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照（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哲学院讲师）

　　在《孟子》中，有很多段落都关涉到战争，在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的形势下，小国忧虑于国家存亡的问题，大国在相同的紧迫感驱使下，也会积极地发动战争，谋求进一步的壮大。在这个局面下，诸国君主问政于孟子，自然多汲汲于如何富国强兵，以便在战争中获胜。而孟子却常常批评他们的好战之心，强调如果能施行仁政，令“民可以养生送死无憾”，自然可以使天下之民至，不言利而致王道，最终达到“仁者无敌”的效果。在《公孙丑上》，孟子更是提出“天吏”这一概念，来说明“仁者无敌”何以可能：为天吏者如能施行仁政，使邻国之民皆能视君主如父母，“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在孟子看来，施行仁政、为民父母不仅赋予君主统治的合法性，也保证了其统治的延绵长久，这才是天吏能够“无敌于天下”的真正意涵。然而，孟子以天吏为“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所谓“王天下”指向的显然并不仅仅是一国的自我保全，也蕴含着攻伐他国的必然性。孟子周游列国，期待的正是一个可以“王天下”的君主，来拯救天下苍生。程子准确地把握了孟子的用心：“至孟子时，七国争雄，天下不复知有周，而生民之涂炭已极。当是时，诸侯能行王道，则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劝齐梁之君也。”孟子劝齐宣王勿好小勇，希望他能效仿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从现实的角度说，实际上必然要面对齐国发动战争，对外出兵的问题。那么，孟子本人是如何看待战争的正义性问题呢？讨伐君主失道的国家，是否就是正当的呢？在《公孙丑下》中，记载了孟子对齐国君臣想要征伐燕国的回应，其中的微妙态度，值得深究。

　　齐大臣沈同私下会见孟子，询问“燕可伐与”？这一问并非空穴来风，当时燕王子哙让国于相国子之，太子平与将军市反叛，攻子之而不胜，燕国大乱。数月内，死者过万，百姓离志，似乎正是出兵的好时机。而孟子也指出燕王将君位私相授受，不得天子之命，是有罪而可伐。可以想象，沈同必然将孟子的表态回报给了齐王，按照《史记·燕召公世家》的记载：“孟轲谓齐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司马迁也以为，孟子在此次事件中是积极推动的。从结果来看，齐国也确实取得了初步的胜利：“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君哙死，齐大胜。”但在《公孙丑下》的这条文本中，齐国伐燕之后，有人问孟子可曾劝齐伐燕，孟子却否认了。孟子称，他对曰“可”，仅就燕可以被伐而言，而非就齐可以伐燕而言。他明确指出，唯有天吏，方可以伐燕。那么，何者方可以称为天吏呢？赵岐注云：“天吏者，天使也。为政当为天所使，诛伐无道，故谓之天吏也。”《说文解字》释“吏”云：“吏，治人者也。”天吏，即天所命，使之治人、为政者也。为此，孟子进一步举例阐明：“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也就是说，在孟子的比喻中，杀人者固然有取死之道，但真正能够行刑的是有王命的士师。同样，能够诛伐无道之燕的，唯有得天命的天吏，而非与燕王“五十步笑百步”的齐王。孟子的判断得到了现实的印证，虽然齐国伐燕大胜，但是燕民最终反叛，齐王事后也表示“甚惭于孟子”。

　　整体上来看，孟子并不赞同这次战争，所谓“为天吏，则可以伐之”是与沈同对话中的未尽之言，也是孟子真正的态度。但问题在于，如果孟子认为齐不可伐燕，并且理据清楚如此，为什么一开始不和沈同分说明白，而留下了半句，隐而不言？这点当然会引发后世质疑，如《论衡·刺孟》中，王充直接点明了孟子在道德和智识上的两难困境：如果孟子仅仅是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燕可伐乎”这个问题，而没有读出沈同乃至齐王的潜台词，似乎未可称“知言”；而如果孟子“知言”，则引发了更严重的，道德层面的质疑。司马光在《温公疑孟》中甚至怀疑孟子是否具有仁德。军旅之事关系着国之存亡、民之生死，如果孟子明知道此举不可行，徒残民危国，那么他似乎有充足的道德义务去阻止，而非坐视其发生。是以后世的辩驳中，多强调发动战争本身并非不可取，关键在于齐王攻燕之后，能否顺天应民，如杨时有云：“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齐王能诛其君，吊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杀其父兄，虏其子弟，而后燕人畔之。乃以是归咎孟子之言，则误矣。”燕国失道，是以齐国往而征之，确实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证实了“夫谁与王敌”，但齐国最终的失败，完全是“自作孽，不可活”。其实，在《梁惠王》篇中，记载了孟子与齐宣王的诸多对话，都是从各种角度劝导君王施行仁政，可惜的是，齐王还是未能践行，辜负了孟子的循循善诱。

　　战争是国家大事，征伐别国无疑对统治者的德性有更高的要求。孟子言征伐，必称汤武，是以古代圣贤为典范，也蕴含着他对当世君王的期望：君主欲王天下，必然需要有仁德、行仁政，然后天命所归。一如张栻所云：“所谓天吏者，其德有以当天心，故天命之以讨有罪，汤、武是也。”汤放桀，武王伐纣，孟子皆不以为悖逆纲常，视杀残暴之君为杀一独夫，正是因为汤武既得天心，天命也已经转移。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并没有因纣桀残暴，而言人人皆可诛杀之，是以赵岐反复申明：“天吏，天所使，谓王者得天意者可……言燕虽有罪，犹当王者诛之耳。”天吏，必然是已得到天命的王者。就像在孟子的比喻中，并非先有为民除害者，王后命为士师，而是士师能够遵循王命，公正刑罚，才获得了诛杀罪人的正当性。是以《正义》亦云：“此章言诛不义者必须圣贤”，齐国不可伐燕，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齐王还不具备圣贤之心，因而还没有得到天命。

　　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孟子看来，承天命，顺天心，是为天吏的必要条件，却并非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哪怕邻国国君无道、陷溺其民，君主于己国能行仁政，也不必然拥有征伐他国的正当性。实际上，在齐人伐燕初步获胜后，孟子已经对齐宣王有过劝诫。齐王道貌岸然地犹疑是否取燕，问政于孟子，而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武王在《孟子》的语境中当然都是仁者无敌的代表，纣王也是众叛亲离、可讨的暴君，然而，文武之际犹有取与不取的分别。由此可知，在孟子看来，君主既为天吏，能否遵天命征伐，最终仍要取决于当时的民心向背。

　　在这个意义上，孟子言说天吏时所强调的天命，并非抽象的时运转移，而是以当时当世的民心为验，以此构成对发动战争正义性的根本确认。就像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中指出的：“天无谆谆之命，自民视听而已矣。箪食壶浆以迎之，诛君吊民而绥之，则即此而已为天吏矣。”而在现实政治的层面上，孟子讨论发动战争时，没有聚焦于别国统治的正义与否，却着重强调“民悦则取”，其中流露出的审慎更显得尤为重要。在一国的统治中，总能找到不那么完美的地方，如果他国统治的不当直接构成发动战争的正当性，那么国家之间恐怕就永无宁日，任何治国弊端都可以被当作挑起战争的借口。在周室衰微、礼崩乐坏的时代，不得周天子之命固然构成燕国君之罪，但恐怕孟子也没有那般迂阔。子之得位不正，太子平等人与之相争，导致燕国百姓流离丧乱，才是燕国可伐的真正原因。但在孟子看来，讨伐失道之国就其自身而言并非正义，只有君主真正富有仁德，修行仁政，得到本国之民、邻国之民，乃至天下之民的拥护，在实践中证成民心所向，才具有发动战争的正义性。

　　《光明日报》（2026年02月14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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