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舟竞渡，粽叶飘香，又逢端午。千百年来，端午佳节既蕴藏着丰厚的文化内涵，也沉淀着穿越古今的精神力量，家国情是其中尤为厚重的一部分。

97年前的端午，21岁的陈景星辞别母亲，从辽宁远赴江苏南京金陵大学求学。在校期间，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革命道路。一年后，革命形势恶化，时任南京市行动委员会委员的陈景星，主动放弃暑期返乡的机会，留在南京参与领导革命活动。这年端午刚过，或许预料到前路艰险、随时可能牺牲，陈景星给远在千里外的母亲写下一封发自肺腑的长信。

“母亲，你为我挨了很多的累，吃了很多的苦……然而慈母爱儿的亲热，我能如何答报呢？不过母亲我敢说，你的儿子在外边，处处方面都是在作（做）人，不敢一点松懈。我常想，我若是读了很多的书，不能为社会上的被践踏的人类谋些幸福，那我怎能对起母亲呢？怎能对起母亲疼儿一场呢？！”泛黄信纸上，端庄秀雅的笔迹工整排布，字字凝结着游子对母亲的深切思念，更彰显着青年志士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这封信寄出两个月后，陈景星壮烈牺牲。一笔一画皆是心境，一撇一捺尽显风骨。今日再读这位雨花英烈最后的家书，笔墨之间，孝亲之情与爱国之志融为一体，让深沉的家国情怀历久弥新。

端午提笔寄情的动人故事，在烽火岁月中不断上演。1948年6月10日，即江竹筠（江姐）被捕前4日，身在重庆万县的她写下一封家书。信中写道：“近来你们还过得好吗？明日端午了，‘每逢佳节倍思亲’，今以思亲的心情特给你们这封信并遥祝你们的快乐和健康。”质朴平实的字句，满溢着对亲友与家人的惦念；舒展流畅的笔迹，勾勒出她历经风雨却意志坚定的模样。薄薄一纸家书，既饱含脉脉温情，更折射出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的笃定，让“小我”与“大义”相映生辉。

随着革命形势不断发展，胜利的曙光渐渐照亮华夏大地。1949年端午节夜，身处历史转折点的渡江大军西集团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政治部秘书袁志超，给远在山东临沂老家的弟弟写了一封长达6000多字的家书（局部见图，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供图），详细讲述了自己渡江前后的所见、所闻、所思。在信的结尾处，他写道：“今天是端午节，你们在家很热闹吧！我现在又兼作（做）指导员的工作，所以更忙一些。新中国就要诞生，希望你还是多学习文化，以后好多为人民服务。就是在家帮助种田，也别忘了读书。”这封珍贵的“渡江来信”，通篇抛开个人离愁，字里行间皆是革命志士的勇毅担当和对家国的美好期许，尽显共产党人的质朴本色。

一封封在端午节写就、发出的红色家书，一方面表达了对“家”那份热切而深厚的眷恋，同时又把这份情感升华，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书法领域素有“书品即人品”之说，透过这些书信文字，不难想见书写者的精神境界和高尚人格。这份心怀家国、情系苍生的精神追求，实际上源自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文化血脉。

2000多年前，屈原怀石赴汨罗，用最决绝的方式将“家国”二字刻进端午的精神底色里；这家国情怀又浸透、流淌在浪漫炽热而浩荡的楚骚文脉中。先秦时期的楚文化是整个长江流域先秦文化的集大成者，它既具有浪漫、瑰丽、神秘的地域特色，又具有大象无形的开放气度、一鸣惊人的创新意识、九死未悔的理想信念等文化特征。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文学作品，不仅以独特笔法将创作者的内心世界与客观自然联结起来，还表达了对家与国的思考，后世文人墨客很容易与之产生共鸣。北宋苏轼曾在《楚颂帖》中写道：“屈原作《橘颂》，吾园若成，当作一亭，名之曰‘楚颂’。”尽管此帖真迹现已不存，但苏轼对屈原的敬仰之情却因此广为传播。

宋代以后，以苏轼为楷模，一批书法家创造性地将楚辞文学意境，转换为书法艺术的点画笔墨世界，既增加了书法艺术的人文内涵，也拓展了楚骚文脉、长江文明、中华文明辐射、渗透的场域。如果说苏轼以行书构建的楚辞书法世界还比较单一的话，那么到了元明时期，包含真草隶篆行不同书体的楚辞经典篇章的主题性书法创作，则构成了一道独特的历史文化风景线。吴叡隶书《离骚》古雅稳健，董其昌行书《离骚兰亭卷》潇洒俊逸，倪元璐行书《楚辞句》郁勃苍劲……书法家们将各自的审美体验、人生阅历融入创作，以家国之思为线索，形成了多元的楚辞书法文化。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当数文徵明。他能书善画，既根据《九歌》绘有《湘君湘夫人图》，也屡屡书写《离骚》《九章》等辞章，其87岁创作的蝇头小楷《离骚九歌卷》娟秀挺拔、风神独具，折射出炉火纯青的深厚功力和忠贞不渝的文人风骨。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从古代文人墨客借楚辞抒怀，到近现代革命志士以家书寄情，笔墨之间流淌的家国情怀一脉相承，萦绕在缕缕粽香里，回荡在竞渡的呐喊中，深深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深处。

（作者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 孟庆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