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编者的话：8月19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触及一个“不祥的里程碑”——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相当于平均每名美国纳税人负债35.9万美元。过去几十年来，华盛顿之所以能持续发债以弥补财政赤字，凭借的是美元霸权，而军事力量则是维系这一霸权的关键支柱。然而，美债的无休止膨胀已使政府支付的债务利息超过国防开支，华盛顿维持军事霸权的财政根基正在被债务蚕食。在美国，债务问题已被一些人士视为国家安全议题。面对这一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暗示可能动用军事手段予以应对，然而这能否奏效，外界普遍存疑。

平均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的债务

今年3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触及39万亿美元关口，短短5个月后，这一数字又突破40万亿美元。据雅虎新闻网等媒体报道，这意味着平均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的债务，而每位美国纳税人承担的责任更为沉重，对应超过35.9万美元的联邦债务。

美国这笔巨额债务由两部分构成，包括政府部门之间的债务和美国公众持有的债务。后者是指欠联邦政府以外投资者的债务，债主涵盖个人投资者以及银行、养老基金等机构。根据华盛顿游说团体“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的数据，美国公众持有的债务已超过32万亿美元。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的增长速度正持续加快。回顾历史，美国国债在1981年首次达到1万亿美元，2017年攀升至20万亿美元；从2017年到现在，9年间美国债务又增加了一倍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6年美国广义政府债务将达到40.7万亿美元，同期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2.4万亿美元。据此计算，美国债务占GDP比重将升至125.8%，显著高于2012年的103.7%。

美国债务为何不断狂飙？澳大利亚“对话”新闻网等媒体分析称，原因之一在于美国始终无法有效控制持续存在的预算赤字。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体制性的政治激励扭曲：解决赤字问题需要削减公共支出、增加税收，或两者并行，然而采取这些举措的政党往往会在选举中遭到选民惩罚。美国两党的政策取向进一步加剧了困境——共和党通常优先推动减税，却未能同步压缩政府支出；民主党则持续扩大社会支出项目，却没有增加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填补资金缺口。

减税政策、战争、人口老龄化以及应对危机的巨额开销，共同构成了美国债务持续飙升的多重推手。据美国《财富》杂志网站报道，2001年、2017年和2025年的三轮减税政策，将美国联邦政府收入从占GDP平均19.1%的水平拉低至16.7%，累计造成财政收入损失高达11.1万亿美元。与此同时，伊拉克、阿富汗和伊朗战争使得美国国防支出占GDP的比重从3.5%提升至4.4%，额外增加3.9万亿美元支出。伴随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美国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三项支出从占GDP的7.8%攀升至10.1%，增量达到12.5万亿美元。此外，包括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期间的应对支出在内，其他各项支出又累计增加了5.2万亿美元。

“过度特权”使美国将财政纪律与借贷成本有效分离

以名义价值计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存量绝对规模远超其他主要经济体，稳居全球“榜首”。然而，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长期存在：美国虽然持续出现财政和贸易双赤字，却并未因此引发政府债券的大幅抛售或美元崩溃。美国金融服务企业资本集团等机构和媒体认为，这一局面的关键支撑，在于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独特地位。

美元的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地位可追溯至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将美元确立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锚定货币，由此奠定了美元在全球金融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即便在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崩溃之后，凭借美国金融市场的庞大规模与高度流动性、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信任，以及美国相对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美元依然保持了其主导地位。时至今日，全球超过一半的贸易往来和跨境金融债权以美元计价，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仍高达58%。

正是这种独特地位，为美国带来了所谓的“过度特权”。这一特权使美国能够以远低于其他国家的成本进行国际借贷，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施加超常影响力。具体而言，这些特权体现在多个层面：首先，其他国家对美国国债存在结构性的需求，外国央行和主权财富基金持续购入美国政府债券，这一稳定买盘有效压低了美债收益率；其次，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时期，投资者往往涌向美元资产寻求避险，这种避险需求进一步强化了美元的购买力并持续压制美债利率；最后，美元赋予美国显著的货币稳定性，使其能够维持长期贸易赤字而不触发货币危机，因为外国出口商往往将其获得的美元收入重新投资于美国资产。这一系列机制形成了一种特殊安排，使美国得以将财政纪律与借贷成本有效分离。

美债利息支出超军费，“帝国衰落”的时钟滴答作响？

美国的军事霸权也是美元主导地位或者美元霸权的支柱之一。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近期表示，美元的主导地位取决于美国的军事实力，一旦美国未来不再同时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便可能面临实质性风险。

美国雪城大学莫伊尼汉全球事务研究所副所长麦克道尔也持相近观点。他认为，即便美国经济表现强劲，若其军事实力受损，盟友便可能开始担忧；倘若它们认为美国自身易受攻击且无力自卫，其持有的以美元计价资产的安全性将受到质疑。

美国哥伦比亚商学院国际商学教授亚雷德在与芝加哥大学副教授弗卢格合著的论文《全球霸权与“过度特权”》中也提出，只有拥有极为强大军事力量的政府，才能确保本国在冲突中最有可能获胜，进而维持其发行资产的价值不受侵蚀。亚雷德进一步指出，美国金融市场的内部动荡，例如围绕债务上限的反复政治博弈，可能逐步侵蚀美国的低成本借贷优势，并最终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基于此，维护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不仅是一项经济要务，更可能事关国家安全大局。

然而，现实情况已然敲响警钟，美国当前的债务利息支出已经超过国防开支，可能影响美国的军事实力。据美国《财富》杂志网站、韩国《韩民族日报》等媒体报道，去年美国国债净利息支出达到9700亿美元，目前约为1.2万亿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签署的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显示，美国军费支出为9010亿美元。

美国《财富》杂志网站援引保守派智库胡佛研究所历史学家的警告称，当国债利息支出超过军费开支，就迈过了美国可能“不再是一个大国”的临界点。这是因为债务问题减少了政府可用于国家安全的资金，使一个国家在面对军事挑战时日益脆弱。如果政策制定者不解决偿债支出与军费开支之间的平衡问题，美国就有可能失去地缘政治主导地位。

韩国《韩民族日报》报道称，美国国债利息支出超过国防开支，标志着“帝国衰落”的时钟正在滴答作响。该报援引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经典理论指出，当一个帝国试图承担超出自身国力所能承受范围的军事与安全义务时，“帝国的过度扩张”便会加速其衰落进程。在衡量这种过度扩张风险时，一个常用的预警指标正是国债利息支出是否超过国防开支。美国2024年已出现这一状况。

不过，仅凭国债利息支出超越军费这一项指标，尚不足以断定美国必然走向衰落。类似警示在20世纪80年代曾反复出现，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信息技术革命显著提升了美国的生产率，苏联解体使得美国的内外环境转为有利，加之克林顿政府推行增税与削减支出的财政整顿，美国财政最终转为盈余。也正是这一系列变化，构成了美国巩固其全球霸权地位的重要历史背景。

“单纯靠制造地缘恐慌来逆转市场趋势，恐怕难以奏效”

面对美债问题，特朗普8月21日提及可能动用军队进行“干预”。他对媒体表示：“我们有很多类型的干预措施，那是其中之一……最终的干预手段是我们的军队。如果我们必须使用它，我们会的。”

国际舆论普遍对上述说法感到疑惑。有分析猜测，白宫或许不会直接以军事手段介入债券市场，但可能通过挑起地缘冲突、制造紧张局势来激发市场的避险情绪，从而促使资金流入美债市场，以达到压低美债收益率或稳定债市的目的。

针对特朗普的言论，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何伟文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国家通过军事手段干预主权债务信用的例子。他表示，某些军事手段或许能在短期内产生暂时效果，但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债务问题。更为关键的是，如果动用军事手段干预正常的债券市场交易，那将开创一个恶劣先例，因为债券市场本应是基于专业判断和市场规律的交易场所，一旦引入军事力量，人们对美债的信心从长远角度看反而会更加下降。

何伟文进一步以具体案例佐证其观点。他举例称，美国进攻伊朗期间，市场对美债的恐慌程度一度达到9个月以来的新高。从去年5月到今年5月的一年内，美债总量增加了6.4%，但国外持有量仅增长3.9%。与此同时，日本、英国等国近期同步抛售美债，美国财政部曾出手救市，但仅一天便宣告失败。考虑到美国债务规模已十分庞大且仍在持续增加，各国央行能够抛售的美债规模相对有限，单纯靠制造地缘恐慌来逆转市场趋势，恐怕难以奏效。

【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王凯 环球时报记者 李萌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刘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