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本开新:文道之辩的文明视野
创始人
2026-08-17 05:19:16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推动文学体系建构】

  作者:多洛肯(西北民族大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抒情传统”的提炼与建构,为中国文学研究超越西方话语、彰显自身审美主体性提供了重要的范式资源。从陈世骧首倡其说,到高友工、宇文所安等人的系统阐发,“抒情”被提炼为中国文学区别于西方叙事传统的基本特质,并深刻影响了现代学界理解中国文学的方式。然而,范式的有效性往往伴随着视野的限度:当研究重心持续向审美感受力、意境营造与个人情志表达倾斜时,中国文学传统中更为宏阔的文明关怀,尤其是作为理学重要命题的“文道之辨”,便不可避免地退居理论视野的边缘,或被简化为压抑文学性的道德教条,或被悬置于“纯文学”史观之外而失去阐释的纵深。事实上,文道之辨并不局限于创作技法或文体功能的论争,实则与“大一统”的文明秩序深度关联,具有思想命题的性质。从本体论的确立到文教的实践,再到道统、文统的建构,理学文道论始终贯穿着儒学价值重建、社会教化与文化认同相统一的深层逻辑,并在千年演进中形成了一套贯通价值、审美与治理的复杂话语体系。然而,在“抒情传统”范式的长期主导下,其指向文化共同体建构的意义功能,却始终未获充分关注。

  范式之偏:被遮蔽的文道传统

  中国“抒情传统”论的提出,是现代学术语境下一次重要的文化自觉。二十世纪中叶,陈世骧率先以“抒情传统”概括中国文学的基本特质,认为其区别于西方以叙事为主脉的文学传统,以言志抒情为取向,追求情景交融的审美效果。其后经高友工、宇文所安等学者的系统阐发,此范式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主流话语,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其审美脉络被不断梳理与强化。

  该范式的贡献不容忽视。它在西方文论话语体系下为中国文学找到了独立的价值锚点,是中国文论走向自主的重要一步。然而,抒情传统论潜在地以“审美自律”为评判尺度,倾向于将文学从思想、政教与社会语境中剥离,以纯审美的眼光筛选与解读经典。在此标准下,宋明理学的文道理论常因其对文学功能的规定性论述而被置于与审美表达相对立的位置,其“文以载道”的主张则常被简化为一种工具论的文学观。

  这种解读的偏失在于,它实质上是以后世的“纯文学”观念去剪裁古代中国的“杂文学”传统,抽离了文道关系得以生成的文明土壤。在中华文明的整体结构中,“文”不是独立于政教、伦理之外的纯粹艺术门类,而是礼乐文明体系的内在构成部分;文道关系的理论重心也不在形式与内容之争,而在于价值统一、社会教化与文明传承等更为深层的思想命题。“抒情传统”论固然凸显了中国文学的艺术特质,却弱化了对其文化整合功能的关注,因而未能充分解释中国文学在历史进程中的文明建构意义。有鉴于此,理学文道传统的真实内涵与文明价值,有待于在新的学术视野中被重新认识与发掘。

  文明之维:理学文道论的内在逻辑

  中国的“大一统”既包含疆域的统一与政治的整合,更在于文化价值的统一与文明秩序的延续。理学文道论的生成与发展,始终与大一统的文明需求存在深刻关联。由此出发,理学文道关系的内涵可展开为本体、教化、统绪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

  文道关系的第一重内涵,是为纷繁的文辞确立统一的本体依据,使文学创作与批评皆有所归依,不致因脱离根本的价值准则而失其所宗。周敦颐在《通书·文辞》中提出“文所以载道也”,此语常被理解为以道为本、以文为末,实则同时也为文确立了价值本源。从理学的基本前提出发,道指向宇宙万物的本源与人类社会共通的价值准则,文则是道之观念借以传达的载体。因此,文道论实际上为多元的文学表达提供了统一的价值基准,使文辞创作有所依归,多元的审美取向得以统摄于共同的价值指向之下。

  程颐“作文害道”之说,其所反对的并非一切文章,而是“专务章句、悦人耳目”的辞章之文,其旨归在于以儒学之道为价值依归,确保文学创作不偏离根本准则。朱熹则进一步将文道关系推向辩证统一,提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以根本与枝叶的有机关系说明文道之不可分割。朱熹以根本与枝叶的有机关系替代了此前道与文之间外在的承载关系,使文的表达从属于道的统摄,而道的精神亦借由文得以展开。由此形成的文道一体格局,使文学活动在价值维度与文化共同体的精神秩序之间获得了深层关联。

  文道关系的第二重内涵,是通过承载儒家伦理道德的文学作品实现社会教化,以重建大一统社会的伦理秩序与价值共识。中国自周代以降便形成了以“文教”立国的治理传统,而礼乐教化作为其中枢,长期是大一统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宋代理学家重申文道关系,有着明确的现实关怀,希望通过“文以载道”的机制,以文学为载体传播儒家伦理,实现化民成俗、整饬人心的治理目标。

  欧阳修在《答吴充秀才书》中提出:“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其本人的诗文创作既是古文运动的审美典范,也是承载儒家道义、整饬士风吏治的思想载体。他的政论文切中时弊、义理明晰,抒情文则情理交融、温润敦厚,真正实现了审美感染力与价值引领力的统一。南宋以后,随着理学逐渐确立其官方显学的地位,文道观念通过科举制度与书院教育渗透到社会文教体系之中。科举与书院所构成的文教体系,使读书人普遍以“四书五经”为学问的根本,以唐宋古文为文章的典范,由此形成了一套共享的价值话语。即便在政权分立的历史时期,文化上的价值认同也保持了基本的延续性。与依靠强制力的政治治理不同,文的教化是柔性的、浸润式的,它通过审美的方式感发人心,使道义不再是外在的规训,而逐渐内化为人的自觉。

  文道关系的第三重内涵,是通过道统与文统的双重建构,形成贯通的价值传承与文章传统,为中华文明的文化认同提供历史纵深。中唐时期,韩愈明确提出“道统”之说,建构了从尧舜禹汤到孔孟的儒家精神传承脉络;与此同时,他也发起古文运动,开启了以先秦两汉散文为典范的古文传统。韩愈的根本用意,是在释老盛行、藩镇割据的时代,通过重建儒家的价值传承与文章传统,维系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宋代理学家继承并改造了这一思路。朱熹正式确立了从孔孟到周敦颐、二程、张载再至自身的理学道统谱系,而其谱系所承续的,正是韩愈所倡导的道统观念。在此格局中,道统为价值之本,文统为文章之绪,二者形成以道统摄文统的结构。此种统绪的建构,为中华文明的价值传承与文章传统提供了一个贯通的历史脉络。历史上,政治有更迭,王朝有兴亡,但只要道统与文统所共同维系的价值观念与文章传统延续不绝,中华文明的根本就不会中断。后世元、清两代,尽管统治阶层起源于游牧文化传统,但在不同程度上都尊奉理学道统、继承唐宋文章传统,其深层原因在于认同文道传统与获得文化合法性之间的内在关联。道统对文统的价值统摄,使中国的大一统不仅是空间上的疆域整合,更是时间上的文明延续,由此强化了关于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深层认同。

  传统之用:自主体系的思想资源

  重新认识理学文道传统,不应止于学术史的梳理,其根本意义在于回应构建中国文论自主知识体系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现实需要。这既是对既有研究范式局限的反思,更是从中国文明自身的思想脉络中提炼理论资源、回应时代命题的积极尝试。具体而言,理学文道论所蕴含的价值统一、社会教化与文明传承等多重功能,为当代文论在超越审美自主性的现代预设之后,重新确立自身的价值关切与文化担当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依据。

  首先,重审理学文道传统,有助于减少对西方文论范式的过度依赖,回到中国文论自身的问题脉络,该路径的最终指向,在于从中国文论自身的学理脉络中提炼出能够回应本土经验的理论范畴。晚近以来,中国文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借用西方概念阐释本土文学经验,虽有其学术史背景,但也使中国文论原有的问题意识在相当程度上被遮蔽。中国文论不以界定“文学”的本质为理论起点,而以辨析“文”的功能与价值为论述重点,理学文道论正是此种传统的重要发展。我们今天重新阐释此传统,目的在于回归中国文论自身的问题脉络,提炼植根于本土经验的文论范畴与理论体系。

  其次,“返本”最终是为了“开新”。重审理学文道传统,能够为当代文化主体性建设提供价值内核,夯实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化根基。文化主体性的内在意义是价值主体性,如果只有审美形式的独特性而没有价值内核的自主性,文化主体性便缺乏实质支撑。理学文道传统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其精神在于主张文学创作应当承载价值理想,承载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文明自觉。我们应继承其中所蕴含的辩证思维,在尊重文艺审美规律的基础上实现价值引领,让审美表达与精神追求相辅相成,构建既立足传统又面向时代的当代文道关系。

  因此,重张文道关系的当代意义,不在于恢复旧时代的礼教教条,而在于接续“文与道俱”的精神传统,使当代文学创作扎根于中华文化道统,承载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理想、伦理共识与精神追求,从而防止文学陷入虚无主义或形式主义的偏失。文道传统以统一的价值内核包容多元审美表达的智慧,对于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培育共同体意识、巩固中华文化的大一统格局,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文道之辩贯穿中国文论千年,理学将其推向系统化、哲学化的高度,并与中国大一统的文明秩序深度关联,承担着维系文化统一与文明延续的重要功能。晚近以来,“抒情传统”的研究范式凸显了中国文学的审美特质,但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道论的文明意涵与文化政治功能。因此,以“返本开新”为视角,揭示被遮蔽的文道传统,深入理学文道论的内在逻辑,辨析其本体、教化与统绪三重维度,并最终归于当代转化,指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路径,有其学术史的必要性。经典的生命力在于后世的不懈阐释,思想传统的价值也体现在当代语境下的不断激活。重审文道之辩的文明视野,正是为了摆脱对西方文论的话语依附,建构植根于中国文明土壤的理论体系,以文道关系的再阐释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自觉。这既是中国文论重建主体性的学术路径,也是中华文明在当代语境下自我确证的思想实践。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17日 13版)

[ 责编:邢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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