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八年(1085)六月,苏轼奉旨知登州(烟台蓬莱区)军州事,再次踏上了齐鲁大地,于十月十五日抵达登州。没想到新旧党争导致朝廷风云多变,到任仅仅五天,苏轼又接到了进京担任礼部员外郎的任命,他途经青州、济南、郓城回京师,于是有机会第二次途经济南。

　　□张向阳

批评王安石“说梦话”

　　这次在济南停留时,苏轼到章丘龙山镇看望时任龙山监税的宋宝国,他是北宋著名诗人宋祁之子,宋祁有“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名句。宋宝国非常崇拜王安石,将王安石所书《华严经解》示之,并请苏轼为之作跋。苏轼与王安石虽然政见严重不合,但都精于佛学,两人对此还有强烈的共鸣,苏轼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某到此,时见荆公,甚喜,时诵诗说佛也。”与王安石谈禅论诗,让苏轼感到非常愉悦。王安石虽对“三苏”意见很大,但也赞叹苏轼才华:“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于是,苏轼便为宋宝国作《跋王氏华严经解》一文,跋文中记有“予过济南龙山镇,监税宋国宝出其所集王荆公《华严经解》相示”。苏轼在这篇跋文中并未推赞王安石的著作,反倒是不留情面地批评他并未真正了悟佛法,强分“佛语”与“菩萨语”是在梦中说话,“若一念清净,墙壁瓦砾皆说无上法,而云佛语深妙,菩萨不及,岂非梦中语乎?”

古寺发现苏书碑刻

　　最值得一提的是,苏轼在长清留下的《齐州长清真相院舍利塔铭》,这通碑刻现藏于济南市长清区博物馆。

　　1965年长清县粮油加工厂修路时,意外挖出一批文物,其中有刻石《齐州长清县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并引》一方。原来,这里是佛教寺庙真相院旧址,真相院在宋代是长清的名刹,修路时舍利塔地宫被打开了。这块塔铭青石质,碑面磨平抛光,长83厘米、宽62.5厘米、厚12.5厘米,楷书,有22行,满行25字,共479字。碑刻为苏轼手书,碑文为小楷,记载舍利塔及地宫瘗藏圣物,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关注。因封存地下800多年,免遭风雨侵蚀和战乱破坏,石碑保存完好,刻工精细,字字清晰,内容文辞优美,禅机毕现。苏轼长于行书、楷书,他的书风在朴素平实中蕴含着汪洋恣肆的气韵,这通碑刻线条敦厚饱满,用笔丰腴跌宕,结体自然率真,字字珠玑,形成“淳古遒劲”“气势欹倾而神气横溢”的气韵,完美保存了苏轼书法的真实面貌,为苏书中逸品,堪称其传世小楷的代表作。

　　这块碑是怎么来的呢?1085年底,苏轼经过长清县时,真相院住持法泰邀请他到寺中一叙。苏轼来到寺中,得知法泰所建十三层砖塔(名全阳塔,当地俗称长清塔,又名东坡宝塔)未有瘗埋之物,有意将苏辙所藏的释迦舍利捐献出来,为已过世的父母祈求“冥福”。法泰听后非常高兴,随后,苏轼急忙赶赴京师上任。

　　两年后,元祐二年(1087),法泰到京城(今开封)找到苏轼,祈请舍利,并请苏轼撰写塔铭。为了表达对佛法的虔诚和对父母的敬重,苏轼郑重地用小楷写下《齐州长清县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并引》,然后又赠法泰“金一两,银六两,使归求之众人,以具棺椁”(《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并叙》)。

　　法泰回来后,请工匠将苏轼所书塔铭刻于石上,盖在释迦舍利石函上,安置在全阳塔下的地宫内。法泰去世后,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真相院的继任主持文海也据苏轼书迹复刻石碑一块,并将这块复刻品砌于塔身底层。几百年来,慕名拜谒传拓者络绎不绝,复刻品字迹多面目全非、漫漶不清。所幸地宫保存的原刻重见天日,这块传世名碑让宝贵的苏书真迹再焕光彩。

　　在长清还有一段苏轼与灵岩寺的传说。宋代元祐八年,五十八岁的苏轼已回到京城任尚书礼部郎、端阳殿学士。这年八月,他奉命下齐州祀东岳泰山,到了灵岩寺。相传,苏轼酒后醉卧在灵岩寺西二里接官亭下的黄茅岗,诗兴大发,吟道:“醉中走上黄茅岗,满岗乱石如群羊。岗头醉倒石作床,仰观白云天茫茫。歌声落谷秋此长,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今天,这块诗碑仍保存在灵岩寺千佛殿东侧的汉柏下。不过,有学者认为这首诗实为苏轼任徐州太守时写的《登云龙山》,但“满岗乱石如群羊”的描写却很符合灵岩寺黄茅岗的地貌特征。

与孔门后裔交谊

　　济南还有一些与苏轼碑刻有关的记录,苏东坡游览舜井时,曾全文抄录老师欧阳修的《舜井歌》131个字,并在泉畔刻石纪念。三百多年后,明代晏璧在《济南七十二泉诗并序》中介绍名泉与名人时,还特别讲述了这段动人的师生情谊和爱泉佳话。

　　在平阴县东阿镇铁杨村珍藏着一通《荐诚禅院罗汉浮图记碑》,此碑原为宋代石碑,为苏轼所撰,原碑因兵火战乱损毁无存,金正隆二年(1157)由禅院住持德进重刻,将苏轼原记与新增附记合刻为现存碑体。碑全高1.58米,宽0.72米,圆首方趺,碑额篆书“荐诚禅院罗汉浮图记”九个大字。

　　该碑首行刻“郓州东阿县荐诚禅院五百罗汉浮图记”,次行书“兰台苏轼子瞻”。碑文中记录僧人应言曰:“像已成,请为我记之。”附记中有“昔祖师言公尝建罗汉像于正殿乞苏公学士为之记”等字,印证了“罗汉浮图记”确为苏轼撰写无疑。

　　此外,莱芜区苍龙峡附近的摩崖石刻有“醉翁”二字,丰满遒劲而又灵动,颇有苏轼书法风范,清末进士张梅亭曾来到这里观赏,发出“空闻坡老石”的感叹,故传为苏轼所书。此外,济南龙洞山锦屏岩北石壁上,古寺圣寿院遗址的摩崖石刻有“敕龙洞圣寿院”六个大字,传为苏轼所书。

　　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苏轼任徐州知州期间到所辖滕县视察了知县范纯粹(范仲淹第四子)修葺一新的县衙公堂吏舍,挥笔写下了著名的《滕县公堂记》,又写下《滕县时同年西园》一诗,赞扬了好友范纯粹的廉洁与务实,现存于滕州墨子故里博物馆。其碑额五个篆书大字“滕县公堂记”是苏轼存世少有之书,因石鼓文大篆的影响,充满金石气,黄庭坚评论:“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第一。数百年后,必有知余此论者。”

　　济宁还有一地值得爱好苏东坡书法的粉丝“打卡”——曲阜珍藏着90余件苏东坡的书法碑刻。曲阜孔庙,在东西各163米的长廊空间,深藏着书法史上举足轻重的书法丛刻《玉虹楼法帖》,共编刻东汉到清代195位书家的596件书法遗迹,摹刻于清乾隆中晚期。宋代皇家《淳化阁帖》和清代《三希堂法帖》均为宫廷丛帖,《玉虹楼法帖》则是民间集成的大型丛帖之最。因为是末代衍圣公孔德成的两个姐姐孔德齐和孔德懋出嫁时的嫁妆,又被称为“孔府的嫁妆”。

　　《玉虹楼法帖》收藏90余件苏轼书法作品,其中包括孔子46代孙孔宗翰题跋的苏轼书法碑刻《古庵铭》《苏轼黄州寒食诗二首及黄庭坚跋》等珍品,堪称苏学研究宝库。其中50余字的苏轼书法碑刻《古庵铭》,出自其任徐州知州期间,作于熙宁十年(1077)十二月,全文如下:“孔公之堂名虚白,苏子堂后作圆屋。堂虽白矣庵自黑,知白守黑名曰谷。谷庵之中空无物。非独无应亦无答,洞然神光照毫发。”文中的“孔公”指孔子第45代孙孔道辅,他在担任徐州知州时,建造了“虚白堂”,苏轼到任后,在堂后盖了一间圆草屋,并命名为“谷庵”。“虚白”乃取虚室生白之谓,一取《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吉祥止止”之意；二是向唐朝大诗人白居易致敬。白居易曾建堂并赋诗《虚白堂》:“虚白堂前衙退后,更无一事到中心”。题跋者是继苏轼任密州知州的孔宗翰,他是孔道辅的次子,与苏轼交情甚笃。这篇铭文及孔宗翰的题跋,成为一件见证苏轼与孔门后裔交谊的珍贵文物。

济南人仗义

　　苏轼与济南人有缘,与他在密州一起寻找杞菊充饥的助手刘庭式,就是章丘的名贤。苏轼曾写《书刘庭式事》一文,赞颂刘庭式中进士后不离不弃盲女并与之白头偕老的感人故事。在未中进士之前,刘庭式在乡下老家与一女子有了婚约,不过尚未送聘礼订亲(按古代的礼制,不能算订婚)。后来,刘庭式考中了进士,但那个女子却因病双目失明了。由于女方家里以耕种为生,家境贫穷,就不敢再向刘庭式提婚约的事。也有人劝刘庭式娶盲女的妹妹为妻,刘庭式听后答道:我的心已经许诺给她了,即使失明,怎能违背我的初心呢?于是,刘庭式最终娶盲女为妻,婚后两人十分恩爱。在调任密州通判后,他把盲妻接到了任所。后来,盲女在密州去世,刘庭式十分悲伤,一直不肯再娶。

　　有一次,苏轼问刘庭式:“哀生于爱,爱生于色。子娶盲女,与之偕老,义也。今君爱从何生,哀从何出乎?”世俗观念以貌取人,认为爱情源于外在美色,失去美色则爱消哀散。刘庭式回答说:只是因为我知道死去的是我结发妻子而已,她眼睛好是我的妻子,眼睛不好也是我的妻子啊!如果我因她容貌俊美才生爱恋之意,因对她有爱恋之意才生哀痛之情,那么随着她逐渐变得年老色衰,我对她的爱恋之意就会越来越少,她死后也就不会有哀痛之情了。如果那样的话,那些站在大街上挥舞衣袖、用眼神挑逗男人、卖弄风流的女人,岂不是都可以娶作妻室了吗?苏轼听了刘庭式的这番话后,深为赞叹:“子功名富贵人也。”

　　由于苏轼在当时文坛和政坛上的重要影响力,刘庭式遵约守信、不负盲女的事迹很快随着苏轼的这篇文章不胫而走,这一爱情故事被传为美谈。直到今天,章丘民间还流传着刘庭式的故事,赞扬他高风亮节、对信义责任的担当。

　　“苏门后四学士”之一李格非为章丘明水镇人,他有一个女儿名气更大,就是婉约词派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的李清照。李氏家族世代为书香门第,李格非生长在泉水叮咚的百脉泉畔,他主张“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强调真情实感。《宋史》和《济南通史宋金元卷》记载: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苏轼”。苏轼非常看重李格非,双方建立了密切的师生之谊,不仅彰显其不同凡俗的学识,也反映了两人非同一般的关系。他们常有诗词来往。元丰六年(1083),苏轼被贬谪到黄州,李格非不远千里前往拜访,苏轼惊喜交加,大为感动。因为性情耿直,李格非也受到苏轼牵连。苏轼被贬官至惠州后,章惇命李格非任检讨官编写《元祐时章奏》,以打击元祐旧臣,李格非拒不任职,因而被外放为广信军通判。崇宁元年(1102)七月,朝廷将司马光、苏轼等人列入“元祐党籍”,李格非也在其中被罢官。过了两年,朝廷再定“党人”,李格非仍在其中。直到1106年,李格非才获得赦免。

　　苏轼在《寄李格非》诗中写道:

　　与君相识久,情谊两难忘。

　　共赏山川秀,同吟岁月长。

　　风雨同舟渡,悲欢互诉肠。

　　相思无尽处,书信寄安康。

　　通过回忆两人共同的美好时光和在困难时的相互扶持,苏轼表达了对李格非深厚的友情,“济南人仗义!”