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新泰市宫里镇西柳村有一个文化主题公园名叫和圣园,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这个公园占地面积108亩,以春秋时期鲁国大夫柳下惠为主题,建有和圣像、和圣湖等核心景点,形成江南园林与北方地域文化相融合的布局特色。

　　在中国古代贤哲的璀璨星河中,柳下惠的形象,宛如一枚独特的徽章,其上镌刻着“坐怀不乱”四个大字,历经千年传诵,几乎成为道德完人与正人君子的图腾。然而,这位备受孔孟赞誉的“和圣”,其真实的人生轨迹究竟是啥模样?那则脍炙人口的道德轶事,是铁凿的历史事实,还是后世精心构筑的伦理寓言?在漫长的时光长河里,他的身影又是如何被不同时代的力量不断涂抹、重塑,乃至奉上神坛或搁置一旁?此刻,让我们拨开重重迷思,汇集典籍的残章与民间的回响,重新踏入春秋鲁国的历史烟云,去探寻一个更为立体、复杂而真实的柳下惠,还原其生平际遇、思想内核与身后那部起伏跌宕的接受史。

　　□孙晓明　孙辰龙

柳下惠的

生平本相探微

　　柳下惠(前720年—前621年),姬姓,展氏,名获,字禽,又字季,乃鲁国宗室后裔,鲁孝公五世孙。其父展无骇为鲁隐公时司空,因军功受赐以祖父公子展之字为氏,始有展氏。柳下惠一生官至鲁国“士师”,执掌刑狱,虽仅为中级官员,却以恪守周礼、道德高尚著称,成为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典范,甚至被清代学者刘逢禄誉为孔子之前鲁国唯一的“圣与仁”者。

　　关于他的出生,清代孔府档案中保存的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礼部批文《和圣世纪》记载甚详:柳下惠生于“周平王之五十一年(前720年),实鲁隐公三年辛酉冬十一月十八日也,降生时室有鸣响,三人惊异之。”这一日期与民国《展氏族谱》所载吻合,具有较高可信度。而其卒年,《和圣世纪》明确记为鲁文公六年(前621年)十二月三日,享寿百岁。尽管另有古籍称其九十三岁而终,但官文书的权威性使“百岁说”更为学界所接受。

　　其故里所在,历来众说纷纭。据《展氏族谱·世系》记载,他“生于故县,长于堰头”。故县村在今山东兖州西北,古称乘丘,春秋时即为鲁地；堰头村在其附近,虽今名始于明代,但族谱称柳下惠后人世代居此,可能借后世地名追述古事。此外,山东新泰柳里、肥城展家洼等地也有“和圣故里”之说,多系后世族人迁徙附会而成,不足为凭。历史地理学者综合判断,兖州故县一带为其真实故里的可能性最大。

　　柳下惠的仕途始终与“士师”一职紧密相连。《论语·微子》明确记载“柳下惠为士师”。此职在周代属司寇之下,主管诉讼刑狱,有权依法判案甚至执行刑罚,虽爵位仅为下大夫,但地位关键,可近君议事。湖北张家山汉简《柳下季为鲁君治狱》的出土,证实鲁君曾亲自听取其判案意见,并赞其“当哉”。然而,正是这样一个需要铁面无私又易得罪权贵的职位,让坚守原则的柳下惠一生坎坷。关于其是否拥有“柳下”食邑,学界多倾向否定。汉代高诱、赵岐等早期注家皆认为“柳下”为其居住地或号,唐代以后方有“食采柳下”之说,恐系后人增饰。

　　其墓葬所在更是扑朔迷离。河南濮阳、山东兖州高庙、新泰南汶西村等地均有“柳下惠墓”传说。兖州故赵村据族谱称为其初葬地,但可能早为空冢；新泰之墓则自明嘉靖后才见于方志,或为后世族人修建的纪念冢。真实墓址已湮没于历史,但各地遗迹恰恰反映了后人对其追思之广,祭祀之诚。

从“庇护寒女”

到“坐怀不乱”

　　“坐怀不乱”的故事,堪称柳下惠最为人熟知的道德传奇,甚至成为中华文化中“慎独”与“不欺暗室”的象征。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描绘得最为生动:“夫柳下惠夜宿郭门,有女子来同宿,恐其冻死,坐之于怀,至晓不为乱。”这一场景充满戏剧张力,将柳下惠的仁心与定力刻画得淋漓尽致。

　　然而,若追溯源头,这一故事实为后世层累建构而成,其演变轨迹清晰可辨。最早可溯至《诗经·小雅·巷伯》毛亨传。其中记载,鲁国有一男子独居,暴风雨夜邻居寡妇屋坏求宿,男子闭门不纳。寡妇隔窗质问,男子答道:“吾闻之,男子不六十不闲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纳子。”并反问:“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妪不逮门之女,国人不称其乱。”此处“妪”意为温暖、庇护,“不逮门之女”指无处投奔的女子。毛传仅言柳下惠曾温暖救助受冻女子而未遭非议,并无“坐怀”的具体情节,重点在于引述此事作为道德参照。

　　至汉代《孔子家语·好生》篇,记载略有扩充,但仍未脱离毛传的基本框架。真正将“坐怀不乱”故事丰满并定型的,是后世文人对柳下惠人格的想象与推演。清代学者卢文弨、陈奂等曾试图从《荀子·大略》“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一句中寻找源头,但该句原意是称颂柳下惠安于贫贱、衣着朴素与守门人无异而心志高洁,与男女之事无涉。唐代杨倞早已正确注释为“言安于贫贱,浑迹而人不知也”。可见,“坐怀不乱”的情节很可能是后人误读《荀子》文句,再结合《孟子》中“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的比喻,逐渐敷衍附会而来。

　　为何此故事独独附会于柳下惠?深层原因在于其人格基底完全承载得起这一“光环”。《论语》《孟子》等经典早已奠定其“和悦坦荡”“直道事人”的圣贤形象。他长期仕途困顿却能“不怨不尤”,面对浊世而自信“尔焉能污我”,这种强大的人格定力与道德自信,为“坐怀不乱”的文学想象提供了坚实的人格底本。民众与文人愿意相信,也只有柳下惠这般“言中伦,行中虑”的君子,方能经得起如此极端的道德考验。因此,“坐怀不乱”虽可能非历史真实,却是其道德精神的文学化浓缩与象征,是中国人对理想人格的一种浪漫表达。

柳下惠的

“三黜”人生

　　柳下惠的仕途充满坎坷,古籍屡言其“三黜”。《论语·微子》直书:“柳下惠为士师,三黜。”面对他人劝其离鲁的言论,他慨然回应:“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此话不仅体现其对现实的清醒认知,更透露出对故土的深情与原则的坚守。所谓“黜”,并非完全罢免,更多指压抑与不得升迁。终其一生,他官阶难进,抱负难展。

　　他的事迹散见于《左传》《国语》等先秦文献,虽零星却光彩夺目,勾勒出一位恪守礼法、敢于直谏的贤臣风骨。公元前634年,齐军伐鲁,柳下惠授计展喜,以齐鲁先祖“世世子孙无相害”的盟誓为依据,劝退齐师,展现了以礼止战的外交智慧。当执政大夫臧文仲因海鸟“爰居”栖于城门而欲行祭祀时,柳下惠严词劝阻,系统阐明“圣王制祀”须以功德为准的原则,其言深中礼义,令文仲诚服认错。在宗庙祭祀中,他坚决反对将鲁僖公之位升于闵公之上的“逆祀”行为,捍卫了昭穆有序的礼制根本。而“岑鼎明信”一事尤为彰显其品格:齐国索要鲁国重器岑鼎,鲁君以假鼎应付,齐人指明须柳下惠作证方认。柳下惠坦言,不能以个人信誉为代价成全国君之私,终使鲁君送出真鼎。其信誉之重,竟能取信于敌国。

　　这些事迹共同描绘出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一位仍竭力守护周礼价值、坚持直道、不惧权威的士大夫形象。孔子曾为其不平,批评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然而,柳下惠仕途困顿的根源或许更为深刻:他所恪守的周礼宗法,在春秋中期已渐显僵化,而鲁国新兴势力如“三桓”更重现实利益。他的坚守固然高尚,却与时代潮流渐行渐远,其政治失意实为时势使然。

“和圣”形象的

多维解析

　　柳下惠被后世尊为“和圣”,绝非仅因“坐怀不乱”的轶事,而是其整体人格所辐射的多维道德光芒。孟子对其推崇备至,在《万章下》与《尽心下》中多次评述,将其与伯夷、伊尹、孔子并列,称其为“圣之和者也”,并精辟概括其风范:“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此处的“和”,并非无原则的调和,而是指其性情温和坦荡、待人宽厚,能在任何境遇中保持内心的从容与平衡。

　　其品格可从以下维度透视:和而不同,直道为本。他的“和”建立在“直”的基础上。待人虽宽,然与权贵论理则锋芒毕露,批评臧文仲、夏父弗忌毫不留情。他坦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明知可能碰壁仍择善固执,这是一种有风骨、有原则的“和”。

　　宠辱不惊,恬淡自守。屡遭压制(“三黜”),久居下位,却能“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他人劝离,他却安然留鲁,自信“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这般内心的定力与自足,正是道德修养臻于化境的体现。

　　眷恋故土,情深母邦。相较于七十余年后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灵活,柳下惠对鲁国的眷恋更为执著。他将个人仕途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不愿为求显达而背离父母之邦,其情感成为后世爱国精神的重要源泉。

　　诚信立身,名重天下。“岑鼎”一事是其诚信的最佳注脚。他将个人信誉视若不可割让的“国土”,其诚信甚至能作为敌国之间的担保。其妻在诔文中亦赞“夫子之诚信,与人无害兮”,可谓知夫莫若妻。

　　智仁兼备,知行合一。他并非空谈道德的迂儒:退齐师展现外交智慧,议祀典显示礼制深养,治狱案体现执法之能。其道德言论皆根植于具体实践与对礼制的深刻理解,故孔子赞其“言中伦,行中虑”。

　　正是这些复合而立体的品格,使柳下惠超越了“坐怀不乱”的单薄形象,成为一个丰满的道德典范。清代学者刘逢禄所谓“在鲁言鲁,前乎夫子而圣与仁,柳下惠一人而已”,虽言辞绝对,却道出了其在孔子之前,作为鲁文化道德标杆的独特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