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良书

　　在中共党史研究中，不仅要坚持实事求是，而且要做到以人为本。因为只知求真而不知求善，不把真理观与价值论统一起来，就达不到美的境界。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即便在求真的叙事中，也不能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次上，而要分析潜藏在事件背后的人的思想和动机，以及这些事件对人的意义。马克思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中共党史也不例外。因此我们的研究就应当从这个“前提”出发，并始终把人放在叙事的中心位置。

　　对“历事者”和“读史者”要有人文关怀

　　对“历事者”要有人文关怀，这一点对党史研究来说有特别意义。因为它的研究对象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不仅体现在党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初心使命上，而且还体现在它的各项具体政策中。我们要把这一人文精神，写到党的历史中去，在历史叙事中反映党对人民的这种人文关怀。

　　比如，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与其他政党就有根本的不同。早在1927年“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去留自愿，愿留则留，不愿留发给路费”，表现出对人的理解和尊重。在党内也是如此，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他说：“我们要把同志看成兄弟姊妹一样，从这里能得到安慰，疲劳了，可以在这里休息休息，问长问短，亲切得很。”1941年，毛泽东同志还为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第14期毕业学员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更能说明中国共产党具有爱护人、关心人的一种人文精神。

　　这种人文精神，还体现在对党史人物的评价上。即便是对犯过错误的人，党也要求采取宽大政策。毛泽东同志说：“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这一点我们要学习和借鉴。在党史研究中，也需要有这种人文精神，宽容而公允地对待党史人物，慎重使用评判的权力。因为过去的人不能替自己辩护，所以我们要主动地走进他们的内心，观察他们的活动，这样才有可能把握他们的真实想法，体会其活动的真实意义。正如法国史学家朱尔斯·米什莱所说的，“每个死者都留下了一笔小小的财产——他的记忆，并且要求我们去照顾这个遗产……在我的事业中我从未忽视过作为一个历史家的义务。我给予了太多被遗忘的死者我自己将来也需要的协助。我发掘他们，是为了赋予他们的第二次生命”。这应该是一种最博大最深切的人文关怀。

　　其次，对“读史者”要有人文关怀。李大钊说：现代史学应予人以“乐天努进的人生观”和一种新历史观，它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见了我们的世界，发见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这也是党史研究的价值所在。

　　党史研究的主要功能就是资政育人

　　资政育人是中国史学的一大传统。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通过与历史的对话，就可以明是非、辨善恶、正目标。当然，史学研究不单是为政治借鉴，它对社会人生也有重要参照。无论是治国理政者，还是一般读书人，都应从读史中受益。刘知几说：后之学者，“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这既是对后学者的期盼，也是对史学家提出的要求。

　　不过在这一点上，党史研究也有它的特殊性。我们处于现时代，研究执政党，对资政和育人都要有深一层的理解。一方面，不能单纯为了资政，而把过去的人物或事件与现在的人物或事件作轻率的历史类比，好像不如此，就是脱离现实政治，就失掉了党史研究的现实意义。更不能把历史上的现实和今天的现实等同起来，那样不是把历史“现代”化，就是把现实“古典”化，这都是非历史主义的做法。此外，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一样。环境变了，条件变了；物是人非，今非昔比，向现在的人提供过去的经验未必受用。所以对今人来说，党史研究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好。

　　另一方面，也不能单纯为了育人，而对党史人物予以过分地、不适当地赞誉或批判，试图把他们标准化、脸谱化，好像不如此，就不能通过具体的党史人物对人们进行历史的教育。其实，把党史人物标准化、脸谱化，不仅不能促进党史学习教育，相反妨害了它，因为这种做法会使人混淆对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以及在不同时期之间的历史差异性的认识。这会造成一种抹杀历史愿景的危险，会引导人们不是向前而是向后看。

　　由此可见，党史学习教育不仅要向上看，而且还要向前看。在这方面，党史研究体现的人文关怀，就是要让它的读者看到伟大人物和革命先驱，为国家为民族效命而牺牲自我的地方，亦能认识到这一批伟人和先驱，并非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对社会要求的感受要敏锐些，想满足这要求的情绪要浓烈些，所以他们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泣可歌的悲歌和壮举。这样正如李大钊所指出的那样，可以使“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地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志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

　　党史研究的主体——史家应具备人文关怀

　　虽然在治史目的上，研究者往往各不相同，但无论具体目的是什么，他都要有深切的人文关怀。一般说来，党史学家的人文关怀，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要“有我”，二是要“有人”。“有我”，就是要表现作者的性情和见解，认识到“历史中有我们的人生，有我们的世界，有我们的自己”。“有人”，就是要与一般的人、具体的人发生交涉。这一点说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我们遍查史籍，看到的只是片段的记忆、众多的姓名、冷冰冰的文献和干巴巴的数字，至于遮蔽在历史烟云中的“人”，则很难被注意到。即便有时关注到它，也会将之视为遥远的、死去的、与己无关的人，在观察他们的时候，不免带有一种疏离和冷漠之感。这样的历史，在今日看来，全是徒劳精神、枉费笔墨，因为它不能从历史的深处，站在“人”的角度，写出中共党史的演化，写出民众生活的变迁。

　　当然，对以上两个方面，我们也要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一方面，“有我”也不可“任性”，不能自以为是。真正的史家，绝不容许个人偏见影响自己的判断，更不会由外部环境左右自己的观点。他要做一个“断狱”的“老吏”，让固有观念服从于客观事实，并且在众多事实中也会谨慎结论，以便把更多评判的空间留给读者。另一方面，“有人”也不可“任情”，也要理智冷静。这一点应向鲁迅学习。一般人只批判“统治者”，但鲁迅也批判“被统治者”。他在《药》中写华家和夏家，在《故乡》中写杨二嫂和闰土，说明人民与人民，并不是当然的朋友。他们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得复杂，所以鲁迅不只是一个“战士”，他还是一个“启蒙者”。因此对党史，我们也不要人为地美化它或掩盖它，而是要像鲁迅一样，把真实的情况写出来。这样对党对人民都是有益的。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