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实猎与“开放中国”》 李骛哲 著 中华书局

　　▌猫娘

　　动荡形势下的登场

　　如果打算理解19世纪上半叶中西方碰撞的复杂性，普鲁士人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这位身兼多重身份——语言天才、冒险家、报刊编辑、外交翻译的历史角色，其人生轨迹恰如一面多棱镜，折射出那个时代东西方相遇时的种种悖论与张力。

　　1803年，郭实猎出生于普鲁士小镇派利茨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四岁失母，家境清寒，早年经历塑造了他既坚韧又敏感的性格。青年时期，他在柏林接受神学训练，深受德意志虔敬主义影响。这种精神底色，为他日后在东方的一系列冒险奠定了心理基础。

　　1826年，郭实猎受荷兰传道会派遣前往东南亚。在这里的七年，他掌握了中文，初步了解到中华文明。这一时期，他开始尝试编纂字典、翻译宗教文献。在1831年，经历丧妻之痛的郭实猎做出了改变其一生的决定：放弃在东南亚的稳定工作，独自前往清政府严格管控下的中国沿海。这次抉择不仅是他个体命运的转折，更将他推向了中西关系前沿。日后，这位通晓汉语、熟悉华人习俗的普鲁士人，很快成为各方势力竞相争取的关键人物。

　　从踏入中国海岸的那一刻起，郭实猎就再未脱离历史漩涡的中心。他的语言能力、冒险精神、文化适应力，与那个时代产生了复杂共振。而他人格中的矛盾性也将在随后二十年的经历中得到充分展现，最终塑造出一个在东西方历史叙事中都被反复书写却难以定论的形象。

身着福建水手服饰的郭实猎（1832年）

　　误读的谱系与迟来的辨析

　　郭实猎在历史叙事中长期被简单化。晚清文献如《夷氛闻记》称他为“奸夷”，奕经在奏折里咒骂“汉奸郭士立”，“可恨已极”。民国时期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并不掩饰跟从郭实猎夫人读书的经历，但对其评价谨慎。范文澜在第一版和1949年修订后的《中国近代史》中将其定性为“久居天津的大鸦片商”。在西方早期记述中，他被塑造成探险家，其游记在19世纪30年代的欧洲广为流传。

　　这些标签化的解读导致几个问题：一是掩盖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非黑即白的判断难以解释其复杂行为；二是忽略了早期中西关系的灰色地带，传教士、商人、殖民者之间的界限在现实中往往模糊；三是阻碍了对历史机制的深入理解，个人选择背后的结构因素被简化为道德评判。

　　实际上，郭实猎研究长期处于碎片化状态。他的身影出现在各类著作中，但始终缺乏系统传记。甚至他的基本信息也常出现谬误：中文姓名就有郭士立、郭甲利等20多种译法；生平年代、活动细节在不同文献中存在矛盾；其著作版本复杂，1833年至1835年间《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有英、美、德、荷等多个版本，内容各有差异。

　　本书基于中、英、德、荷等多语种档案，包括郭实猎本人著述、差会记录、官方档案、时人日记等，进行了严谨的互证与辨析。作者不仅厘清了基本事实，更重要的是建构了一个立体的分析框架。正如王维江在序言中指出的，作者“避免了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将人物置于具体的历史网络中，揭示其行为的多重动因”。吴义雄则在序中强调，本书“突破了传统中西关系史中‘侵略-反抗’的二元叙事，展现了历史现场的复杂性”。这些特点使本书成为郭实猎研究乃至早期中西关系史领域的重要突破。

　　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交织

　　通过本书，李骛哲展现了一个充满内在张力的郭实猎：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并存，崇高追求与世俗算计交织，好大喜功与细致务实兼具。

　　郭实猎深信自己是来拯救这片土地的，其书信中充满热忱，如1831年他写道：“我无法形容地爱中国人，是的，我渴望他们的幸福。”他自费购药为人治病，尝试帮助华人戒除鸦片瘾；在代理宁波民政时，他认真审理诉讼，维持秩序，被当地百姓称为“郭太爷”，甚至有诗称赞“自来官府断事不如郭爷速”。这些细节显示，他的慈善行为确实有真情实感投入。然而，同样是他，却也毫不迟疑地参与鸦片走私。1832年，他受怡和洋行雇佣，以医生和翻译身份登船，北上贩卖鸦片。他用鸦片商人的钱印刷传教册子，似乎并不在意这些资金的肮脏来源。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一方面利用鸦片贸易赚钱传教，另一方面又在诊所帮助人戒烟。

　　郭实猎的性格缺陷也暴露无遗。他夸大个人功绩，隐瞒他人援助，如马礼逊曾无偿提供传教册子，他却宣称没有得到大力支持。他急于求成，好大喜功，创办的教会最后因内部腐败、成员倒卖书籍、骗取川资而崩溃，甚至他亲自培养的接班人韩山明也参与了调查与批评。1850年调查曝光后，郭实猎的声誉彻底崩塌，次年即郁郁而终。

　　李骛哲并未将以上种种矛盾性粗暴判断为虚伪使然，而是结合历史语境运用人格与心理分析、解读。他指出，郭实猎的早期经历——贫寒出身、妻子早逝、事业一再受挫，塑造了他既极度渴望成功，又带有自我毁灭倾向的复杂心理。当妻子病逝后，他在信中写下“必须行动起来，否则我就必须去死”。这种殉道者般的狂热驱动他冒险北上，既是为工作，也是为逃离个人痛苦。

　　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郭实猎这一案例，揭示了当时整个西方传教士群体的普遍困境与矛盾。早期来华传教士如马礼逊、裨治文、卫三畏等，大多与鸦片商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接受鸦片商的捐款，在鸦片商支持的机构中任职，甚至默许或参与鸦片贸易。马礼逊安排儿子马儒翰为鸦片商工作，裨治文主持的“马礼逊教育基金会”理事多是鸦片商，伯驾参与的“中华医务传教会”同样有鸦片商担任副会长。这种关系的根源在于现实利益的纠葛：传教士需要资金和庇护，商人需要翻译和文化中介。

　　李骛哲指出，传教士对鸦片贸易的公开谴责与私下妥协，反映了他们在道德理想与现实利益之间的挣扎。郭实猎的极端性在于他较少掩饰这种矛盾，而其他传教士则更善于维持表面上的道德纯洁。这种分析使本书超越了个人传记的范畴，成为对早期中西关系权力结构的深刻剖析——国家间的对抗与合作，背后往往是具体利益集团的博弈。

郭实猎创办的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书影

　　镜鉴当代

　　今日香港的“吉士笠街（Gutzlaff Street）”、上海曾有过的“郭实猎信号塔”，都标记着这一复杂人物的存在。他主编了中国境内第一本华语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鸦片战争的关键参与者，也是内地最早传道会“汉会”的创始人。近年来，郭实猎的旅行记、著作集陆续出版，但李骛哲的这部传记，以其扎实的史料、敏锐的分析和平衡的视角，首次为读者完整而立体地重现了这一近代史上无法绕过的人物。

　　本书的价值，远不止于还原一个历史人物或展示研究方法。它通过郭实猎这一极端而典型的案例，深刻地揭示了早期全球化进程中一种危险的共生逻辑：传教士利用鸦片贩子提供的资金印制书刊、开办学校，以“开化”与“拯救”为名的思想渗透，与以鸦片贸易为载体的经济掠夺和身体摧残，竟如此并行不悖、相互滋养。这些“崇高目的”与“肮脏手段”不断结合的秽土转生，构成了19世纪西方冲击下古老中国所面对的一种复合型的侵蚀模式。

　　历史的回响从未真正远去。在思想、文化与经济交往空前密切的今天，各种形式的“渗透”或许已改头换面，但其内在的权力逻辑与混合策略，依然值得当代国人保持清醒的审视与警惕。本书如同一面映照古今的镜鉴，提醒着人们：在理解他者与捍卫自身之间，那份复杂而艰难的平衡，永远需要基于历史的深度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