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峰

　　《正说科举》 刘海峰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科举”在当今中国已成为一个含义非常丰富而复杂的词语。提到“科举”二字，许多人想到范进、孔乙己，有的人想到苏轼、文天祥，有的人想到落后、黑暗，有的人想到公平、客观。在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制度中，科举制大概是人们评价差异最大的制度。

　　科举成帝制时代“抡才大典”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政治、教育、文化和社会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可能再也找不出其他任何一种制度曾经如此深刻地影响过官僚政治、文化教育、文学风尚、心理习俗以及社会历史进程了。

　　所谓科举，就是中国和东亚国家帝制时代设科考试、选才任官的制度。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设立进士科，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停废，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整整1300年之久。朝代可以改，皇帝可以换，但绝大多数时候科场不可不开。

　　明清时期，每逢子、卯、午、酉年的八月都举行乡试，而八月十五考第三场，几乎是五百余年一贯如此，以至于科举这种社会活动的出现，有点类似于日月寒暑变化的自然现象，这是极为独特的。

　　“科场关系大典，务期甄拔真才。”清代将科举视为“抡才大典”，即选拔人才的重大典制。在科举时代，因为考试选官比其他选举取士方法更适应社会的需求，所以各个朝代皆将其作为拔取人才的首要途径。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连中国周边国家如古代日本、韩国和越南，也模仿中国建立了自己的科举考试系统。科举制跨越了中国不同朝代和政权，以及东亚不同民族和国家，而获得广泛实行，说明它在古代社会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不能否定科举制的合理内核

　　关于科举，过去人们抱有太多的误会和偏见，当时间过去一个多世纪之后，冷静代替了激愤，理智代替了情绪，我们对待科举，不应再一味地嘲讽和批判，而应在了解的基础上再作分析。

　　在科举时代，科举、科第在人们心目中是十分神圣而崇高的名称，因此有“科第之美”的说法。龚自珍有两句诗：“科以人重科益重，人以科传人可知。”人们之所以会崇重科名，是看重科举选拔出来的人多有真才实学。科举与中国1300年间大部分精英人物和所有地区密切相关，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大部分文学家、大部分教育家、大部分著名学者都是进士出身。

　　由于影响重大且与士人的命运息息相关，科举取士向来是传统社会关注和议论的热点话题，赞美与批评者都很多。但在现代一般人的印象中，科举制是一个很坏的制度，古代多数有识之士或进步人物对科举都是持批判态度的——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觉和偏见。

　　我们不应动不动就以西化后的现代的尺子，去度量中国古代的历史。用现代的眼光去看待中国的传统，以西方的标准去衡量中国古代的事物，往往观察到的尽是落后、黑暗。从隋唐到明清，我们民族历史上灿烂的文化成果，很大部分就是进士等精英人物的贡献。要总结与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科举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制度。

　　正说科举，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为考试选才机制平反。否定科举至多只能否定其不符时代需要的考试内容，而不能否定科举制的合理内核，彻底否定整个科举制度实际上就是否定考试制度。

　　是中国古代一项重大发明

　　在一定意义上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科举制已经废止了近120年，也被误解了近百年，现在到了重新评价科举制的时候了。

　　评价科举制不能只集中观察清末废科举这样一个点、局限于中国近代教育史或中国历史的范围，而要放宽学术视界，将其置于整个世界文明发展史的时空背景中来考察。将科举制放在世界文明史的历史坐标上，以宏阔的视野和比较的观点来考察。

　　戊戌变法时批判科举制的梁启超，在1910年却对科举大加赞扬：“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夫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昔美国用选举官吏之制，不胜其弊，及一八九三年，始改用此种试验，美人颂为政治上一新纪元。而德国、日本行之大效，抑更章章也。世界万国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梁启超是在了解世界许多强国借鉴科举制建立文官考试录取制度，中国却彻底废止了科举制的情况下，才作出“科举非恶制”的结论。

　　从世界范围看，科举不仅在唐宋时期吸引了诸多外国考生应试，而且还吸引周边国家仿效中国，建立了各自的科举制度，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各国文化水平的提升。自19世纪起，科举为英法德美等西方国家所借鉴，而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了推动作用，因此不少西方汉学家认为科举是中国在精神文明领域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其实科举不是传统社会的万恶之源，而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大发明。我们应客观全面地认识科举，深入系统地研究科举，将科举学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以无愧于发明这种独特考试制度的中华民族的祖先。

　　（作者为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