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渡田跡”石碑在原址被顺利安置。

　　当一块石碑被精心镌刻上文字与图案，用以纪念传世功勋、标注地理沿革、记录历史事件时，它便挣脱了“普通石块”的身份，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它更悄然融入一方水土的经济脉络与民俗风情，成为时代文化肌理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检察机关助力人们从沉默的石碑中探寻历史密码的故事，还要从广东省大埔县百侯镇松柏坑村讲起。

　　2019年，松柏坑村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村口矗立着一通古碑——“劉曹禁碑”，这是一件承载着古人生存智慧与朴素生态意识的珍贵文物。此碑立于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季冬吉旦，碑文以掷地有声的禁令为山林保护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生态红线，明确禁止滥伐山林、破坏植被。碑上“勒石嚴禁，永垂不朽”八个遒劲大字，不仅是禁令的庄重宣告，更饱含着对后世子孙的殷切期望——愿这份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守护之情，能跨越时光、代代相传，成为永不磨灭的印记。

　　然而，在一次古石碑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中，检察官们第一眼看到“劉曹禁碑”时，它却被随意弃置在小路边，碑身布满尘土、落叶、污渍与水痕，风雨早已将碑上的刻字磨蚀得模糊难辨。

　　痛心之余，一连串疑问涌上检察官的心头：这块石头是什么？有价值吗？谁该管它？最重要的是，法律能做什么？2025年3月，我院迅速对百侯镇辖区内多处石碑进行摸排，发现其余几处石碑也面临着相同的处境，它们有的断裂缺角、有的布满裂痕，有的被筑成墙基、砌成台阶。最棘手的是，此时距离群众第一次向相关部门提供石碑被弃置的线索，已经过去一年有余，但相关管护主体仍未明确，保护工作陷入僵局。

　　我院依法立案后，首先便遇上了一道难题：这些石碑均未被列入定级保护文物名录，谁来承担保护的责任、该用何种方式开展保护——这些关键问题的答案，一时竟不知从何处探寻。为破解困局，我院联系了大埔县博物馆的专家，围绕石碑的历史渊源、艺术特色及社会价值认定方式等问题，展开多轮深入研讨。不仅如此，我们还专门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文物领域专家担任听证员，共同为古石碑保护“把脉问诊”。听证会上，一位文物专家凝视着石碑的照片，忍不住叹息：“可惜啊，太可惜了，这些年我看到太多被忽视的文物，每消失一件，就意味着一段历史有了缺口，再也补不回来了！”专家们言语间的沉重、眼神中的哀伤，像重锤般敲在每个人心上，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守护这些已然斑驳的石碑，刻不容缓！

　　随后，我院委托文物专家出具专业意见，明确了“劉曹禁碑”等石碑的文物价值。其中，“劉曹禁碑”对清代大埔司法实践的研究具有一定价值，它不仅能够佐证清代客家宗族通过民间法调解资源纠纷的自治实践，更是研究清代粤东地区民间纠纷调解机制、宗族关系及生态保护意识的重要实证。

　　带着文物专家的专业鉴定意见，我院向相关部门制发了检察建议。一场场关于石碑保护方案的研讨、一次次对细节的反复打磨，所有的付出与努力，只为让检察建议真正成为撬动协同治理的杠杆。在方案落实的过程中，让我们感触最深的，是当地村民对石碑保护意识的转变。起初，村民们对这些石碑并不在意，但听了检察官对文物保护相关法律知识的讲解后，他们终于明白，这些沉默的石碑，原来是家乡历史的“活化石”，是值得代代守护的文化根脉。为此，村民们自发组织筹款修复石碑，并成立保护小组。此后，“两渡田跡”石碑在原址被顺利安置，得到了妥帖的管护。

　　当司法保护的刚性力量，遇见乡土守护的淳朴热情，双向奔赴之下，那些被丢弃的石碑终于有了温暖的归宿。我们欣喜地看到，在检察建议的推动下，一场多方联动的文物保护行动有序展开：镇政府牵头统筹，县文保部门提供专业技术支持，村民主动参与日常管护，各方同心协力，推动“劉曹禁碑”等3处石碑安全入藏县博物馆，纳入后续展览与研究计划。这份跨越时空的守护，是对历史文化最好的告慰。

　　百侯镇的故事并非个例。在古石碑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推进过程中，我院还办理了督促保护三河镇“拱极门”石碑行政公益诉讼案。三河明代古城筑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拱极门”石碑是明代古城北门的重要构件。虽然“拱极门”已经被毁，但遗留下来的石碑仍然具有研究价值。和百侯镇的石碑一样，“拱极门”石碑保护的相关线索，也是由热心群众提供的，在检察公益诉讼监督下，它被纳入保护范畴，被县博物馆安全接回了“家”。

　　每一块石碑都不是普通的石头。它们是散落人间的历史碎片，是亟待守护的客家文化符号，更是连接过去与当下的文脉纽带。而检察公益诉讼，就像是一把在风雨中撑起的伞，为沉默的石碑发声，为失落的文化根脉寻路。一枚检徽承载的千钧使命，与几百年前的古老石碑，就这样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场对话里，藏着对历史的敬畏，对文化的坚守，更彰显着检察人守护文明薪火的初心与担当。

　　（作者单位：广东省大埔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