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国经营网

中经记者 郝亚娟 张漫游 上海 北京报道

近期，多地城商行股权密集调整引发行业关注。在经济结构转型与金融供给侧改革持续深化的背景下，区域银行股权结构的重塑，正成为观察地方金融生态演进与国资布局优化的重要窗口。

近期，绍兴银行、贵阳银行（601997.SH）等机构相继披露重要股东变更，其背后既是监管强化股权管理、推进金融稳定的大背景，也是地方国资加快优化资本布局、推动银行治理体系升级的缩影。

《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前中小银行普遍面临息差收窄、资本补充压力增大等挑战，股权结构的重塑正成为区域金融生态重构的重要一环，为银行补充资本、完善治理、强化产业协同、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供了关键支撑。

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日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发布《关于绍兴银行变更股权的批复》，同意绍兴市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受让绍兴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绍兴银行38279.3925万股股份。受让后，绍兴市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绍兴银行38279.3925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10.82%。绍兴银行2024年年报显示，绍兴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该行第四大股东。

根据相关规定，银行若发生持有资本总额或者股份总额5%以上股东的变更，必须事先获得监管机构批准，对于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的股权转让行为，监管机构有权依法申请强制执行，确保股权变更合规有序。

同期，贵阳银行亦发布公告，其持股4.21%的股东贵阳市工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阳工投”）的股权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变更前，贵阳工投控股股东为贵阳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贵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贵阳工投与贵阳银行第一大股东贵阳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以下简称“贵阳国资”）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变更后，贵阳工投控股股东将变更为贵州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贵阳工投将不再与贵阳国资构成一致行动关系。截至2025年11月22日，贵阳国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贵阳银行的股份占总股本的19.9984%。

股权变动将如何影响银行自身？星图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言指出，股权变更对银行经营的影响多元且深入。新股东的加入会带来不同经营理念和战略方向，可能推动业务布局调整与管理模式优化，但也可能因股东分歧导致决策效率降低，影响运营稳定。这种变更直接影响银行资本实力，有助于提高资本充足率与抗风险能力。同时，银行需及时更新股东信息并重新评估自身稳定性，这可能影响其对客户的授信政策。而稳定的股权结构则有利于保持治理延续性与战略持续性，从而提升品牌形象与市场信心。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告诉记者，股权变更核心影响在于治理与战略。其积极意义在于，通过将股权从传统的城投类平台，划转至专业的产投或金控平台，能有效提升银行的治理现代化水平，减少非专业干预，并依托新股东的产业背景，实现从“通用信贷”向“产业金融”的专业化、特色化转型。但需警惕，若划转仅是形式，左手倒右手，未伴随经营机制的实质性转换，则难以真正激发银行活力。

田利辉指出，这种股权的集中或变更是国资体系内部优化，试图简化管理层级、强化专业化整合，故而动因是“布局优化”与“治理提升”。核心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地服务区域实体经济，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这背后的驱动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政策驱动，落实监管对股东资质管理和风险隔离的要求；二是国资改革驱动，地方政府旨在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构建更为清晰高效的“国资运营—产业投资—金融支撑”闭环生态。

“银行的股权集中或变更主要由政策、市场与银行自身因素共同驱动。”薛洪言表示，2023年9月国务院国资委发布的《国有企业参股管理暂行办法》要求国企聚焦主业，促使不少央企转让非核心金融股权。同时，中小银行普遍面临息差收窄、营收下滑、上市进程缓慢等困境，自身资本充足率偏低，亟须补充资本。严格的股东资质监管使符合要求的接盘方有限，资金实力雄厚且肩负地方金融稳定职责的地方国资因而成为主要的、可行的承接力量。

行业报告与学者研究也印证了这一趋势。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全国农村中小银行机构行业发展报告2024》指出，要推进机构改革转型，系统完善公司治理。在公司治理方面，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全过程，不断完善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为主体的公司治理架构，健全股东股权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体系，提升股权穿透管理能力，加强股东行为监测和规范管理。

重庆理工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邓秀媛撰文指出，中小银行股东股权结构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成为影响其公司治理水平的关键因素，对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营形成潜在挑战。针对这些问题，整体监管趋势是股东准入机制更加严格、股东约束机制明显强化、信息披露机制越发健全、风险隔离机制日益完善。

地方国资股权划转成趋势

在区域金融生态重塑的过程中，地方国资之间的股权划转与整合，已形成一股明显的趋势浪潮。

薛洪言表示，地方国资之间的股权划转与整合浪潮，是当前金融改革与区域金融生态重塑的关键环节。这远非简单的“国资接盘”，而是伴随着银行改革化险与结构性重组的深层变革。此举直接优化银行股权结构，注入资本改善其资本充足率，并通过国资信用降低融资成本。更深层次来看，国资介入在战略层面重新规划了银行发展路径，通过资源联动为银行创造业务协同机会，系统性提升地方金融体系的稳健性与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薛洪言进一步分析，地方国资调整对城商行持股结构，是基于一套连贯的战略考量体系。最直接的出发点是提升银行资本实力，解决其资本充足率偏低的紧迫问题。在此基础上，优化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使经营更规范以提振市场信心。国资入股还能显著降低银行融资成本，缓解其资本补充压力。此外，国资能为银行导入地方重点项目与产业资源，形成良性互动。最终，这一切都服务于地方政府支持本土金融发展、重塑金融生态，从而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的战略意图。

在田利辉看来，地方政府正从过去依赖“土地财政”与“城投融资”的旧模式，积极转向探索“股权财政”与“金融赋能”的新路径。地方国资通过“规划引领、机制管控、工具落地、考核倒逼”四维闭环，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让地方金融血脉更精准地流向实体经济的主动脉与毛细血管。

田利辉分析，地方国资对城商行持股结构进行调整顶层考量是“三位一体”的。一是战略协同，让银行从“地方的提款机”转变为“产业的助推器”；二是资源优化，将分散的金融股权集中管理，形成聚合效应；三是风险化解，通过理顺股权关系，避免潜在风险向金融体系传导，筑牢区域性金融稳定的防火墙。地方国资通过优化持股结构，强化对城商行的战略引导，推动其服务地方实体经济并提升资本运营效率，这既符合“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国家战略，也契合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

东方金诚金融业务部高级副总监朱萍萍指出，基于金融稳定以及服务实体经济与地方发展的需要，城商行、农商行国资持股比例上升或将成为一种行业趋势。同时，目前地方中小银行不良贷款率偏高，出于中小企业改革化险的需求，未来国资持股比例亦会持续增加。

朱萍萍表示，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我国中央政府不断强调的重要任务。因此，各地国资增持银行股权也是维持地方金融稳定的重要举措，继而响应国家维护金融稳定的政策要求。在此背景下，未来城商行的股权结构将趋向于国资股东集中化，部分省份也可能推动区域金融资源的整合，对城商行进行合并重组，以此提升地区银行的市场竞争力和公司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