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毅是慈禧最宠信的军机大臣之一，1900年力主招抚义和团，在追随慈禧西狩途中病死，死后仍被作为“祸首”追责。1899年刚毅南巡，目的是帮慈禧搜括，意料之外的“成果”是促使广州“七十二行”商人联合体形成。清末新政时期，广州“七十二行”势力崛起，总商会无法代表商界，从全国范围来看是比较独特的现象。

从“十大行”扩张而来

有句俗话以前比较流行，叫做“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行行出状元”本意是宣扬职业无贵贱、鼓励成才，至于“三百六十行”具体包含哪些行当，大概很少人会追问。认真考究起来，原本应该叫“三十六行”，后来为了与下半句对称，才升格为“三百六十行”。广州没有“三十六行”“三百六十行”说法，而是流行“七十二行”。这个词约定俗成，由来有自。“三百六十行”并没有确切名单，但广州“七十二行”则确有明细名目。

1906年，《七十二行商报》社长罗啸翱撰写发刊辞称：“溯七十二行之名目，始成于科场供应，继彰于商包厘金，至此次粤汉路事担任收股，而社会之信仰愈益隆重。”（罗啸翱：《粤省七十二行商报发刊辞》）换言之，广州商会联合体的形成，源自“科场供应”，在“商包厘金”事件中形成，到1906年粤汉铁路招股时大放异彩。所谓“可场供应”，是指科举考试所需笔墨纸张、桌椅等用具以及工作人员饭食开销等等，由行会商人无偿提供。为确定“科场供应”中各行商人的负担份额，行会领袖需要集会商议，确定各行负担份额，因而初步形成松散的行会联合。“商包厘金”则是刚毅南巡的产物。

《七十二行商报》报头

广州原有“十三行”，指官方批准从事外贸垄断生意的官商，具体数目随时增减，不一定等于13家，但仍以“十三行”称之。“十三行”同时也指场所，即太平门外珠江边的商馆区。至今，广州荔湾区仍有“十三行路”，为商馆区的最北端，外洋行会馆（十三行商人议事、接待场所）即设于此。《南京条约》签订后，十三行体制解体，广州经济从外贸主导转向内外贸并重，行业分工加速，至同治年间出现“办科场时有十大行”说法。（邱捷点柱《杜凤治日记》第五册第2520页）负责科场供应的大概属于实力雄厚的行当，叫做“大行”，有“大行”即有“小行”，故实际行会数目不止此数。1871年，“十大行”领头发起成立爱育善堂，从该善堂的征信录来看，实际发起善堂的有31个行当之多，明细如下：

银行（银号行业）、麦面行、当押行、咸鱼行、土茶行、菜栏行、土丝行、檀香行、玉器行、珍珠行、北江行、鸭栏行、油行、米埠行、经丝行、烟丝行、京果海味行、果栏行、颜料行、南北行、麦子行、疋头行、药材行、参茸行、花生芝麻行、鲜鱼行、洋杂货行、酱料行、南番布行、米糠行。

现代“银行”一词即源自广州，香港外资银行用于自称，通过上海传播到全国。（陈晓平：《近代“银行”应出自香港》，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106560）广州行会有些名称颇为费解，不好望文生义，如“北江行”经营北江流域的药材，但与“药材行”分开。

1884年，为筹措中法战争军费，“省垣二十二行奉献札捐输助饷，报效朝廷，兹闻各行店现设有章程，自五月而后按期备缴，以及要需，亦可见粤民之急公矣”。可见此时已增至“二十二行”。次年，两广总督张之洞设立牙捐局，“凡属省中行户，仍照爱育堂之十大行开列名次，着人到值事或会馆或公所催赴牙捐局开收”。（《循环日报》1884年5月24日，1885年1月8日）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两广总督李瀚章向“七十二行商人筹借银一百万两”。（1894年10月30日《申报》）这是迄今所见“七十二行”最早的文字记载。从同治年间的“十大行”到1884年的“二十二行”，1894年增长到“七十二行”，为时约30年。“七十二行”囊括了广州的主要行业，但形成一个实体性的各行业联合体，则要到1899年，其契机是“商包厘金”。

甲午战争后，维新思潮风起云涌，维新人士提出各项改革主张，其中之一是振兴商务。1897年，康有为门生徐勤在澳门《知新报》撰文，提出“开商会”的主张：“泰西各国莫不有会，而获效之速以商会为最。葡、荷之抚有南洋，美国之富甲诸国，英国之地遍五洲，皆由斯道也。吾粤诸商所在有会，凡诸会者不过作岁时伏腊之事，宾客酬剧之所而已。西共堂，七十二行之总会也，而徒藉为要挟长官之具。”（徐勤：《拟粤东商务公司所宜行各事》）此文站在朝廷立场措辞，将七十二行与官场讨价还价贬称“要挟长官”。“七十二行”联合体实即商会的雏形。

七十二行议事厅西共堂

刚毅广东宦历与南巡动机

刚毅为光绪二十年至二十六年的军机大臣，地位重要，《清史稿·刚毅传》、《清代七百名人传·刚毅传》所记宦历比较疏略，笔者杂采《申报》《实录》加以补充。

刚毅，满洲镶蓝旗人，同治五年以笔帖式议叙主事，八年保员外郎，光绪三年参与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光绪五年转补郎中，京察一等引见，奉旨交军机处以道府用，六年（1880）除广东惠潮嘉道，七年擢江西按察使，八年调直隶按察使，1883年春除广东布政使，1885年升任山西巡抚，1889年调江苏巡抚，1892年移广东巡抚，1894年以礼部右侍郎内召，旋入军机。刚毅此前三次在广东当官，对广东财税情况比较熟悉，与广东商界人物有密切交往。

刚毅以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而大红大紫，之后如坐“直升飞机”，升迁极速，为太后面前的红员之一。此案得以平反，除当事人亲属积极申诉外，有江浙京官抑制湘系势力的背景，当时的浙江巡抚杨昌濬为左宗棠亲信。刚毅死后，坊间多流传他读白字的笑话，夸大其词，想系编造。《凌霄一士随笔》为刚毅辩诬，认为“世传其种种笑柄，如以‘追奔逐北’为‘追奔逐比’，‘庾毙’为‘瘦毙’，称孔子为孔中堂，皆恶之者甚其词，不足信也”。他是刑部管事司员，对刑案、文书十分熟悉，应该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只是旗人谈吐鲜见引经据典，多说大白话，为饱学的汉人所讥。比如他在御前举荐武将龙殿扬，称之为“奴才之黄天霸”，用京剧人物作比，语涉鄙俗，但不足为病。龙殿扬出身淮军，中法战争时入粤，长期在两广为官，刚毅应该是宦粤时与之熟悉。

甲午战败，清廷须赔付巨额战争赔款，财政几近崩溃。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廿五日，廷寄各省督抚：“现在事机日迫，欲图自强，必以修明武备为第一要义。惟是出入两款不敷甚巨，前曾谆谕各该省将军、督抚严杜厘金中饱，汰除练兵冗数，旋据陆续覆奏，并未将厘金中饱之数和盘托出，所裁兵勇亦未确查空额。兹据刚毅面奏，今天下之急，莫如练兵、筹饷。练兵须练可用之兵，筹饷须筹常年之饷。即如国初取民有制，既无厘金，又无杂税，而未尝患财不多、兵不强。今欲筹兵饷，应先由户部查明咸丰三年以前各省岁入、岁出之数，原有入款不准欠，原有出款不必裁。其三年以后续增入款日厘金、日杂税、日洋关、日土药……应饬户部查明续增入款、出款共有若干，可裁则裁，可减则减，务将练勇之空额开除，厘金之中饱严杜。……惟是外省用款，疆吏实总其成，着即严饬在事各员，厘剔弊端，力除中饱，尤须正己率属，以期大法小廉。应如何认真整顿，集成巨款，是在该将军督抚激发天良，认真整顿，应即详细确实覆奏。”（《清实录》第57册第386-387页）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督抚、地方官不会因一纸廷寄即采取“割肉”行动。

戊戌政变后，慈禧排斥附和康梁的汉人，用满人荣禄练兵，刚毅筹饷。1899年，慈禧派刚毅南下江苏、广东筹款。两江、两广总督为了应付目前，在讨价还价之后被迫先答应下来，无非挖东墙补西墙、闪展腾挪，江南被迫停办了一些学堂，长远来说仍是国家损失。刚毅南下广东，无意中催生了“七十二行”商人联合体，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商包厘金”

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二十八日朝廷上谕称：“从来练兵筹饷，事理本属相因。近日朝廷整顿庶务，于筹饷一事尤在所当急。各省关税、厘金、盐课等项取之于民，岁有常经，倘使各督抚能认真整顿，裁汰陋规，剔除中饱，事事涓滴归公，何患饷源不济？无如封疆大吏瞻徇情面，不能力祛因循积习，以致委员司巡人等窟穴其间，种种侵欺，难以枚举。积弊至此，若不认真革除，日复一日，将复何所底止？著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九卿，将各省关税、厘金、盐课详加查核，应如何杜绝弊端，裨益饷项，总期朝廷不加取于民而国用藉资挹注，以维大局而济时艰。至各部院堂官，如有洞悉各省情形、实在可资整顿者，不妨各摅所见，用备采择，务须坐言即可起行，不可以空文敷衍了事。”（《清实录》第57册第842-843页）同月，慈禧“著派刚毅迁往江南一带查办事件”。以往派大臣往地方查案，多为查办官员渎职、贪污等案，此次目的是提取中饱以裕度支。

六月，朝廷命刚毅与直隶总督裕禄等酌提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馀利归公。七月，上谕称“广东地大物博，叠经有人陈奏，各项积弊，较江南为尤甚，诚能认真整顿，必可剔除中饱，筹出巨款。刚毅曾任广东巡抚，熟悉地方情形，著即督同随带司员剋日启程前往该省，会同督抚将一切出入款项悉心厘剔。应如何妥定章程、以裕库款之处随时奏明，请旨办理”。

刚毅曾任广东布政使、广东巡抚，掌握广东全省财税状况，也跟两广一些武官十分亲密。晚清时期广东武将多参与经商，与商人关系密切。刚毅于八月初五日（9月20日）抵达广州，与两广总督谭钟麟反复磋商，八月十四日上奏：“查该省岁入之款，以厘捐为大宗；弊窦之多，亦宜厘捐为最甚。”考虑到广东毗邻香港，若单纯加大厘金征收比例，华商将从洋商手里取得洋票，走漏更重。刚毅熟悉的总兵黄金福居间联络，撺掇几个“商首”提出“商包厘金”方案，即由“七十二行”协商一个上缴厘金总额，“商首”承包，表面上似乎更为可行。

9月26日，“钦宪刚子良中堂廿六日已分往各宪辕门一一拜辞，闻俟招商局之‘广利’轮到省之日即启节而去矣。至广东全省厘金现由商人包承，岁缴银四百万两，已详之报。刻下商人已将章程分向各大宪辕递禀，如何批示现尚未悉，想此数日间必有明文，但此事已有成议，亦更无更变矣”。（1899年9月27日广州《中西报》第二版）12月11日上谕称：“刚毅于广东省城差次电奏，广东七十二行商人请将厘金官督商办，情愿每年认缴洋银四百万两。”（《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2册第163页）

在刚毅抵粤以前，粤省每年征收厘金从未超过二百万。承办厘金的“商首”岑敬舆、麦英俊、吴培章、黄健光四人承诺每年认缴四百万，但实际呈缴不足。从二十六年六月初一日到九月二十六日，本应缴纳1622222两，实际只呈缴及拨抵1185247两，欠缴43多万两，九月底被广东巡抚德寿斥退。两广总督陶模上奏认为：“伏查广东厘金，自西江通商以后洋单畅行，抽收实有为难，包商本属非计，当时刚毅之固执更张，盖商等之冒昧承揽，实皆黄金富为之迎合播弄。”尽管陶模认为刚毅估计错误，仍按官场习惯继续勒追欠款，致使岑敬舆忧惧而死。（《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4辑第156-157陶模奏折；1901年4月29日《申报》）岑敬舆虽死，但“七十二行”联合体作为集体行动团体已经形成。

“七十二行”细目

2004年邱捷教授发表《清末广州的“七十二行”》一文，率先利用罗啸翺《粤省七十二行商报发刊辞》，阐述七十二行产生的原因。“七十二行”具体包括哪些行当，各类文献记载迭有出入，邱捷列出1907年日本外务省《清国事情》版本，与《番禺县续志·实业志》进行比较，指出《实业志》只列出71个行当，与《清国事情》版本相比，名称相同者只有17行。邱捷认为：“七十二行”并非实数，只是商业、手工业的泛称，“究竟包含哪些行业，当时就已经言人人殊。”笔者浅见，觉得“七十二”虽然是个概数，仍反映了行会数目远多于36行的现实，否则会用“三十六行”名称。笔者在此列出《番禺县续志·实业志》的明细版本供参阅：

广州商业以七十二行著称，七十二行者，土丝行、洋庄丝行、花纱行、土布行、南海布行、纱绸行、上海绸布帮行、疋头行、绒线行、绸绫绣巾行、颜料行、故衣行、顾绣班靴行、靴鞋行、牛皮行、洋杂货行、金行、玉器行、玉石行、南番押行、下则押行、米埠行、酒米行、糠米行、澄面行、鲜鱼行、屠牛行、西猪栏行、菜栏行、油竹豆行、白糖行、酱料行、花生芝麻行、鲜果行、海味行、茶叶行、酒行、烟叶行、烟丝行、酒楼茶室行、生药行、熟药行、参茸行、丸散行、薄荷如意油行、磁器行、潮碗行、洋煤行、红砖瓦行、青砖窑行、杉行、杂木行、铜铁行、青竹行、电器行、客栈行、燕梳行、轮渡行、书籍行、香粉行、银业行、银业公会、矿商公会、报税行、北江转运行、北江栈行、南北行、天津公帮行、上海帮行、四川帮行、金山庄行，是也。……七十二行之名，系因光绪间大学士刚毅来粤筹饷，责令粤商各行担任台炮经费。时商会尚未成立，由总商岑敬舆将经费分令七十二行担负，故名称相沿至今。实则当时已不止此数，其无力者，未有列入也。（宣统《番禺县续志》卷十二“实业志”）

《番禺县续志·实业志》指出：“七十二行之名，系因光绪间大学士刚毅来粤筹饷，责令粤商各行担任台炮经费。”此说可与罗啸翺《粤省七十二行商报发刊辞》相印证。“台炮经费”一说略嫌狭窄，可能用“海防经费”更合适。

《实业志》作者是清末民国番禺文人邬庆时。他曾汇刻“半帆楼丛书”，内有《番禺末业志》一卷，经核对，与《番禺县续志·实业志》“工商业”部分几乎相同。邬氏内心仍认为工商乃是“末业”，故在自己的文集中恢复原名。他一生主要生活于民国时期，国家政权需要经济发展来维持合法性，增加税收与就业，鼓励企业家创造更多“末业”几乎成为国策。选择与时代对抗，需要些许勇气。

邬庆时《南村草堂笔记》封面

“七十二行”联合体的能量

以中国幅员之大、人口之众，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从来都十分重要，从不“过时”。自古以来，中央对地方的金钱、实物需索，多实行“鞭打快牛”政策，“能者多劳”的恭维话背后藏着冷酷计算。刚毅南下，冲着江苏（含上海）、广东而来，正是这种思路的继续。

晚清时期有些报刊大胆披露，使央地矛盾表面化。刚毅南巡，目的就是搜刮，督抚表面顺从，暗中抵制。刚毅被迫亲自动手，越过督抚司道，直接动员商人群体筹款。然而，筹款目的并没有顺利达成，始料所不及的是催生了广州“七十二行”商人联合体。这个联合体，透过“九大善堂”、粤商自治会等机构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使1904年成立的商务总会（总商会）成了“跛脚鸭”，无法代表商界，这可能是清末民初粤省独有的现象。

1906年，中国收回粤汉铁路路权，张之洞、岑春煊的设想是官办或官督商办，七十二行商人则主张商办，以绅士黎国廉为代言人。两广总督岑春煊将黎国廉以“破坏路政罪”系狱。商人群体为营救黎国廉，以“九大善堂”名义迅速集股成功，打消了黎国廉罪名，使粤汉铁路变为完全商办，这是商界对官方斗争少有的“胜利”。七十二行商人关心国事，组织粤商自治会，希望能参政议政，但到广东咨议局成立时，粤商自治会成员被排除在外，显示官场不容许商界参政，商人群体由此对清廷极端失望。武昌起义后，七十二行商人迅速倒向革命，辛亥广东和平光复，有相当功劳要记在商人群体账上。刚毅南巡，似乎是偶然事件，但却催生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在后来又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史语所学者何汉威有长文论述刚毅、铁良两次南巡，赵思渊、范金民对1899年刚毅江苏清赋已有深入研究。至于他的广东之行，何汉威着眼点在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邱捷的七十二行相关研究以刚毅南巡作为背景提出，本文或可看作是两者的连接。

陈晓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