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一个善于清理总结的朝代，将汉唐时期一些好的探索进行了制度化和系统化　　宋朝虽然不是一个强盛的时代，却是中华文明最为昌盛的时代之一，这是对宋朝最中肯的一个评价人物简介李华瑞　　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在宋代与西夏关系、宋代酒类生产和专卖、王安石变法研究史、宋代救荒史、西夏史、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等方面著述颇丰，出版个人专著、专集17部，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在国内外学界产生重要影响。近年来提出了“宋型国家”概念，对于探寻宋史的新型研究范式、创建中国学者话语权作出了贡献。　　宋朝，是一个怎样的朝代？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和电视剧《梦华录》中，宋朝的城市是繁华的；在《千里江山图》和宋徽宗的工笔画中，宋朝的审美是高级的；在苏东坡、范仲淹的千古名篇里，宋朝又是文艺的。民国学者陈寅恪曾表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然而，宋朝又签订过“澶渊之盟”“庆历和议”“绍兴和议”等一系列屈辱条约，遭遇过“靖康之耻”，最终灭亡在蒙古的铁骑之下，在后代留下了“积贫积弱”的印象。　　以史为鉴，宋朝有哪些政策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又要汲取它的哪些历史教训？近日，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李华瑞接受了四川日报全媒体“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记者专访。从宋代酒类专卖史入门40余年潜心宋史研究　　在国内宋史学界，已经故去的邓广铭、漆侠等学者堪称泰斗级人物。李华瑞，则是漆侠最得意的门生之一。从念研究生时选择宋史研究，他已经在这个领域深耕了40多年。　　“我读大学时选择历史系，仅仅因为高考时历史分数最高。”回首学术之路，李华瑞认为自己和大多数人的成长一样充满偶然。但是进入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以后，学校强大的授课团队让他渐渐对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金宝祥老师是历史学家钱穆和陈寅恪的学生；郭厚安老师是历史学家徐中舒的研究生……”在老师们的启发下，他曾如饥似渴地学习《资本论》，总结出历史研究应把握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而不应纠缠于细节；考入漆侠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以后，开启了宋史研究道路。　　宋史可以研究啥？在李华瑞之前，宋代的交通、宋代文官制度等问题在学术界都还有较大空间，但他和恩师探讨自己未来的博士论文方向时，几个选题中最终只有宋代酒类经济的研究方向获得肯定。因为在他之前，宋朝榷酤研究还相对较弱，而相比盐茶专卖，最弱的就是酒。　　李华瑞和父亲都爱酒。从兴趣入手，他一头扎进宋史的书海。在李华瑞看来，他研究的不仅是宋代酒文化，更是宋代的酒经济。“宋朝的专卖收入除了盐税、茶税以外，还有酒税，酒税在当时的收入甚至高于茶税。在宋代，茶税一年收入不到1000万贯，但酒税在宋仁宗的时候最高达到过1700万贯，并且常常保持在每年1300万贯，即使到南宋时也保持在1400万贯左右，而当时宋朝的货币收入每年也就五六千万贯。所以，酒税是宋朝的主要财政收入之一。研究宋代的酒类专卖史，可以了解宋代的经济运行状况。”　　漆侠先生对他撰写“宋代榷酒制度研究”的博士论文提出了严苛要求，“没有翻阅两百种以上的文献时，不能动笔。”在河北大学原宋史研究室，李华瑞如饥似渴翻阅了近六百种宋代文献，让他得以从经济史的角度对宋代酒问题进行了思考。到最后论文成稿时，直接引用的书目竟然达到了两百多种。迄今为止，国内写酒文化的著作汗牛充栋，但如李华瑞这样从历史学角度写酒的仍不多见。透过现象看本质为何宋朝面对西夏难以应付？　　在李华瑞的研究领域中，西夏史以及宋夏关系史是重要方向之一。出生在甘肃的李华瑞深爱着这片土地，也更热爱这片土地上远古的历史。泱泱大国宋朝自宋太宗以来，朝廷倾天下之力，为何却难以应付蕞尔小国西夏的挑战？　　李华瑞对宋夏关系进行了抽丝剥茧的分析。他认为只有深入双方的政治、军事体制以及双方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大环境，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投入浩如烟海的史料，李华瑞查阅了两百多种相关资料，从北宋到西夏政策的演变、两宋与西夏的关系、宋夏的统兵体制、兵力配置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揭开了宋朝在与西夏的战争中屡战屡败的残酷真相。　　研究过程中，李华瑞还发现因为缺乏专门研究，西夏的文明内涵究竟是什么？与汉文明、中原文明是何关系？它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起到过什么作用？这些问题迟迟无人回答。甚至俄罗斯学者以及部分欧美学者还把西夏视为一个中亚国家。这也激起了他专门研究西夏文明史的志趣。　　西夏是一个中亚国家吗？显然不是。李华瑞以此为中心议题，利用和梳理了国内外西夏史研究的成果，做出了全面、系统的回应，让学术界以及历史爱好者对西夏有了更充分的了解。他认为，“因为宋初统治者无意疆理西部边陲，不能承担起统一西部边疆的重任，结果由李元昊完成建国的西夏，客观上起到了承担统一中国西部的历史责任。所以，西夏对西部的统一，本质上和北宋对南部的统一一样，是安史之乱以后从大割据走向新的统一的历史链条中的重要一环。”这个国家建国前的文化来源多元，其生活习性、宗教信仰以及社会风俗等可能受吐蕃、回鹘影响更多，但李元昊建立西夏国以后，其文明是党项人与夏国其他汉人、吐蕃人、回鹘人共同创造的。这个国家因为地缘政治和贸易供求等原因，向宋发起了以攫取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的战争。而宋朝的屡战屡败，已经不能简单停留在经济、军事力量的层面，必须从宋朝政治运行机制等角度思考，本质是宋朝如何处理与周边民族政权的问题。　　1998年，李华瑞的《宋夏关系史》一书正式出版，受到学界好评，2000年获河北省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10年，该书还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收入“当代中国人文大系”，2022年又被收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科文献学术文库·文史哲研究系列”。提出“宋型国家”概念唐宋史研究翻到新的一页　　李华瑞40多年的学术研究生涯中，还广泛涉及王安石变法、宋代政治史、宋代自然灾害与社会等诸多领域。作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上大学的一代人，李华瑞在上大学前插过队、在煤矿当过工人，也就更能理解能搞学术研究的珍贵。多年来，他坚持读书学习写作，每天可达八九个小时，就是期望“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王安石变法，宋代历史上关乎国运的一次改革，究竟算成功还是失败？仅仅20世纪以来，有关王安石变法的文章就多达三千多篇。李华瑞不愿意重复“炒冷饭”。于是在写《王安石变法研究史》时，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梳理和总结了不同时期对王安石变法的评议、研究方法和观点，尽量客观平和地对王安石变法的是非曲直进行了呈现。　　宋代自然灾害和救荒史，在宋史研究中一直比较薄弱。李华瑞围绕北宋黄河的泛滥与治理、宋代救荒仓廪制度等内容一一梳理研究，撰写了94万字的《宋代救荒史稿》，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他在此书中不仅对宋代国家救荒防灾政策和措施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也强调了王安石变法不仅是一场社会变革运动，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政权在全国推进荒政的有益尝试。他还把宋朝经济史作为研究的重点方向。“因为经济史研究是探求和解开纷繁复杂历史现象必不可少的钥匙。”　　在李华瑞的宋史研究中，他提出的“宋型国家”概念，可谓备受关注。20世纪初至改革开放以前，不少外国学者对宋朝国家文明给予了极高评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日本的“唐宋变革论”。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宋代堪称中国社会历史近世的开端。“唐宋变革论”进入中国以后，俨然成为国内学术界奉为“公理”的存在。研究唐宋历史已经没有新的范式？2018年，李华瑞发表论文《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从多视角看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引起震动。此后，他正式提出了“宋型国家”概念，梳理出宋朝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与其他帝制国家相比多个独一无二的特点，试图从执政者的为政理念、学术、经济等不同角度来解释何为宋朝，并最终解释为何两宋之后，蒙古族和满族能够建立政治上大一统的帝制国家。　　“读史以明智，希望我的研究能够无限地接近历史的真相，带给人们更多的思考。”李华瑞表示。访谈“宋型国家”：解读两宋历史的崭新视角宋朝很多制度为中国古代仅有　　记者：您的“宋型国家”概念在学术界很受关注。所谓“宋型国家”，有哪些特点？　　李华瑞：第一，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主要统一王朝中辖境较小的朝代之一，也是一个不与夷狄（游牧渔猎民族政权）争雄长的朝代。在中国历史上，汉唐等朝代在自己比较弱小的时候，也会跟游牧民族签订一些协议。但只要他们发展壮大，必定要进行一番争夺。宋朝从建立之初就没有这个雄心壮志，虽然也和周边游牧渔猎政权打仗，但只是为了解决边患问题，与想要在东亚甚至亚洲称霸是两回事。　　第二，宋朝是秦汉以降至晚清中国古代史上唯一在国家财政税收中工商税大大超过农业税的时代。唐中叶以后，均田制和府兵制瓦解。面对周边游牧渔猎民族的步步进逼，宋朝不得不斥巨资养活一支军队，军费开支占政府财税收入的比例常常高达70%—80%。史料记载，宋朝军队最初仅有20多万人，发展到北宋中期，就已经达到了120多万人。一个人口不足1亿人的农业国家，幅员面积只有260多万平方公里，要养活百万大军极不容易。为了不增加农业赋税，宋朝就把涉及民众日常生活必需的盐、茶、酒、矾、醋、矿冶和香料等，统统纳入政府专卖经营的范围之内。这种以工商税和专卖收入为主的财政政策和制度，为中国古代历朝所仅有。　　数据显示，唐朝后期货币收入约占财政总收入的30%，但北宋中期达到了50%，后期超过了60%，南宋时期的货币收入甚至达到了80%。宋代商业市场和城乡市镇的发展得益于宋朝以专卖和工商税收为主的财政制度，所以研究宋代经济史有必要重新认识帝制国家财经制度以及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庞大的军费开支确实是两宋一以贯之地重视商税和专卖收入的重要肇因，两者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联系。　　第三，宋朝是文官政治。宋朝是士大夫治国，皇帝不杀士大夫，文官政治地位之高在秦汉以降独一无二，他们成为主导国家各方面的重要政治力量。所谓宦官之祸、母后之祸、外戚之祸，这些专制时代常见的政治祸患，在宋代基本得到抑制。第四，宋朝学术的功利思想占统治地位，这也在周秦以降至晚清的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中独树一帜。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儒家就成为统治思想，宋代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不只是宣扬儒家思想，士大夫还在思考儒家经典究竟说了什么微言大义，要把这些思想运用到社会实践中为社会服务。我们现在提到宋学往往想到明清宣扬的程朱理学，事实上宋代以王安石为代表，包括欧阳修、苏轼、李觏和南宋浙东事功学派，在“内圣”基础上偏重“外王”的学术思想才是主流。　　记者：归纳总结“宋型国家”有何意义？　　李华瑞：“宋型国家”的研究意义，既涉及宋史研究是否只能在国外学者的研究范式下进行这一学术自信的问题，同时也旨在探寻中国历史长河中宋代国家类型的鲜明特色以及由此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影响。当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来总结宋朝的特点，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为何宋朝在中国古代帝制国家中相对较弱，为何最终走向灭亡。宋朝为何不与游牧民族争雄长？　　记者：您刚才提到宋朝养兵最多时已超过百万，为何仍打不过周边游牧民族？　　李华瑞：与辽、西夏、金、元的战争，宋大多处于守势。虽有多次积极的进攻战，也多以失败甚或被击溃而告终。在我看来，根本原因在于两宋自始至终没有与游牧渔猎民族一争雄长的壮志雄心，也就是较汉唐统治者而言，缺乏开拓进取的精神，故其军事设施、军队建制、兵种配置、战争手段、作战方式等无不贯穿着消极防御的思想。　　如果说武将出身的宋太祖还能御将，那不知兵的宋太宗，在和辽围绕燕云十六州的争夺战中遭遇惨败以后，宋朝便笼罩着军事失败主义的阴云，简而言之就是精神上被击垮。宋神宗一听说辽朝要打过来，就吓得不得了，到了宋钦宗，让当人质还真就去了。　　所以，宋朝奉行消极防御军事体制，根本就没想过要打败辽朝金朝，这就是我说宋朝不和游牧民族争雄长的主要观点。宋朝消极防御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不重视骑兵，因为朝廷认为只要不主动进攻，就不需要建骑兵。游牧民族打过来要钱要物，给就是。虽然，宋神宗时起用王安石进行富国强兵的变法，但就宋的国防而言，基本上没有大的改观。以防御为主的军队去进行进攻战，与擅长进攻战而拥有强大骑兵的对手交战，其胜少败多不难想见。此外，宋朝崇文抑武的政治生态，不愿给武将兵权，所以没办法做到决胜于千里之外。　　其实宋朝建立时，汉唐重要的河陇、河套、河湟等广大西部地区，尚没有能与宋抗争的政治力量。但宋统治者并没有如统一南方那样统一西部的成算，而是与当时各自为政的吐蕃、回鹘、党项等几支政权维持松散的联盟关系，因而后来当党项拓跋氏政权向西部发展势力攻占河西走廊时，其中一个重要的城市灵州在失守前不断向宋朝求援，但朝廷内大多数士大夫认为这是沙漠之地，要不要无所谓，最后就被攻破了。这也是我说宋朝不和游牧民族一争雄长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　　热爱宋史的朋友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宋朝的格局其实就停留在五代时期藩镇的格局。在他们的认知中，汉族为主的农耕聚集区才值得据守，恢复汉唐旧疆已是遥远的故事。这是汉族政权主动的战略退却，为有意一争雄长的游牧渔猎民族进入中原共生共存提供了可能和机会。王安石变法不算失败　　记者：王安石变法，是宋朝历史上关乎国运的事件。当时他倡导变法的社会背景是什么？　　李华瑞：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当时的宋朝，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政府不断增加的苛捐杂税给民众造成沉重负担，农民纷纷揭竿而起，朝廷面临内忧外患。同时自唐中叶实行两税法之后，地主兼并势力造成均税的重重困境，是社会矛盾不断尖锐的主要原因，因此宋神宗希望消除弊病，克服统治危机。此后王安石提出全面改革的想法。　　刚才我们提到宋朝的学术，功利思想占统治地位，在王安石变法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儒家一直认为统治者不与民争利，但王安石变法中不管是青苗法还是免役法，都要与兼并势力争利，这一点成为反对派攻击王安石的原因之一。但是王安石认为，他的理财是为天下，不只是让政府有钱，政府有钱了可以拿钱出来资助老百姓，老百姓才可能过上好日子。　　记者：那为何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了呢？　　李华瑞：不能说王安石变法失败了。王安石新法在元祐时期被推翻，除了“强兵”因北宋的亡国确实失败了之外，王安石的思想对宋朝影响非常大，持续了大约200年。直到南宋时期，王安石的经济政策、救济政策、科举进士科改革、学校升留级制度以及保甲制度等仍在延续。我的老师漆侠一直认为王安石变法思想非常激进，他在支持富国强兵的同时，还有济民思想，因为当时豪强地主剥削百姓已经让人难以承受。王安石希望把他们剥削百姓的钱拿过来，纾解国家的财政困难，同时也用一部分资助老百姓。　　那为何朱熹一定要否定王安石呢？就是因为他认为王安石的功利思想违背了儒家“义”先“利”后的基本信条，所以必须把王安石打倒。事实上王安石倡导的社会救济、减税、发展水利、改革弊政等朱熹都愿意做。当然，南宋对王安石的政治否定还暗藏一个逻辑，也就是北宋灭亡和赵家无关，是王安石变法失败所致。　　另外，王安石变法在南宋以后被否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强兵”造成的“生事”，认为北宋的灭亡就是因为打破“澶渊之盟”既定国策，而主动招惹辽夏，与金朝订立“海上之盟”所致。这也是宋不与游牧渔猎民族一争雄长的又一个表现。　　所以，王安石从南宋到晚清时都被否定，但到20世纪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虽仍有否定的意见，但肯定的声音已成为主流。　　记者：“澶渊之盟”签订以后不久就被很多人称为城下之盟，但为何现今有一种说法认为“澶渊之盟”换得了100年的边境和平，对宋朝是有好处的？　　李华瑞：西方学者的确对“澶渊之盟”非常肯定，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帝制国家第一次事实上承认另一个政权。此外，国内学者从民族政策的角度，认为此举实现了民族之间的平等交流。但宋朝在“澶渊之盟”以后，国防开支与日俱增，基本上陷入了打不过就签盟约给钱给物的套路。可以说宋朝文治造就的懦弱，最终导致了蒙古时代的开启。从这个角度来说，澶渊之盟的影响非常恶劣。宋朝是中华文明最为昌盛的时代之一　　记者：这样一个积贫积弱的宋朝，为何还能诞生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甚至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美学的巅峰？　　李华瑞：宋朝是一个善于清理总结的朝代，将汉唐时期一些好的探索进行了制度化和系统化。比如粮食仓储在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调节粮价、备荒救灾，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常平仓、义仓始自汉唐，但其全面发展则是在宋朝。宋朝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比较重视全面对内开放的朝代。相当长时间内没有宵禁，人们可以自由活动，对发展十分有利。此外，相比汉唐时期权贵阶层才能接受教育，宋朝的教育面向社会下层开放。唐朝时就有了殿试，但在宋朝才成为制度。教育在讲经义之外，还开始有了传授医学、法律等相关知识的专科学校，向社会输送有用的人才，所以北宋的时候科技非常发达。　　制度的保障以外，王安石变法也在客观上起到了推动科技发展的作用。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家出现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因为他要改革就必须有人去探索。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社会身份的变化。中国历史上只有宋朝是在法律上没有贱民和奴隶的时代。知识分子并不完全把从事科学技术或者绘画当作一件卑贱的事。在汉唐时期，绘画这种事情只能由卑微的画工去做，但在宋朝不仅文人绘画，就连宋徽宗也具备了相当高的艺术造诣。因为宋朝是士大夫治国，他们有较高的文化层次和欣赏水平，又有较好的生活待遇，也就有闲情雅致去品味大自然的美景和奥妙，特别是南方的山山水水，以及发掘佛道思想丰盈人心，所以这一时期诗词、散文、绘画、书法都得到了极大发展。　　记者：如何以宋史为鉴，我们应该汲取宋朝的哪些经验教训？　　李华瑞：宋朝虽然不是一个强盛的时代，却是中华文明最为昌盛的时代之一，这是对宋朝最中肯的一个评价。从政治制度上来讲，宋朝也是最宽容的时代。但是，宋朝“不与夷狄争雄长”的治国理念显然犯了方向性错误。他们对外不争雄长、注重内部稳定，一方面造成国家巨大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国家一直笼罩在被侵犯的阴影中。有学者在美化“澶渊之盟”时说，虽然宋朝给了30万的岁币，但后来在榷场赚回来了。然而，宋朝花钱仅买了短暂和平，最终还是因为不能打仗被灭国，南北宋均亡于民族战争，这种损失已非金钱所能衡量。宋朝最要害的问题就是极力避免生事更怕有事。记者手记以史为镜 就是研究历史的意义　　近年来，宋史成为公众颇为关注的话题。电视剧《清平乐》《梦华录》大火，以宋画《千里江山图》为背景的《只此青绿》成为现象级舞剧，共同构建了公众对北宋美学的集体想象。再加上千年前的这个王朝历史名人璨若星辰，相比汉唐雄健尚武、开放包容的特质，宋朝的内敛雅致、婉约含蓄，恰与现代知识群体追求精神生活品质的审美取向形成跨时空共鸣。抛开文艺作品的角色滤镜，历史的复杂性远超想象。当王安石变法展现的改革勇气遭遇新旧党争暴露的制度痼疾，当青苗法的创新最终成为民生重负，当澶渊之盟等系列盟约暴露出的外交智慧的进退失据，宋朝走过的路，恰是一部文明演进的立体教科书，令人警醒。　　李华瑞教授让人肃然起敬：即使宋史研究已成果丰硕，并且已有所谓权威珠玉在前，他依然重新深刻归纳了“宋型国家”的特点，这既是学术自信的体现，更是基于对历史的深刻洞见与思考。这正是历史研究的意义——以史为镜，才可以知兴替。“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　　统 筹 姜 明 赵晓梦　　本版撰文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晓铃　　本版摄影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韦 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