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贵州日报

曹正勇

近几年，贵州“村字号”火遍全国，已成为一种乡村文化现象。从台江“村BA”的万人空巷，到榕江“村超”的全网刷屏，再到凯里“村T”、黎平“村歌”接连出圈，已不只是简单的乡村文体活动，更是新时代乡村文化繁荣发展的鲜活样本。“村字号”的走红，不是一时的流量使然，其蕴含着乡村文化繁荣发展的深刻变革：乡村文化繁荣发展已从过去政府单向“外送”转向群众自主“内生”。

A 乡民是乡村文化繁荣发展的主人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既创造了和创造着社会的物质财富，也创造了和创造着社会的精神财富。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说过，“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文化从不是少数精英的专属品，而是源于人民的生产生活，扎根人民的精神世界，最终服务人民的实践需求。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方向。习近平文化思想最鲜明的主线，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文化发展根基深深扎在人民群众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文化主体性，简单来讲，就是文化的创造者和参与者能自主谋划文化活动、自觉表达文化需求、主动推动文化发展，真正成为文化的主人。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乡村文化建设大多走的是“外送”路子。为了补齐农村文化短板，不少地方开展“送文化下乡”，把文艺演出、图书读物、电影放映等送到田间地头，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弥补了基层文化供给的空白，让乡民有了基本的精神文化生活。但这种模式有着天然的局限：整个文化供给是自上而下、单向输送的，乡民始终是被动接受的一方，他们始终只是台下的“观众”，成不了台上的“主角”。久而久之，乡土民俗、民族文化慢慢被忽视，乡民的文化创造力得不到提升，主体意识也逐渐式微。不少下乡的文化活动，因为不接地气，往往热闹之后又归于平静，很难在乡村大地上落地生根。贵州“村字号”乡村文化雨后春笋般出现，推动了乡村文化繁荣发展的根本转向：从政府主导的外部“输血”变成群众自主的内部“造血”，乡民彻底从文化的“接受者”转变为文化的“推动者”和“创造者”，文化主体性在乡土大地得到极大激发。

B 乡民主体性觉醒让乡村文化真正活起来

贵州“村字号”乡村文化能顺利完成从“外送”到“内生”的转向与跨越，说到底，就是乡民的文化主体性获得了完全觉醒。这种觉醒是身份、内容、实践的融合体现。三者相互支撑，让乡村文化焕发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

身份主体觉醒让乡民从台下“看客”变成了台上“主角”。以往送文化下乡，舞台是别人的，节目是别人的，乡民只是坐在台下观看，很少有甚至根本没有文化话语权，更谈不上文化主导权。而“村字号”把整个舞台完全交给了乡民。小到一场比赛流程、一个节目筛选，大到活动规则的制定、奖项的设置，全都由村民民主商议，政府只做好服务保障，不插手、不包办、不干预。曾经在文化活动里显得拘谨内敛被动的乡民，如今自信大方开放地走向舞台，把苗绣、芦笙、银饰、侗族大歌等民族传统文化带出贵州，走向世界。

内容主体回归让乡村文化从边缘“配角”变成了核心“主角”。过去外部输送的文化，大多是城市文化、专业文化，本土民族文化、地域文化、非遗等往往被当成“小众特色”，得不到足够重视。但“村字号”从诞生之初，就把根深深扎入乡土，把苗、侗、布依等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当作文体活动的灵魂和底色。走进“村超”赛场，侗族大歌、苗族芦笙舞等非遗表演，成了中场休息时最亮眼的节目。“村BA”非遗表演占比100%，“村超”非遗表演占比近40%。场上是纯粹的乡土赛事，场下是民族服饰、乡土美食、民俗互动，没有华丽的商业包装，全是原汁原味散发着泥土气息的人间烟火。

实践主体创造让文化发展从单向“输入”变成了良性“循环”。“村字号”的内生发展，远不止文体活动本身，更是走出了一条文化创造、产业反哺、乡村振兴的良性路子。在“村超”的带动下，榕江县累计接待游客超过4043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22.63亿元，全县新增经营主体9795户，酒店床位从原来的不到6000张增长到1.2万张；乡村直播、农特产品销售、乡村民宿等新业态遍地开花，注册新媒体账号约2.3万个，直播营销团队2200余个。贵州的茶叶、苗绣、蜡染等土特产走向全国，不少村寨的村集体收入大幅提升。更难得的是，乡村文化还推动了乡风民俗的悄然转变。各种赛事办下来，没有出现“假赌黑”等不良现象，村里邻里矛盾少了，互帮互助的多了，真正实现了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文化发展与乡村治理、经济增收相互促进。

C 激发乡民内生动力才能走好乡村文化振兴路

贵州“村字号”从“外送”到“内生”的成功转型，既是乡民内生动力激发的自然结果，也是乡村文化实现“两创”的生动探索，为我们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带来了深刻启示。

第一，必须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这是提升乡民繁荣发展乡村文化积极性的根本。“村字号”之所以能成功，核心就是把文化的选择权、创造权、享有权，真正交到了乡民手里，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新时代开展乡村文化工作，政府不能大包大揽，不能用自上而下的灌输代替群众的自主选择，而要俯下身子倾听乡民心声，放手鼓励群众办文化、创文化，让乡民真正成为乡村文化的主人，这样的文化才能扎根人心、长久不衰。

第二，必须牢牢扎根乡土根脉，这是实现乡村文化繁荣发展的底气。没有乡土味，没有本土魂，乡村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村字号”没有照搬照抄外界文化，而是守住乡土、守住民俗、守住传统，把小众的民族文化做成了大众的文化热点。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一定要立足本土文化资源，深挖乡土特色、传承非遗技艺，让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让乡土气息成为乡村文化的鲜明标识。唯有这样，乡村文化才有生命力和感染力。

第三，政府要找准角色定位，甘当乡村文化繁荣发展的引导者和服务者。从“外送文化”到“内生文化”，政府不是放任不管，而是要转变工作思路。面对群众自发的文化创造，政府要少干预、多支持，坚决不搞形式主义、不做面子工程，要把工作重心放在搭建平台、完善设施、优化环境上，为群众自办文化保驾护航，让乡村的内生文化活力毫无保留地涌流出来。

第四，必须推动融合发展，实现以文兴产，这是乡村文化繁荣发展可持续的基础。“村字号”的实践证明，文化从来不是孤立发展的，文化繁荣与经济增长、移风易俗、乡村治理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推动文化、体育、旅游、农业等产业深度融合，把文化流量变为经济增量和精神力量，才能让乡村文化振兴有底气、有动力，才能实现乡村文化繁荣与乡村全面振兴互促互进。

贵州“村字号”从政府单向“外送”，到群众自主“内生”，不仅是乡村文化繁荣发展模式的转变，更是一场深刻的文化主体性觉醒。它用生动的实践向我们证明：乡民内生动力才是乡村文化繁荣发展的基因密码，乡土大地才是乡村文化繁荣发展的源泉母地。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征程上，只要我们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乡土根脉、激发乡民内生动力，就能让更多乡村文化绚烂绽放，为贵州“四大文化工程”和文化强国建设注入生动鲜活的力量。

（作者系贵阳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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