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茶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茶界有“明前茶，贵如金”之说。明前茶顾名思义是清明节前采制的茶叶，特点是受虫害侵扰少，芽叶细嫩，色翠香幽，味醇形美，是茶中佳品。那么，除了品质上乘之外，究竟是什么让明前茶“贵如金”呢？

唐代，明前茶的概念开始清晰。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湖州刺史于頔在顾渚山置贡茶院，《唐会要》记载：“每岁以清明日贡到，先荐宗庙，后分赐近臣”。这道政令背后，暗合着上古“春祭用新”的传统。《礼记·月令》载“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而茶树经冬复苏的头茬嫩芽，恰被赋予沟通天地的灵性。

这种神圣性向世俗权力的转化，在清明宴赐茶礼中尤为显著。贞元年间，每逢清明次日，德宗在曲江亭设“新火宴”，将用清明柳钻取的“神火”烹煮的紫笋茶赐予重臣。白居易《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诗云：“汤添勺水煎鱼眼，末下刀圭搅麹尘”，描绘的正是这种御赐茶汤的烹点盛况。敦煌遗书P.2504号《茶酒论》记载“君王饮之，祭谢天地；卿相饮之，不失礼仪”，道出明前茶在唐代权力场域中的符号功能。

开元天宝年间，另一场静默的变革在文人雅集间萌发。王羲之兰亭“曲水流觞”的传统，至唐时逐渐演变为“以茶代酒”的新俗。吕温《三月三日茶宴序》记载：“乃拨花砌，憩庭荫，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借青霭，坐攀香枝，闻莺近席而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茶宴的幽寂之美与酒宴的喧闹形成鲜明对比。

南宋刘松年《卢仝（tóng）烹茶图》描绘了卢仝得好友朝廷谏议大夫孟荀送来的新茶，并当即烹尝的情景。卢仝是唐代诗人，自号玉川子，范阳（今河北涿州市）人，家境贫穷仍刻苦读书，不愿入仕，以好饮茶誉世，被尊称为“茶仙”。

“以茶代酒”的新俗在器物文化中留下深刻印记。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茶盏，其“千峰翠色”正为衬托明前茶汤的青碧；陆羽设计的“二十四器”中风炉铸“伊公羹陆氏茶”铭文，将茶道与商相伊尹的治国之道并置。

最耐人寻味的是颜真卿等人在《竹山连句》中记录的茶会：二十位文士环坐竹林，传饮的却不是酒觥而是茶瓯，诗句中“流华净肌骨，疏瀹涤心原”的体悟，标志着茶饮正式成为士人精神修炼的载体。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宋太宗赵光义下诏改制贡茶，北苑官焙从此诞生中国茶史上最奢华的制品——龙凤团茶。据《宣和北苑贡茶录》载，其制作“始于惊蛰，采以谷雨，造经百日”，仅拣茶环节就需“去膏务尽，团模务紧”。蔡襄监造的小龙团“每片计工值四万钱”，欧阳修感慨：“黄金可得，而此茶不可得也。”

这种极致奢侈在斗茶文化中转化为视觉狂欢。宋徽宗《大观茶论》规定斗茶标准：“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描述的正是建窑兔毫盏与明前茶汤交融产生的“雪涛”效果。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黄金碾畔绿尘飞，紫玉瓯心雪涛起”，展现的不仅是技术比拼，更是财富与品位的双重展演。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记载张府寿宴：“供进茶瓯皆金棱秘色，赐茶毕，奏乐彻席”，此时的明前茶已成彰显阶级身份的流动黄金。

明前茶的符号意义经历了三重蜕变：唐代将其塑造成“通神之饮”，通过祭祀仪式构建天人对话的桥梁；盛唐至北宋初期转型为“权力之饮”，在赐茶礼中巩固君臣秩序；北宋中后期则化为“欲望之饮”，在斗茶游戏中释放物质欲望。这种嬗变暗合着中国社会从宗教本位向世俗化的转型，恰如朱熹所言：“唐人之茶重礼，宋人之茶重味。”

明前茶承载着中国农耕文明对时间的精微感知。元代王祯《农书》详述茶树栽培“秋后培壅，春前修剪”的农时规律。这种顺应天时的智慧，在袁宏道《瓶史》中被提炼为“茗赏者上也”的生活美学。当代茶学家庄晚芳指出：“明前茶之珍贵，在于其凝结着中国人对自然律动的哲学思考。”

在机械化生产普及的今天，杭州狮峰山依然延续着“开茶节”焚香祭祖的传统，苏州东山茶农仍坚持“七不采”古训。从唐代贡焙的晨钟到现代茶园的露台，明前茶始终是中国人测量春天的玉尺。

当茶盏中舒展的嫩芽倒映出二十四节气的轮回，我们品味的不仅是草木精华，更是文明长河中永不褪色的时间密码。

文 | 北京青年报记者 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