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

在网络浏览中发现了郭沫若的书《李白与杜甫》，我和它久违50年了！马上下单购得，书一到手马上翻阅，联想起当年乌兰布和大沙漠的岁月。那是“文革”中出版业大萧条无书可读的劫难年代，我来到内蒙古西部乌兰布和沙漠当建设兵团“知青”，除了领袖语录和著作，好久没有读到别的书了，更别说有机会接触新的文史类著作——那属于要被这场“大运动”扫除的东西。

突然有一天，应该是在1972年春夏之间，母亲给我寄来了郭沫若新著《李白与杜甫》，这是他漫长创作生涯中的最后一部书，1969年落笔，成书于1971年秋天。我感到万分惊喜，一连几天收工后就读它，而且读了两遍。当时真为郭沫若的博学强记而惊叹。他旁征博引，调动众多与李白、杜甫相关的文史资料，考证李白出生在当今的吉尔吉斯斯坦国境内，一下子推翻了我少年时知道李白生在四川的印象。我还佩服作者思想的新锐，70多岁了，置身于遭受劫难的环境，还能以“阶级分析”观念解析1500多年前唐代诗人杜甫的诗歌和行踪。我当年也满脑子充斥这条思路，顺路阅读看得很顺畅，很是拜服，很想追随。

但是我读后有两个意见。一个如今想不起来了，还有一个是，既然作者在书的后半部分评析杜甫，对他的“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都有批评，为什么同样的做法，在书的上半部里对李白不来此一番呢？我在给母亲的信中说了这个意思。母亲回信说，你不妨直接写信跟郭沫若谈谈。于是我真的整理思路，给郭沫若写了一封请教的信。但是这封信没有寄出。不是因为怕自己的观点站不住，而是写完信一读，觉得信纸上的字写得太差了，如何拿得出手？又凝神再抄了一页，还是不行。这时候才意识到写字好坏与自信心有联系，心里怕郭老笑话，就把信纸撕了。

若干年后我在北京当了编辑、记者，有一次吃饭恰好和郭沫若故居纪念馆蔡震副馆长相邻，不由得在席间把这段往事说了一遍。蔡先生听罢就笑了，啊呀一声说，你失去了一次机会，要是把信寄出去，按那时的情况，郭老说不定真的亲笔给你回信。听后不禁后悔当年的我缺乏勇气，将这个机会错过，以后再也没有了。

话又说回来，1977年考入大学以后，思想发生了不小变化，思维方式比以前缜密一些，对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有了更多认识，似乎有了更多不同意见。这些新的想法又促使自己去读更多的书，做更多的思考。这是要感谢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的。大学毕业时清理行装，这本书没有带到北京。为什么半个世纪之后还要把这本书买来再读一遍呢？那是为了审视自己走过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