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今年，是明代名臣张居正诞辰五百周年。张居正作为明代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一生桃李满园，门生遍朝野，来源颇广泛：一是在嘉靖三十二年的会试中，他身为《礼记》房的同考官，选拔出了十几位佼佼者；二是在嘉靖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他担任国子监司业期间，亲自教导一批监生；三是在隆庆五年会试，他以主考官身份为国选才，录取天下四百士，这批门生数量之众，影响之深，尤为突出。这些门生来自不同地域、不同阶层，带着各自的抱负与才华踏入仕途，与张居正之间建立起超越普通师生关系的特殊纽带。

张文忠公坐蟒赐服像

同心同道：改革洪流中的调和斡旋

隆庆五年（1571）春闱，张居正主持会试，招收四百门下士，其中不乏海内闻名的文人雅士，如张元忭、邓以赞等，更有诸多经世济民的干才，如商为正、王象乾等，可谓桃李遍天下。

然而，这批士子在日后政治生涯中逐渐分化。刘瑊、商为正、林应训、朱琏、曾士楚、傅作舟、王蔚、秦燿、钱岱、张一鲲等人，政治上较为亲附张居正，成为其得力助手；但张居正失势后，他们大多被冠以“爪牙”之名遭到清算。傅应祯、刘台、吴中行、赵用贤、朱鸿谟、孟一脉、管志道、赵世卿等人都曾上疏批评张居正其人其政，成为张居正改革的反对派，他们在江陵柄政（张居正掌权）期间遭受不同程度的打压排挤，但始终坚持自己政治立场。

相比之下，张元忭等人则尊师敬师，既不曲意逢迎，亦不悖违抗命，师生相处得恰到好处。朱国桢曾谓：“永嘉、江陵两相公最得君，最强悍。其可恨处不少，却有一件最得意处”，那就是张居正会试所取的会元邓以赞、状元张元忭，同道同心事座主，既不失师生之礼，又能保持独立见解。

状元张元忭，浙江山阴人，是南宋以来绍兴地区的第三位状元，同时也是张居正同榜进士张天复之子，与张居正可谓通家之谊。会元兼探花邓以赞是江西新建人，其会试卷中有“举吾身之生死利害皆不足以移之，而惟社稷之是安，乃为快耳”之语，与张居正志趣相合，故而被张居正钦点为会试第一。

张居正柄国，邓以赞时常向张居正提出匡正谏言，但谏言多不被居正采纳。邓以赞无奈之下，只得告病归乡。张元忭则周旋于张居正与其反对派之间，试图调和双方剑拔弩张的矛盾，营造相对缓和的政治氛围。难能可贵的是，张元忭始终坚守自我，保持着独立的思想与人格，不盲目附和任何一方。

万历三年（1575），傅应祯疏陈重君德、苏民困、开言路三事，指责张居正刚愎自用，误国殃民。次年，刘台上奏《恳乞圣明节制辅臣权势疏》，弹劾张居正目无君上，擅作威福，乱祖宗成法，把江陵柄政后第一股反张浪潮推到顶点。傅应祯和刘台都是江西安福人，也都是首辅门生。

张元忭与傅应祯交往甚密，他颇费心力，试图弥合张居正与其反对派门生之间的关系。元忭崇尚忠义，佩服傅同学慷慨言事的忠忱与不畏权贵的勇敢；同时也劝慰他不可过于激进，要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体谅师相的艰难处境与谋国苦衷：

老师自当国以来，可谓有敏断之才、沉几之智，其任事任怨，亦人所难，使能更虚其心，宏其量，以容纳善言，培养元气，则昭代贤相亦无以逾之。今圣上方幼冲，所赖者一二大臣也，而乃欲其节收大臣权势，夫权不在台阁，则必在宫闱与宦官矣。权归台阁，既有差缪，终去绳墨不远，万一主上尽疑辅臣，收其权归之宫闱与宦官，则岂宗社之福哉？诚为宗社计，则今日论事，须先虚我之心，婉辞以规之，庶几于君相有补，若攻讦太过，将来激成熙宁之祸，吾党乌得难辞其咎？（张元忭：《寄傅慎所》，《不二斋文选》）

张元忭对老师可谓知之甚深，不同于腐儒动辄訾骂他窃夺君主威福，状元郎对主少国疑之际的国家权力分配，独具卓见。他深知若削弱内阁之权，大权可能旁落至后宫或宦官之手，于国于民实乃大患。故而，为江山社稷、宗庙存续计，当下进言国事者，当怀谦逊之心，以委婉言辞规谏，方于君臣皆有裨益。若攻讦过猛，易引发党争之祸，吾辈皆难辞其咎。

有感于此，张元忭特意告诫身处言路的同科进士徐贞明行事当审慎，言辞应平和，不可因一时激愤而发过激之语，有伤盛世熙明之体。

清流浊浪：纲常与权柄的博弈场

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父亲去世，他谋划“夺情”之局，决意留朝推进改革大业，此举引发广泛争议和抨击。张居正门生吴中行、赵用贤等人纷纷上疏，言辞激烈地指责首辅父死不奔丧，斥其不忠不孝，反映了明代士人对伦理纲常的恪守以及门生对师长的期望。而张居正为保住相位，更为捍卫改革成果，不惜以廷杖、流放等威权手段镇压异议，加剧了朝廷内部矛盾和张居正与门生之间的裂痕。

古代官场，门墙之谊承载着深厚的情谊与庄重的责任。然江陵柄政期间，门生劾师之事接踵而至，实出其意料之外。遥想严嵩专权乱政之时，尚未有门生倒戈相向。苦心谋国尚不及奸臣严嵩，张居正不禁痛心疾首。

张元忭作为张居正的状元门生，对此心境颇为复杂。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一方面认为身为首辅门生应念及师生之情，上疏言事、检举揭发等事，当由他人为之，己则愿以温和之态，助老师匡正谬误；另一方面，这位状元郎对忠孝之道恪守不渝，于伦理纲常坚决维护，诸如夺情守制，挽留师相、为病情祈祷等事，他宁死不为。（焦竑：《国朝献征录》）

夺情之事，张元忭全然站在同窗吴中行、赵用贤等人一边，佩服他们誓死维护纲常的勇气。当新科进士邹元标遭受酷刑后，张元忭联合邓以赞等人伸出援手，给予邹氏极大支持，还鼓励他：“丈学正而养邃，非仅以气节自见者。”

面对首辅夺情，张元忭在坚守纲常与师生情谊间艰难徘徊；随后的禁毁书院政策，更在士林中掀起惊风骇浪，不仅将朝廷与士林的矛盾推至风口浪尖，也使张元忭内心的纠结与挣扎达到顶点。

弦歌骤断：讲学冰封时刻的坚守

万历七年（1579）正月，原任常州知府施观民，以科敛民财、私创书院坐罪，被革职闲住。当月二十二日，张居正下令毁天下书院，施观民所创书院及各省私建者，全部改为公廨，粮田查归里甲，不许聚集游食，扰害地方。至万历九年（1581）十月，应天等府书院共六十四处，或改公署，或给原主，或行毁废。

禁毁书院，使得私人聚徒讲学失去依托，学界一片风声鹤唳，许多讲学者“相勉慎勿讲学”，规模庞大的讲会顿时销声匿迹，宋代以来蔚然成风的书院讲学，在铁腕宰相的强力打压下，戛然而止。

此举更加剧了张居正和士林的矛盾，当禁毁令传到广东，首辅另一得意门生，广东巡抚刘尧诲颇不以为然，摇头叹曰：“此非盛世事”（曾朝节：《紫园草》），张居正由此又背负不学无术、文化专制的恶名。

福建巡抚耿定向是少有的支持张居正的理学名臣，他致信张元忭，字里行间倾注着真挚的情感。他竭力为张居正辩护，认为张相为政宗旨在于上臻安富尊荣之效，下承孝悌忠信之风。他秉持敦本务实的行事风格，整顿的是虚浮散漫的学风世风：

相君近日意崇本实，稍稍抑远虚浮，而世俗子骇影吠声，遂以讲学为大诟，抅人者藉此为谗本，自好者蒙是为羞称，而察吏治者亦以是为衊迹，亦大舛矣……夫不誊口说而神明默成，不树徒党而气声应求，上臻安富尊荣之效，下成孝悌忠信之风，此则相君讲学之本指也，何尝禁厌讲学哉。今使相君而蒙此名于天下，使天下而有此风，区区所欲裂腹剖心，一明之而无从者也。（耿定向《与张阳和》）

耿定向对张元忭倾诉衷肠，自谓自己研究学问，现在才切身体会到张居正才是真正领悟圣贤之道，堪与古代名相伊尹、周公媲美。他批评世俗之人对讲学的误解，强调讲学的真正目的在于提升个人修养，营造优良的社会风气，而非简单的口头宣扬或树立徒党。因此，他为首辅被世人误解而蒙受骂名深感惋惜，希望借助张元忭在士林中的威望，请他出面消除清流对张居正的误会，上调相君，下联士心。

张元忭读到耿定向来信，感动之情溢于言词：“天下知师相之深、谅师相之诚者莫若公与李公（李幼滋），有知己如此，师相之幸也。”

他认同乃师“崇本实而抑虚浮”的为政方针，但也委婉批评毁书院政策不免有矫枉过正之虞，“熙明之朝而禁论学，此忧道之士所为扼腕叹息”。

张元忭和邓以赞皆以讲学闻名，隆庆年间，张居正屡召二人“勗以问学，孳孳甚殷”；及至万历初年，学禁渐严，张居正遂劝张元忭转攻诗文之道，遭到婉拒，可见张元忭的讲学初心从未动摇。在禁毁书院致使各方矛盾激化、讲学之风日衰的艰难时刻，张元忭依然秉持对学问的赤诚，坚守本心，以坚定有力的回应直面非议：“相公所恶者，伪学虚谈也。彼以伪，我务以诚，彼以虚，我务以实，何讳之有？吾辈之于学，尤饥之食，渴之饮，有不容已者，喜憎由人，升沉由命，若于此无明眼，无定脚，何学之有？”

终张居正之世，张元忭与乃师虽有理念上的分歧，但双方尚能保持和谐关系，未起波澜。朱国桢对此赞誉有加“同道同心事座主，不阿附，亦不抗忤，最为得体。若天生此人，以应二相之求，而二相之目力亦加人数等矣。”

张居正以一代宰辅之尊，通过主掌科举、执鞭国子监等途径广植桃李，在朝堂编织起一张盘根错节的政治网络。其门下英才辈出，尤以状元张元忭最为突出。这位身负经世之才的相门高足，始终在改革激流与清议风标之间走索平衡，将师门恩义与朝堂纲常置于天秤两端。他既是新政推行的中坚柱石，又成为道德困境中的踟蹰者，其进退维谷的仕途轨迹，折射出晚明士大夫在权力漩涡与儒家理想之间的集体困境。当改革锋芒遭遇道德铁壁，张元忭们的身影便化作时代剧变中最耐人寻味的注脚，演绎出晚明士大夫群体的命运浮沉。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作者: 齐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