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日报）

刘文荣在复原古乐器。

刘文荣（右）在上海谭盾家里讨论《敦煌·慈悲颂》。

刘文荣在重庆大足石窟调查。

上海音乐学院演出的“丝路之乐·唐韵回响”音乐会获得巨大成功，刘文荣复原制作的毛员鼓、都昙鼓、揩鼓、羯鼓等8件乐器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 本报记者 徐 宁

地处西北的“西夏陵”将迎来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一周年。最近，身处江南的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刘文荣忙得不亦乐乎。走进他所在的乐器研究所，工作台上，几支尚未完工的西夏龙笛、凤管静静摆放，描金的龙纹初现轮廓，每一件都复刻着壁画与文献中的细节。不久之后，这些从壁画中走出的古乐器将带着千年回响，亮相纪念西夏陵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国际会议现场。

为让这些古乐器再次奏响，十多年来，刘文荣不仅精研古代乐理，更遍览史书、掌握最新考古资料，甚至深耕西夏文等冷门绝学。他带领团队踏遍戈壁，终于让黑水城遗址、敦煌壁画中记录的古乐器跨越千年再次发声。他还与谭盾等艺术家、德累斯顿交响乐团等艺术机构合作，让中华古乐登上世界舞台。

复刻西夏古乐器，千年乐声印证多元一体

走进刘文荣的工作室，目光很容易被一架精美的箜篌吸引。漆黑的琴身上，金、绿、白三色勾勒出的缠枝花纹与神鸟图案栩栩如生，指尖轻拨，清越的弦音便似从千年之前流淌而来。不远处，曲项琵琶的梨形琴身温润厚重，面板上的彩绘花卉图案典雅端庄；方响的龙头雕饰精致灵动，悬挂的铁片静静排列，仿佛正等待着被敲响，再现唐代宫廷乐舞的恢弘。

在刘文荣看来，西夏古乐器复原绝非简单的器物复刻，而是一场以考古、文献、图像为支撑的系统性学术攻坚，其背后更是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生动见证。谈及复原难点，刘文荣直言，相较于敦煌乐器，西夏乐器面临文献稀缺、实物无存、图像分散的三重困境，材料、工艺等技术难题尚在其次，完整闭合的考证“证据链”才是工作核心。

龙笛的复原过程最是曲折。刘文荣依据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献、麻布彩绘唐卡，并参考榆林窟壁画以及传世文献、实物等，先依据西夏的图像确定形制尺寸建立三维模型，再进行结构模拟，通过声学仿真测试确定最终结构，用3D打印辅助结构制作后再测试，最后经过多道工序、测试后再确定。“当时有一位阿联酋笛子演奏家用龙笛即兴吹奏，那声音立马让人‘穿越’到西夏。”

多年深耕，刘文荣完成专著《西夏乐器研究》，首次系统构建起西夏乐器研究学术框架，填补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他认为，西夏在与周边政权的音乐互动中形成独特文化，不断强化着民族文化认同，也为中华音乐文化的延续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在众多复原乐器中，作为胡琴鼻祖的西夏嵇琴最具代表性，目前已发现7件西夏嵇琴历史遗存图像。这些国内现存最早、分布最集中的图像资料，成为研究中国早期拉弦乐器发展史的核心物证。北宋沈括曾在宋夏边境写下“马尾胡琴随汉车，曲声犹自怨单于”，诗中提及的马尾胡琴，正是嵇琴一类的乐器，足以佐证西夏音乐与中原音乐的深度联结。宋词、诸宫调等讲唱文艺曲种也风靡于西夏，正如从西夏归宋官员所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西夏地处中原与西域交通要冲，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当地音乐兼具中原礼乐基因与党项民族文化特色，一件件复原的古乐器，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最鲜活的实物载体。刘文荣认为，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晶，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才造就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以嵇琴为代表的西夏古乐器，串联起宋、辽、金、西夏之间音乐文化交流的脉络，见证了各民族在文化上交往、交流、交融的漫长历程。如今，从嵇琴发展而来的胡琴，早已成为中国民族乐器的代表，千百年间传承不息的古乐，持续凝聚着民族精神，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象表达。

坚守冷门绝学，踏遍戈壁石窟求索古音

古乐器研究和西夏文字、石窟音乐考古，皆是少有人涉足的冷门领域。刘文荣扎根这片“荒漠”十余载，足迹遍布大西北的石窟戈壁，在枯燥的考据、艰苦的田野调查中坚守初心。

2008年，硕士毕业的刘文荣前往甘肃张掖任教，当地马蹄寺、文殊山等众多石窟中栩栩如生的乐舞壁画，深深震撼了他。“如果这些乐器都能发声，中国音乐史将会有多么不同？”这个念头，让他从此踏上古乐器研究之路。此后他辗转各地开展学术交流与实地考察，2012年受邀在上海音乐学院开展石窟音乐专题讲座，2014年远赴印度考察阿旃陀石窟等八大石窟，2015年又系统调研新疆石窟，一步步拓宽研究视野。

想要弄懂西夏乐器，必先攻克西夏文字这道难关。2015年，刘文荣参加宁夏大学西夏语研修班系统学习西夏文，很快就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龙笛是极具文化特色的西夏乐器，我在学习西夏文时留意到，中原汉字里笛、箫多用竹字旁，对应中原竹制乐器的传统；而西夏地处今宁夏、甘肃北部，当地少竹，民众就地取材以木材制笛，因此西夏文中这类乐器相关文字均为木字旁。”

2016年，在一场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上，著名西夏学、民族学研究学者陈育宁先生听闻刘文荣对西夏龙笛的研究成果，特意鼓励他开展乐器复原工作。这份认可与期许，让刘文荣正式开启西夏弦鸣、膜鸣、体鸣等各类古乐器的复原工程。

“如果说西夏乐器复原是在荒漠中寻找散落的拼图，那么敦煌壁画乐器的复原，则是在斑斓的色彩中打捞失落的音高。”刘文荣说，正是在对敦煌持续的研究中，才关注到西夏，也才有了后来对西夏的研究。

复原石窟壁画里的乐器，刘文荣会对乐器的每一个细节进行考古学描述，如弦轴的数量、共鸣箱的弧度、演奏者的指法姿态，甚至壁画颜料的成分分析，都可能成为判断乐器发声原理的关键证据。古乐谱虽失传，但乐器的物理结构会说话，刘文荣通过残件的材质检测、共鸣腔的声学模拟，结合当代音乐实践进行音高调试，让乐器在符合历史逻辑的前提下重新获得声响生命。

古乐器复原是音乐学、考古学、图像学、材料学交织的跨学科研究，为还原古法工艺，刘文荣北走内蒙古、南下广西寻访民间匠人，学习不用钉子、胶水，仅靠榫卯拼接的古法，掌握民间乐器制作沿用的“鲁班尺”，将千年工艺细节复刻进复原器物之中。

“第一次接触到鲁班尺时老师傅一句‘尺寸要调一公分，不然不吉利’，让我很疑惑，这和吉利有什么关系？后来才知道，鲁班尺上的刻度不仅对应吉凶寓意，更暗藏阴阳五行、五星六曜等传统哲学理念，乐器尺寸也承载着古人的文化认知。”

而这一点，在刘文荣复原西夏龙笛时得到印证。“按壁画推算出龙笛管长49.5厘米，在鲁班尺上恰好落在‘财、吉’的刻度；但加上龙头后的总长，却落到‘孤寡’的凶位。”这个细节让他联想到，龙笛为宫廷用器，唯有以“寡人”自称的帝王能使用，尺寸与身份的呼应，恰好藏着古人的规制逻辑。

在刘文荣眼中，每一件古乐器都是解锁古代审美与文化的钥匙。10余年来，他笔耕不辍，《中国石窟音乐图像大典》《丝绸之路上的石窟艺术与音乐》等多部著作入选国家级出版项目，手握20余项各级研究课题、发表论文百余篇，刘文荣成为百年南艺史上第一位以副教授身份破格获评博士生导师的教师，再过2年又破格获评教授。而他始终以“一勤天下无难事”自勉，也用这句话勉励自己的学生在冷门绝学里默默耕耘，为古乐留住一缕回响。

跨界融合创新，千年古乐绽放世界舞台

深耕学术之外，刘文荣积极推动古乐走出书斋、走向舞台。与国际知名作曲家谭盾的深度合作，让他见证了千年古乐在传承中创新、在跨界传播中焕发活力。

2015年，刘文荣以普通院校讲师身份，在国内顶级音乐期刊发表敦煌壁画葫芦琴相关论文，独到的成果引起谭盾关注。“电话一接通，谭盾就说‘我很崇拜你，看到你在敦煌壁画上的研究，妙极了’……接着要我把敦煌壁画的乐器复原出来，用敦煌壁画的乐器演奏敦煌音乐，协助他创作一部剧。”

此后，刘文荣多次陪同谭盾探访敦煌莫高窟、榆林窟，戈壁风声、河畔流水、草木声响，成为两位创作者汲取灵感的源泉。在乐曲音律的选用上，刘文荣希望完整复原唐代古乐的原生音律，最大限度还原历史风貌；谭盾则认为，纯粹的古乐音律并不符合当代人的欣赏习惯。经过几次争执，双方最后还是在“尊古而不复古”的原则下达成共识。刘文荣始终坚守“学术求真、艺术求美、舞台求情”的原则，将考古考据得出的乐器形制、音律数据作为创作根基，再结合当代审美进行艺术转化，在历史真实、艺术美感与观众情感共鸣之间搭建桥梁，让尘封的古乐真正走进大众内心。

最终，刘文荣协助谭盾打造出蜚声国际乐坛的《敦煌·慈悲颂》，2018年在德国德累斯顿完成世界首演，随后登陆澳大利亚墨尔本，收获海外观众热烈反响，也让东方丝路古乐站上国际顶尖艺术舞台。

思考传统民族乐器的传承与创新之路，刘文荣认为，乐器创新必须先寻根、再突破，脱离文化本源的创新只会沦为无根之木。面对当下AI、数字信号处理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他带领团队不断探索AI辅助古乐器声学复原、三维建模、激光测绘与声学仿真技术，利用深度学习为古乐器音色建模、优化声学效果。但同时他也保持清醒：科技可以拓展传统乐器的表现力，却永远无法取代人的审美判断与文化内核，传统制器的匠心与民族精神，必须始终坚守。

十余载行走戈壁，刘文荣写下一本本著作，既是为学界留下翔实的考据资料，也希望更多人能透过古老乐器，读懂丝路上各民族相融共生的过往。走出喧嚣的舞台与会场，他的脚步依旧回到这间工作室。那些沉睡千年的乐音，不会只停留在一时的演出里，而是伴着指尖的匠心，慢慢留在当下，走向更远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