举国哗然，博物馆馆长胡肇椿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云。

不久，担忧便得到了印证。7月中旬，胡肇椿受命前往市长俞鸿钧办公室密谈。据档案记载，俞鸿钧要求“一方上海文献展览会赶办结束，一方馆中回复原状、照常开放，同时复陆续将馆中陈列品之巧小珍贵之品秘密运存较安全地点”。

胡肇椿迅速行动：7月18日，“上海文献展览会”提前闭幕；7月19日，博物馆停止开放六天；7月25日，博物馆重新开放。

与此同时，位于法租界劳利育路（今泰安路）卫乐园六号的博物馆办事处，也成为文物转运的枢纽。大批珍贵文物源源不断从江湾秘密运送至此，其中既有馆藏，也有展览会暂借的珍品。馆员们日夜不停地忙碌，一边将借展品物归原主，一边抓紧对馆藏清点并登记造册。

8月13日，“八一三”战事爆发，日军轰炸机呼啸而至，江湾、闸北等地成为重灾区。此后几个月，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各个区域逐步被日军占领，博物馆馆舍也沦为焦土。11月11日，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市区全部沦陷。面对动荡局势，叶恭绰与胡肇椿也萌生去意，前者避居香港，后者返回广州。临行前，胡肇椿密会震旦博物院院长郑璧尔。11月中旬，卫乐园封存的数十箱文物，被运往震旦博物院的屋顶储藏室。胡馆长指定历史部主任陈端志等六人作为保管小组留守上海，暗中守护文物。

【夺宝暗战】

上海沦为“孤岛”后，守护文物的六人小组苦撑数年，终因各种原因，渐行渐远，分崩离析。

1942年春，一封密函被送至伪上海市政府市长陈公博的案头，陈公博读信，先是惊愕，转又面露喜色。呈信者称：当年卢沟桥事变突起，为保藏国粹，市博物馆将贵重物品逐批运出，后装箱寄存于法租界安全地点。

陈公博命人速与密告者联系。没过几日，伪政府一名法语翻译汪桂珊奉命赶往震旦博物院，向馆方表示要收回早前市博物馆所寄存文物。馆方获悉其来意后，联络法租界巡捕房到场处置，因拿不出正式公函，汪桂珊只得悻悻然离去。

当时，法租界虽未被日军直接占领，但其实际控制权已落入日本势力范围。数周后，在取得日本宪兵队支援，并获法租界巡捕房督察核准后，伪政府总务官员郑武奎率随员、杂役共十余人，在汪桂珊陪同下，驾驶两辆卡车、一辆轿车再度造访震旦博物院。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多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

如此阵势令震旦博物院工作人员不寒而栗，只得听命行事，将来人带上存放文物的顶楼储藏室，数十个大小不一、标有“上海市博物馆”铜牌的木箱，赫然呈现在众人面前。

汪伪来人如获至宝，在日本宪兵队和法租界巡捕的共同监视下，开始逐箱搬运下楼。就当郑武奎等为珍宝即将得手而窃喜时，未料竟遭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变数。日本宪兵队负责人突然喝止中国杂役的搬运，煞有介事地要求郑武奎当面点清箱数、加贴封条，并宣称这批文物属于敌产，最终处置权将交由日本方面的敌产管理委员会来裁决。就这样，这批文物在转运途中被日方强行截留并封存了。

汪伪政府煞费苦心，经过多方斡旋交涉，直到近一年后才获准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这批文物，用以筹建伪政府博物馆。但在日本人经手期间，文物究竟辗转何处、历经怎样的周折，终究成了悬案。

【历劫回归】

待这些珍宝再次回到众人视线之中，已是数年以后。

抗战胜利之初，国民政府重返上海开展各项接收工作。当年曾协助胡肇椿进行战前文物转运的杨宽，经叶恭绰推荐，参与市博物馆复馆事宜。

1945年10月，杨宽等持市教育局公函前往震旦博物院接收寄存文物。面对问询，震旦博物院职员言辞闪烁，不得不坦陈当年被迫交出文物的实情，同时还拿出了保存已久的证据——汪桂珊留下的一张名片，其住址标注为康悌路（今建国东路）435号。

数日后，汪桂珊被警方传讯。此外，当年亲历文物被劫夺的震旦博物院职员王子恭、法租界巡捕房副督察拉蒙等证人也相继接受问询。

面对警察的审讯，汪桂珊坚称自己仅担任翻译，所有文物转移及保管的行动均由汪伪政府总务官员郑武奎进行操控，汪伪政府后续专门成立保管委员会，由赵尊岳、华某、徐某、郑武奎、黄丕丞担任委员，自己也从未参与其中。关于汪桂珊所说的主事者郑武奎，经警察局进一步调查，查实其早年因舞弊案发，在汪伪时期便入狱，此时已不知所踪。对于文物的下落，汪桂珊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可能就藏匿于伪市政府总务部门位于白利南路（今长宁路）的仓库。

直到1946年1月，在历经数个月的找寻、斡旋后，杨宽等复馆人员才拿到批文，得以获准进入白利南路原汪伪政府仓库，并发现了贴有汪伪政府封条、标识“上海市博物馆”铜牌的木箱。在警察局、教育局、市府秘书处的三方监督下，工作人员耗时两天，完成各项文物的启封、点验与移交。据档案记载，共查获“大小39箱及其他杂物（书箱散装及钢椅、屏风等）”。

历经日本侵略者、汪伪政府的双重劫掠，这些文物是否就此完璧归赵？答案着实令人叹息。经过复馆人员重新编造清册、登记核对，寻回文物总计12508件，与1937年迁移时的原始清单对比，散失文物竟达16568件！

厚厚一叠近六十页的散失文物清册，更是让人触目惊心：书画类25件、铜锡铁器类270件、陶瓷器类808件、明器类42件、货币邮票类2873件、服饰类4491件、化石玉类221件、历史文件594件、拓本照片类4565件、杂件2589件……其中包括董其昌、文徵明、石涛、沈周、陈洪绶、邓石如等书画大家的珍品。

如此多的珍宝在战火中流散，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每一件文物“消失”的背后，不仅仅是器物上的被掠夺，更是日本侵略者肆意摧残中华文化记忆的见证，铭刻着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的苦难与危亡。

1946年5月，上海市博物馆在北四川路重新开馆，更名为上海市立博物馆，杨宽被任命为馆长。据档案记载，因馆舍很小，经费极少，复馆后仅设立金石、陶瓷、明器三个陈列室及历史文献廊，不复当年光景。

三年后，上海迎来解放，博物馆事业也进入一个真正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1949年6月，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上海市立博物馆。9月，上海市立博物馆更名为上海历史博物馆；1951年11月，该馆并入上海博物馆筹备委员会。1952年12月21日，上海博物馆正式开馆。

参考资料：

1、上海市档案馆馆藏相关档案。

2、杨宽著、贾鹏涛整理：《杨宽学术随笔》，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

3、范春荣：《上海市博物馆大事记要（1933—1948）》，《中国博物馆》，1991年第2期。

4、黄薇：《近代上海地区博物馆的现代化转型与发展》，《博物馆学研究》，2025年第1期。

原标题：《【海上记忆】抗战时期上海市博物馆珍宝离奇失踪之谜》

栏目主编：沈轶伦 文字编辑：沈轶伦

来源：作者：周晓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