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纸盒藏迷》在主竞赛单元的金爵奖角逐中展现出令人瞩目的华语类型片野心。这部改编自香港“十大奇案”之首——1974年跑马地纸盒藏尸案的影片，由监制翁子光与导演谭广源联手打造。一位是以《踏血寻梅》深掘人性灰度的金字招牌，一位是以《正义回廊》拆解司法迷局的类型高手，二人的强强联合天然地为一个核心命题搭建了绝佳的表演场域：在漫长的一生中，真实同“所谓真相”还重要吗？

这并非一部单纯追求破案解密的悬疑片。正如其片名将“谜”化为“迷”，导演的核心着力点并非物理时间轴上的谁是凶手，而是心理时空中“人的迷局”。一桩没有目击证人、没有认罪口供、仅凭环境证供与科学鉴证定罪的悬案，一个始终坚称冤枉的上诉者，一位因早年判案失误而背负半生悔恨的老警察——当这些元素被放置在跨越二十年的叙事长河中，演员的表演便不再服务于情节推进，而成为整部影片的哲学中枢。

1．囚笼里的“无罪之物”——张颂文对信仰与意识流的肉身化

张颂文饰演的司徒伟平无疑是全片的表演核心。该角色跨越二十年的年龄跨度与心理变迁，对任何演员都是一道严峻的“门槛”。张颂文的表演一向以“从不预设情绪、用细节填充血肉”闻名，他信奉表演是行为与细节的艺术。在《狂飙》里他呈现的是底层的狠戾与挣扎，在《日掛中天》中他以精准的身体细节把控展现了“时间在身体上的沉积”，控制面部肌肉松弛度、调整膝盖弯曲角度，让角色的时间创伤获得可触摸的质感。而在《纸盒藏迷》中，他将这一表演理念推向了一个更为抽象、更加困难的维度——即“无罪信念”的外在化表现。

在整个案件侦查阶段，司徒伟平既没有目击证人证实其行踪，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其犯罪。在警方的审讯重压下，他陷入了一种极其错乱的精神状态——但他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恐惧”或“崩溃”。由于他从未杀人，他的自证清白并非出于狡辩之智，而是一种绝对存在的“无罪之人”的天然茫然。张颂文要表现的，正是一个清白的人被栽赃时那种“无法自证”的荒谬状态。这不是“罗生门”式的掩饰与谎言，而是一个没有谎言的人被迫卷入他人的谎言结构中所产生的错位感。这正是张颂文表演中最为幽微的一层——他在审讯室中的每一次反应，都不是预先设计好的“应对”，而是一个无辜者被反复追问时那种“我怎么知道你为什么认定我有罪”的困惑与愤怒。

据片方报道，一场雨中审讯戏中，张颂文用颤抖的粤语质问“你信我定信天？”瞬间引爆观众泪点。这句台词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烈的穿透力，正在于张颂文将“冤屈”从一种激烈的外部表演转化为一种几乎失语的沉默爆发——他的声音在颤抖，但他的眼睛并未躲闪，这种眼神与声线的分裂本身就是对“清白”二字的极端诠释。

在叙事结构上，影片采用类似“罗生门”的多重视角，让不同立场的人物各自讲述着自己所理解的“所谓真相”。张颂文的表演在这种结构中犹如一座灯塔——无论其他角色的视角如何偏移，司徒伟平本人的身体和眼神始终是唯一具有连贯性的参照点。他在法庭上的强装镇定、在狱中反复写着“冤枉”的信纸堆成的小山、出狱后攥着女儿买的纸盒在菜市场人群里逆行的画面——这些表演瞬间并非情感宣泄，而是“信仰”这个抽象概念的肉身化过程。

2．悔恨与执念的合体——谭耀文的警察反类型表演

若张颂文饰演的是“无法感知的无辜”，谭耀文饰演的警员陈奖则站在天平的另一端——一个被“错误”追逐了半生的执法者。谭耀文作为横跨香港影坛数十年的实力派演员，其表演履历丰富而多元。在《纸盒藏迷》中，谭耀文呈现了一种极为克制的执法者心理变奏——他面对的并非传统的“英雄破案”叙事，而是一个命运反讽：是他当年将司徒伟平抓捕归案，而多年后，他又成为唯一坚信案件另有隐情的人。

一个警察抓到“凶手”并不难，难的是一个警察在抓到“凶手”之后，在档案封存、舆论平息、表彰到来之后，还能在漫漫职业生涯中反复回溯每一个审讯细节、重新审视每一条纤维证据，最终发现自己亲手编织的案件或许并非“所谓真相”。谭耀文的表演精准地把握了这种“迟到的正义”的苦涩质感——他在查案时无须任何高亢的台词或激烈的肢体动作，只需要一个长久凝视旧案卷宗的眼神，那里面有悔恨、有不甘、还有一种近乎赎罪式的执念。当他在影片后期擦着蒙尘的纸盒说出“真相不会永远藏在纸盒里”时，谭耀文用一个警察职业生涯的终结为这句话注入了厚重的命运分量。

3．两种表演路径的交汇——《罗生门》叙事的表演注脚

《纸盒藏迷》的叙事结构本身就决定了表演必须是多层次的、可被不同视角“阅读”的。张颂文与谭耀文的表演路径恰恰构成了这一叙事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两翼。张颂文的司徒伟平提供的是“存在的连续性”——无论外部视角如何变幻，这个人的纯洁性始终如一，他是整部影片中唯一不参与“罗生门叙事”的静止原点。而谭耀文的陈奖提供的则是“认知的进化”——他从一个执法者逐渐转变为一名求索者，从追捕到救赎。

值得强调的是，这两位演员的对手戏极少出现激烈的对抗场面。相反，影片中大部分的张力来自于二人各自在独立的时空段落中对同一段历史进行独白式的追溯。这种表演方式要求演员具备极高的内心完整性——即便不与对手同框，观众也能从各自的表演中读到“我与他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种隔着二十年的独角戏表演，远比面对面的对峙更考验演员的内心节奏感。

4．漫长的一生中，真实比“所谓真相”更重要

回到影片的核心命题：真实与“所谓真相”，哪个更重要？“所谓真相”是客观的、可以定罪的、可以被法律表述的；而“真实”是一个人的一生，是他二十年的上诉之路，是他被时代碾过之后留下的一地鸡毛。导演在影片中给出的答案微妙而震撼：“所谓真相”或许只有一种，但“真实”却活生生地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体与记忆之中。司徒伟平的无罪呼喊是一种真实，陈奖的终生悔恨也是一种真实，它们无法被同一份判决书所容纳，却同样构成了人类道德世界的基石。

表演艺术的意义正在于此——真正的表演不是在银幕上还原“所谓真相”，而是在观众的心中唤醒“真实”。当张颂文用粤语喊出“我女儿还在等我交学费”时，观众感受到的不是对这个具体案件的道德判断，而是一种被命运剥离了人生的人所共通的痛感；当谭耀文默默擦拭旧案卷宗时，观众体认到的不是刑侦逻辑的圆满，而是人类意识到自身局限后依然选择继续前行的勇气。这类跨越现实与虚构边界的动人瞬间，恰是优秀表演艺术对观众的温柔馈赠。

《纸盒藏迷》最终凭借张颂文与谭耀文的表演，将一桩四十多年前的香港旧案淬炼成一面映照现实的人性之镜。当灯光暗去，司徒伟平的脸消失在银幕尽头，我们记住的不是谁杀了谁，而是一个无辜之人在漫长的牢狱岁月中始终没有熄灭的眼神，和一个警察在用尽一生矫正自己的错误之后依然选择面对的坦然。在“罗生门”的迷雾中，表演就是那束永不熄灭的光——让真实穿过时间的裂隙，抵达每一个曾经怀疑过“所谓真相”的灵魂。

原标题：《新民艺评｜崔轶：看张颂文、谭耀文在《纸盒藏迷》中的表演》

栏目编辑：吴南瑶 文字编辑：钱卫

来源：作者：崔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