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宋钦章 每经编辑：张益铭

美东时间5月22日，比特币价格再创历史新高。

与此同时，近期发生了两件事：一是中国香港立法会通过《稳定币条例草案》，并有望于年内生效；二是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旨在监管稳定币的GENIUS法案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

据悉，稳定币是一种旨在与某些资产（通常是货币）维持相对稳定价值的虚拟资产。稳定币的价值锚定于各类法定货币，如美元、欧元等。常见的稳定币有USDT（泰达币）、USDC等。

此前，香港金管局已公开首批稳定币发行人沙盒名单，包括京东集团旗下京东币链科技(香港)，圆币创新科技，而渣打银行（香港）、安拟集团（Animoca Brands Limited）、香港电讯（HKT）选择联合申请。

稳定币监管框架逐渐明确

据香港特区政府消息，5月21日，香港立法会于当日通过《稳定币条例草案》，旨在香港设立法币稳定币发行人的发牌制度。

条例实施后，任何人如在业务过程中在香港发行法币稳定币，或在香港以外发行宣称锚定港元价值的法币稳定币，必须向金融管理专员申领牌照。该条例只容许指定的持牌机构在香港销售法币稳定币，而只有由持牌发行人所发行的法币稳定币方可销售给零售投资者。

该消息称，《稳定币条例》预计于今年内生效，且发牌制度设有过渡期安排，以便业界按照条例要求申领牌照及作出适当的业务安排。

君合律师事务所香港办公室合伙人乔喆沅在电话里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如果该条例生效，USDT等国际流行稳定币的提供者若要在香港向普通投资者销售稳定币，可能必须申请香港本地的相关牌照。另外，她表示，此前已进入香港“沙盒”测试的京东稳定币等，未来可能也需要申请正式的牌照，才能被允许在香港全面发行。

在她看来，《稳定币条例》对稳定币的合规发行者设定了一定门槛，如2500万港币的资本金要求等，这将有利于为稳定币的持有者提供更好的保护。

据记者了解，稳定币通过与法定货币挂钩，确保了其价值的相对稳定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稳定币却游离于政府的监管体系之外。随着稳定币应用的不断扩展，赎回挤兑等潜在风险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稳定币监管的紧迫性正在增加。

实际上，时至今日，除了中国香港，已经有包括美国、欧盟、新加坡、迪拜等在内的多个国家或地区已经开始或已经完成围绕稳定币框架的立法完善工作。

以欧盟为例，MiCA（加密资产市场监管条例）已于2024年12月30日全面实施，为包括稳定币在内的所有加密资产提供了较全面的监管框架。据悉，为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该法案要求发行方需持有充足的资产储备来支持稳定币价格的稳定。

在美国，据ABC新闻5月21日报道，美国参议院周一以66:22的投票结果通过了GENIUS法案。支持者称赞该法案是保护消费者和制定行业标准的一种手段，这可能使此类加密货币成为数字支付和其他金融工具的主流工具。

“我们正看到一个明显的全球趋势：稳定币正在从‘灰色地带’走向更明确、更系统的监管框架。”曼昆律师事务所香港办公室负责人白溱通过微信对记者表示，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监管举措表明，各主要市场正在将稳定币纳入传统金融监管的逻辑中，重点也逐渐从“是否监管”转向“怎么监管”，尤其是在反洗钱、资金来源透明度、链上可追溯性等方面。

业内：三大监管趋势正在呈现

稳定币的应用活跃度提升，这引起各地监管层的重视。多名受访者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政府监管层正在市场发展需求和风险防控之间寻求平衡。

以此次香港推出的《稳定币条例草案》为例，白溱坦言：“一方面，过去几年稳定币在缺乏监管框架的情况下，市场始终存在不确定性。通过设立明确的牌照制度，政府希望为行业提供一个清晰的规则基础，从而降低市场试错成本，鼓励合规创新。另一方面，稳定币具备跨境属性等特征，也带来了金融安全、资本流动以及反洗钱方面的挑战。通过立法，香港有望更有效地管控这些风险。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肖飒在微信上对记者表示，香港推动条例落地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完善虚拟资产监管框架，以在虚拟资产这个领域内进一步找到创新和风险的平衡点。

肖飒向记者归纳，从一些国家和地区对稳定币的监管框架来看，有三大趋势正在呈现：牌照准入与本地化要求普及、储备管理趋近传统金融标准以及功能定位向支付工具集中。

首先是牌照准入与本地化要求普及，主要经济体普遍要求稳定币发行人持牌运营，并在本地设立实体机构。例如，香港要求持牌发行人在港注册并设立管理层，美国则拟将稳定币发行权限定于银行或信托公司。此类措施旨在强化属地监管能力，防止跨境监管套利。

其次是储备管理趋近传统金融标准，各国强调储备资产的流动性（如现金、国债）和独立托管，并引入定期审计。香港要求储备资产价值不低于流通稳定币面值，欧盟MiCA规则甚至要求算法稳定币持有300%超额储备，反映出对信用风险的严控，其监管趋近于传统金融标准。

再次是功能定位向支付工具集中，监管机构倾向于将稳定币界定为“支付工具”而非投资品，限制其金融中介功能。例如，香港禁止持牌发行人从事贷款业务，避免信用创造风险，与支付机构监管逻辑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