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谢灵宁

临黄浦江而建的上海大歌剧院共有4200个座位，能够容纳歌剧、芭蕾舞、音乐会和各种实验性演出。首个演出季计划在10月份开始，威尼斯凤凰歌剧院、马林斯基剧院和柏林国家歌剧院将先后来沪，18家上海市属文艺院团也会登台，总计将安排47台82场演出和100余场艺术教育活动。

另外还有一些打卡照中体现不出来的细节。目前亚洲最大、面积3500平方米的舞台被分成六个区域，可以前后左右移动，像一副藏在地板下面的巨大拼图。布景不必总从原路退回，一部戏在前台演出的同时，另一部戏的装台可以在封闭的后台同步进行。

在还没有正式揭幕时，享誉国际的中国男高音歌唱家石倚洁曾站上舞台，在无伴奏、无扩音的情况下，唱了一段《今夜无人入睡》。“声音抵达了剧场的每一个角落。”他说。

这个场馆的场地规模、硬件水平、声学条件和开幕阵容都在证明，上海有条件按照国际演艺市场的最高标准建造一座歌剧院，并迅速地把来自世界各地的重量级内容塞进演出表。

这不是一个凭空冒出来的项目。它的背后是一座城市多年形成的剧场网络、技术团队、票务渠道和观众市场。2025年，上海共举办了营业性演出6.14万场，票房58.52亿元。著名的《悲惨世界》40周年纪念版音乐会把中国内地唯一一站放在上海。演出运营方披露，65场演出吸引的观众中，六成以上来自上海以外。

他们购买的不只是座位，还包括飞机票、高铁票、酒店房间和散场后的城市夜晚。过去数十年，上海在国际演出市场上最为人熟知的角色是一位慷慨的买家，懂得选择内容、能够支付价格，也有办法把一部远道而来的作品本地化并带动城市消费。这个市场认定，一个“好买家”未必需要制作好作品，只要好作品愿意去、而且愿意多演几场就行。

大歌剧院的落成可能会把这种认知推到一个新高度，同时也把另一个问题变得更加紧迫：世界级歌剧院建成之后，上海的下一步是什么？如果答案是更昂贵的制作、更稀缺的首演和更长的驻演，那么这座城市得到的仍然只是更长的节目单。真正困难的，是让这座城市出现一部足以进入世界级节目单的原创作品。

这也是我们在系列专题片《2035，上海请回答》“亚洲演艺之都篇”中一个试图讨论的问题。

要让一场演出真正从上海走出，或者让海外观众为此而来，真正的困难其实出现在没人能预测结果的早期阶段。它需要找到不急于在首演夜就收回成本的钱，让演员跟着作品成长，并把剧本和版权等变成一个真正可以向外输出的“产品”。

美国著名的尤金·奥尼尔戏剧中心，每年会从数百份投稿中选择尚未正式制作的音乐剧，给它们两周时间的“开发期”，并配上包括导演、演员在内的其它人员，再做三次公开读演。观众看到的不是一台等待打分的成品，而是一部仍可以被推翻的作品。讨论的也不是宣传活动，而是下一轮需要重写的台词。这套体系已被国内外艺术节、话剧团体广泛借鉴，但它还需要更广阔的土壤和更常态化的机制。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具备世界水准的歌剧院，以及其背后的运营制度的重要意义。它不止是一处更大的舞台，而是从业者通过读剧、工作坊、试演，在这里共享排练、技术、人才和国际合作网络，设置面向制作人和投资人的展示市场。从这个角度看，上海大歌剧院承担的“演、创、制、教”四项功能中，最值得留意的不是第一个字，而是后面三个。一部戏能否进入第二个演出季，比海报上是否写着“世界首演”更能说明问题。

资金也可以在这个环节找到更精准的锚点。在专题片的采访和拍摄中，不止一位从业者对我们讲述了资金扶持的重要性。而资金需要知道的是什么阶段可以进入：多少读剧进入工作坊、多少试演获得复排、多少项目已经引入了资本。上海“十五五”规划中，演艺市场同时承担着服务消费市场、原创内容孵化、文化出海、提升城市软实力等多重职责。政策要真正起作用，就需要沿着作品的生命周期分配资金、验收成果。

从业者们反复提及，上海本土原创音乐剧《翻国王棋》曾把版权输出到韩国制作公司。它由韩国演员重新制作，中方参与技术和品质监督，再以票房分账取得收益。它代表的不止是“一部上海作品去了首尔”，而是作品可以被另一个国家的公司买下、重制并经营它。

在《翻国王棋》打开的这扇门中，上海需要的不只是进入下一部海外制作人视野的作品，还需要更多更专业的版权代理、国际制作人和发行机构，持续挑选作品、完成本地化、寻找买家。国际知名演出团体带来的也不仅是票房，还应该有产品的尺度和标准。如果每次国际合作都随着集装箱离港而结束，上海得到的只是经验；但如果能进入人才交流、联合委约、共同开发和权利持有，经验才能成为原创内容最重要的生产力。

当石倚洁在大歌剧院里试唱时，演出厅里还没有布景，也没有掌声。那段声音只是证明，这里的设计可以把一个人的歌声送到任何一个角落。而对于上海未来的演艺市场，则需要习惯国际上衡量它的另一种“距离”：在这座城市诞生的作品，究竟能走到多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