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写大宛名马的《房兵曹胡马诗》中说:“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大宛名马的神骏跃然纸上。当战马的嘶鸣穿透历史烟云,当马蹄的声响敲击帝国命脉,那些曾经奔腾在中华大地上的名驹,早已超越了坐骑本身的意义。它们承载着帝王的雄心,见证着王朝的兴衰,甚至改变着历史的走向。从西域的天马到昭陵的石刻,从赤兔的传奇到乾隆的骏图,每一匹名马背后,都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农历马年即将到来,我们不妨来聊聊中国古代的名马,循着这些四蹄印记,走进那段马背上的中国史,探寻一匹马究竟如何载动一个庞大帝国的命运。

　　□孙晓明

天马西来

汉武帝的名马执念

　　两千多年前的未央宫中,汉武帝刘彻正对着一张西域地图沉思。他的案前放着张骞带回来的奏报,其中一行字被朱笔反复圈点:“大宛有宝马,汗血,号天马子。”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不仅看到了马,更看到了马背后广袤的西域、潜在的威胁与无限的机遇——那是一条足以牵制乃至斩断匈奴右臂的战略通道。

　　《史记》记载,当西域使者传来大宛有“汗血宝马”的消息后,这能日行千里、肩胛渗出鲜红汗珠的神骏就成了武帝的执念。其后,当乌孙国献上良马时,他兴奋地翻阅《易经》,援引“神马当从西北来”之句,先将乌孙马命名为“天马”。但这远不能满足他对更高品级战马的渴望。

　　一场因马而起的外交风波就此上演。汉使车令携千金及黄金铸造的金马前往大宛,求换贰师城的汗血宝马。傲慢的大宛国王拒绝了,汉使愤而“椎破金马”,大宛则截杀汉使。消息传回长安,汉武帝震怒。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他封宠妃李夫人之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兵数万远征大宛。这场第一次远征因路途遥远、补给困难而惨败。但汉武帝不惜“赦囚徒,发恶少年及边骑”,于太初三年(前102年)倾全国之力再度西征。三年后,汉军兵临城下,大宛贵族杀国王、献马求和。

　　当数十匹汗血宝马终于踏进长安城时,汉武帝亲自作《西极天马歌》:“天马徕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他随即将“天马”的尊号转赐给这些大宛汗血马。这场耗费巨大的战争,表面为马,实则一举打开了汉朝经略西域的大门。汗血马不仅是顶级坐骑,更是帝国威德的象征——有了它们,汉军骑兵得以进一步与匈奴抗衡；而这条因求索天马而强力开拓的道路,更为日后丝绸之路的辉煌奠定了基石。

赤兔悲歌

一匹马的乱世浮沉

　　如果说汉武帝的天马承载的是帝国野心,那么三国时期的赤兔马,所背负的则是个体英雄的命运悲欢。

　　关于赤兔马的记载,正史与演义之间有着意味深长的差别。《三国志》中仅平淡提及吕布“有良马”,而后世《三国演义》则将其塑造成贯穿乱世的一则活传奇。它的名字“赤兔”本就暗藏威仪——有学者考证,“兔”古时可通“菟”,而“菟”在楚地方言中指虎；“赤菟”即红色的猛虎,喻其骁烈非凡。更有《瑞应图》称,赤兔乃祥瑞之兽,唯有德之君现世时方会降临。

　　这匹被赋予神性的骏马,一生却辗转于诸雄之间。它先后跟随暴虐的董卓与勇而无谋的吕布。民间所谓“人中吕布,马中赤兔”,虽是英雄宝马的绝配,却终随吕布殒命白门楼而告一段落。此后,赤兔为曹操所得。这位深谙驭人之术的枭雄,明白宝马须赠英雄,遂将其转赠给关羽,由此成就了“关云长千里走单骑”的千古绝唱。

　　最令人唏嘘之处,在于关羽败走麦城身死之后。《三国演义》写道,赤兔马被孙权赐予部将马忠,竟“数日不食草料而死”。此虽是文学渲染,却深深契合了中国文化中“良驹择主、忠贞不渝”的精神信仰——马不仅是坐骑,更是忠义气节的化身。一匹马的绝食而亡,映照的是整个时代对气节的渴慕与呼唤。

昭陵六骏

石刻上的帝国记忆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长安城外的九嵕山。这里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北司马门内,曾矗立着六块巨大的青石浮雕——这便是闻名中外的“昭陵六骏”。

　　每一块石刻,都是一段浴血奋战的往事。李世民曾为它们一一亲撰赞语,字字铿锵:

　　飒露紫,是征讨王世充时所骑的战马。那场战役中,李世民率轻骑深入敌阵探查,不幸被围。飒露紫胸前中箭,大将丘行恭立即下马,将自己的坐骑让与主公,又转身为飒露紫拔箭,执刀步战护主突围。石刻之上,丘行恭正轻抚马颈,小心拔箭,战马微微后缩却依然挺立——这一瞬间的坚毅与温情,穿越千年,犹令人动容。

　　拳毛騧,李世民平定刘黑闼时所乘。此马身中九箭,前六后三,依旧载着主人冲锋陷阵。青骓,虎牢关大战窦建德时飞驰如电,身中五箭而战意不减；什伐赤、特勒骠、白蹄乌……每一匹都是李世民从秦王到天子的生死见证。

　　这些浮雕由阎立德、阎立本兄弟设计图样,无名匠人悉心凿刻而成。战马结实的肌腱、飞扬的鬃毛、中箭后依旧不屈的神态,被永恒定格于青石之上。这不仅是唐代石刻艺术的杰作,更是大唐开国武功的纪念碑——马背上打下的江山,终究以马的石刻来铭记。

　　然而,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让这批国之瑰宝饱受劫难。民国初年,国内文物贩子勾结境外势力,将六骏拆解盗运。其中,“飒露紫”与“拳毛騧”被粗暴切割,先被运至北京,意图售予袁世凯之子袁克文。袁以石刻残损为由拒收,两骏后被美国古董商购得,远渡重洋,今藏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另外四骏在盗运过程中被当地民众发现并拦阻,虽免于流失海外,却已遭不同程度损毁。2010年,中国学者首次赴美对海外二骏进行三维数据采集；2017年,陕西文物部门借助数字技术,令六骏在屏幕上实现“重聚”。然而,实物归国之路依然漫漫——它们不仅是石刻,更是一段被割裂的民族记忆。每当我们在博物馆的复制品前驻足,那些残缺的痕迹仿佛仍在诉说:国家强盛时,骏马载英雄驰骋天下；国力衰微时,连石头刻的马亦难以保全。

玉花骢照夜白

盛唐气象的华丽注脚

　　开元天宝年间,大唐国力臻于鼎盛,连皇帝的爱马也被赋予诗画般的名号——玉花骢、照夜白。

　　玉花骢是一匹青白相间的骏马,杜甫在《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曾追忆画家曹霸奉命绘此马时的场景:“先帝天马玉花骢,画工如山貌不同……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照夜白则通体如雪,夜间奔驰恍若一道流光照亮旷野。画家韩干为其所绘的《照夜白图》,捕捉了它被系于柱侧却昂首嘶鸣、四蹄欲跃的瞬间,那股不甘羁束的雄骏之气,恰是盛唐精神的生动写照。

　　唐玄宗爱马,不仅为骑射征行,更将其演绎为一场风雅的文化盛事。每年在兴庆宫举行舞马表演,数百匹训练有素的马身披锦绣、络以金铃,随《倾杯乐》节拍应弦起舞,甚能口衔酒杯,跪拜献寿。这极致的奢雅背后,依托的是唐代空前繁盛的养马体系——朝廷推行监牧制度,全盛时官马逾七十万匹,西起陇右、东跨河套,牧场辽阔如云。

　　然而,安史之乱的战火踏碎了这场盛世的狂欢。那些曾随乐起舞的宫廷舞马,大多流落民间,甚至因姿态奇异而被误作妖物捕杀；照夜白跟随玄宗仓皇奔蜀,玉花骢则在乱中湮没无闻。马的故事,至此成为帝国由盛转衰的悲凉隐喻:当君王从开拓疆土的鞍鞯上走下,沉溺于宴乐与戏马的华美幻影时,危机已然步步紧逼。

名驹识英雄

岳飞与他的无声战友

　　南宋绍兴年间,抗金前线。岳飞麾下有两匹特殊的战马,《宋史》记载它们“日啖刍豆数斗,饮泉一斛,然非精洁则不受”。这份近乎执拗的挑剔,正透露出其非凡的血统。更令人称奇的是它们的耐力:“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奋迅,自午至酉,犹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无事然。”

　　这堪称冷兵器时代的顶级战马。岳飞遇害后,两匹坐骑下落不明,正史再无记载。然而在民间传说里,它们或绝食殉主,或突围隐去——在百姓心中,忠臣的良驹,亦当有忠义之魂。

长陵八骏

明成祖的马背江山

　　时间跳转到明永乐年间。北京昌平天寿山下,明成祖朱棣的长陵享殿前,也曾矗立八座石马——长陵八骏。这显然是对唐代昭陵六骏的追慕与致敬,但每一匹石马背后,都承载着属于永乐朝的开国记忆。

　　据明代笔记《双槐岁钞》记载,八骏各有名号:龙驹、赤兔、乌兔、飞兔、飞黄、银褐、枣骝、黄马。它们随朱棣历经靖难之役的大小血战,每一匹都曾中箭负伤:

　　郑村坝之战中,龙驹中箭,由都指挥丑丑拔箭救马；白沟河血战中,赤兔中箭,都指挥亚失铁木儿护主换骑；东昌之围时,乌兔中箭,都督童信亲自拔箭救马……石雕虽无言,通过这些零星的记载,却仍能想见朱棣如同当年的李世民一般,亲冒矢石、冲锋陷阵。马背上的伤痕,正是王朝鼎革之际刀光剑影的印记。

　　有趣的是,朱棣的坐骑中再现“赤兔”之名——这二字跨越千年,自三国至明代,始终是良驹的代称。八骏名中多含“兔”字,如飞兔、乌兔、赤兔,或许正暗合古人“骏马迅疾如兔”的想象。可惜的是,长陵八骏的实物遗存与文献记载均不如昭陵六骏完整,它们静静立于十三陵的苍松翠柏之间,仍在等待后人更深入地解读那段“马背上的靖难”往事。

木兰秋狝

乾隆的马背政治

　　当历史步入清代,马的故事在乾隆朝演绎出集政治、艺术于一身的独特终章。

　　每年秋季,乾隆帝率众北赴木兰围场,举行“秋狝”大典。这并非仅是游猎,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展演。皇帝通过亲驭骑射,检阅满洲、蒙古子弟的武勇与忠诚,重申“国语骑射”的立国之本,以巩固边疆统治。马,在此成为维系帝国武统与民族认同的核心仪仗。

　　乾隆对骏马的钟情,更升华为系统的艺术创作。他命宫廷画家——尤以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为代表——为御马绘制肖像。郎世宁以西洋写实技法捕捉马的形神,中国画家则辅以山水意境,共同创作出《十骏图》《乾隆皇帝大阅图》等一系列作品。这些画作既纪实又颂圣,将良驹与帝王威仪一同铸造成视觉典藏。

　　至此,马的形象在乾隆时代完成了关键转换:从唐代昭陵六骏那样铭刻战功的“武功纪念碑”,转变为融会祥瑞、君主品位与“万国来朝”象征的“文化珍品”。随着冷兵器时代渐远,马虽逐步退出实战核心,却被乾隆极致地美学化与仪式化,最终凝固定格于《石渠宝笈》的典册之中,为帝王名马的千年叙事,落下一个浓墨重彩的收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